郭冲，凉州金城（今甘肃临夏）人，魏末晋初大臣，东安太守郭智之子。

《蜀记》：晋初，扶风王司马骏镇关中，司马高平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谭者多讥亮讬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为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功业未济，论者惑焉，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宝等亦不能复难。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臣松之以为亮之异美，诚所原闻，然冲之所说，实皆可疑，谨随事难之如左。

《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裴松之注引《蜀记》载郭冲五事，详辩其非。然五事亦得此而流传，并被后世《三国演义》引用，成为脍炙人口的诸葛亮故事。

诸葛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原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着。”难曰：案法正在刘主前死，今称法正谏，则刘主在也。诸葛职为股肱，事归元首，刘主之世，亮又未领益州，庆赏刑政，不出于己。寻冲所述亮答，专自有其能，有违人臣自处之宜。以亮谦顺之体，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未闻善政以刻剥为称。

评：孔明这段话，说得实在大有道理，可称治国明鉴。裴松之以为刘备既在，苛政的名声不应该由孔明承担。但刘备入蜀后，孔明署左将军府事，后来又做丞相。刘备外出，孔明坐镇成都，足食足兵。可见，刘备除军事以外的一切行政事务，都是由孔明带头打理。庆赏刑政，其名虽不出于孔明，其实皆孔明所为，当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法正来谏孔明，正是因为事皆孔明所为，或者说都是孔明出的主意，由刘备来施行，谏孔明正谏在根子上。至于说孔明的回答，有违人臣自处之宜，这个也只是裴松之的揣度。孔明与刘备，君不疑臣，臣不疑君，正是放胆卖命之时，何来顾忌？而且这番话，也可以视为孔明替刘备说的。另外，郭冲的叙述也有不当，“刑法峻急”是的，“刻薄百姓”就用词不当。孔明此时的情形，与子产初治郑国大致相同，老百姓有怨言也是可能的。日子久了，怨言也就没有了。孔明死后，老百姓还怀念不已。

所以，第一件事应该是有所根据的，只是郭冲表述失当。

曹公遣刺客见刘备，方得交接，开论伐魏形势，甚合备计。稍欲亲近，刺者尚未得便会，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须臾，客如厕，备谓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补益。”亮问所在，备曰：“起者其人也。”亮徐叹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忤数，奸形外漏，邪心内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墙而走。难曰：凡为刺客，皆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也。刘主有知人之鉴，而惑于此客，则此客必一时之奇士也。又语诸葛云“足以助君补益”，则亦诸葛之流亚也。凡如诸葛之俦，鲜有为人作刺客者矣，时主亦当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应显达为魏，竟是谁乎？何其寂蔑而无闻！

评：这件事有点玄虚，郭冲讲得神乎其神，把刺客抬得太高，无非说刘备善识才，孔明会相面，刺客很机警。但裴松之的辩驳没什么说服力，全是一派忖度，当时情形复杂，力证其无也难。是人才就必定显达吗？裴松之也太天真了。而魏国刺客之事，史书中也有影子。魏国降将郭循，先想刺杀刘禅，不得手，后来刺杀了大将军费祎。司马昭派邓艾钟会攻蜀以前，也有人献计派刺客入蜀，被谏止。

所以这件事不好确定，可能是郭冲讲错了，也可能真有其事。

诸葛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难曰：案阳平在汉中。亮初屯阳平，宣帝尚为荆州都督，镇宛城，至曹真死后，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耳。魏尝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后，无复有于阳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传云：“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亮尚不以延为万人别统，岂得如冲言，顿使将重兵在前，而以轻弱自守乎？且冲与扶风王言，显彰宣帝之短，对子毁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书举引皆虚。

郭冲三事注记在诸葛亮屯于沔阳之后，郭冲也说“亮屯于阳平”，这两点是相合的，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太和元年，“三月，蜀丞相亮率诸军北驻汉中，使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统留府事。……遂行，屯于沔北阳平石马。”由此可见，诸葛亮在公元227年3月起就在沔阳了，三国时的沔阳在汉中，并不是湖北仙桃那个沔阳，而是在今天陕西勉县。而同年“六月，以司马懿都督荆、豫州诸军事，率所领镇宛。”且不说中间三个月的空档期，即便司马懿在宛，既然他可以以“旬有六日”奔袭450多公里攻灭了新城（合肥）的孟达，前往500公里外的沔阳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比如在太和四年（公元230年）七月，“大司马曹真以“汉人数入寇，请由斜谷伐之。诸将数道并进，可以大克。”帝从之，诏大将军司马懿溯汉水由西城入，与真会汉中，诸将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这一次，魏军主力据说因为连续30天大雨，道路中断作罢，但是没有提及司马懿一支的情况，并且诸葛亮听闻魏军进犯，也前往了汉中驻守：“汉丞相亮闻魏兵至，次于成固赤坂以待之。”根据宋人胡三省记载“赤坂在今洋州东二十里龙亭山坂色正赤。魏兵溯汉水及从子午道入者皆会于成固故于此待之。”

由此可见，诸葛亮与司马懿碰面，既有时间、也有机会，拿不相干的街亭之战论证说司马懿在数千里之外，是不合理的，而且编辑的时候又把原文砍去一段，留下呼应删去部分的最后一段，在此拿回原文，以理顺逻辑：

空城计故事，明显《三国演义》编得要比郭冲说的好，漏洞较少。故事口耳相传，难免以讹传讹。郭冲有可能只是把时间和地点搞错了，裴松之辩的恰是时间和地点上的不可能。诸葛亮与司马懿交过兵，有没有空城计很难说呢。至于“对子毁父，理所不容”，不知司马家这种事儿正自不少呢。

《世说新语》中有许多司马昭兄弟拿父亲名字和人斗口的例子。其一：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其二：钟毓为黄门郎，有机警，在景王坐燕饮。时陈群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皋繇何如人？”对曰：“古之懿士。”顾谓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

诸葛亮出祁山，陇西、南安二郡应时降，围天水，拔冀城，虏姜维，驱略士女数千人还蜀。人皆贺亮，亮颜色愀然有戚容，谢曰：“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于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难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于此众人方知也，且于时师出无成，伤缺而反者众，三郡归降而不能有。姜维，天水之匹夫耳，获之则于魏何损？拔西县千家，不补街亭所丧，以何为功，而蜀人相贺乎？

孔明虽败，但能够活着回来，又收了姜维这个将才，掠夺了许多廉价劳动力，也算有点成绩。蜀人给自己丞相开开心解解闷，也是可能的。孔明那番话也说得极好，他此时是一出祁山败归，出征前虽上了个《出师表》，说明志向，但表是上给后主的，即便在朝堂宣读，闻者也有限。此时再说一遍，让“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也是可信的。

所以裴松之此辩不能说有理。街亭为败，史无讳言。亮亦以此自贬。郭冲则曰“人皆贺亮”，奇哉！

魏明帝自征蜀，幸长安，遣司马宣王督张郃诸军，雍凉劲卒三十馀万，潜军密进，规向剑阁。亮时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险要，十二更下，在者八万。时魏军始陈，幡兵适交，参佐咸以贼众强盛，非力不制，宜权停下兵一月，以并声势。亮曰：“吾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虽临征难，义所不废。”皆催遣令去。于是去者感悦，原留一战，住者愤踊，思致死命。相谓曰：“诸葛公之恩，死犹不报也。”临战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杀张郃，却宣王，一战大克，此信之由也。难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长安耳，此年不复自来。且亮大军在关、陇，魏人何由得越亮径向剑阁？亮既在战场，本无久住之规，而方休兵还蜀，皆非经通之言。孙盛、习凿齿搜求异同，罔有所遗，而并不载冲言，知其乖剌多矣。

郭冲此事讲得离谱，时间地点人物背景都没有搞清楚，所以叫裴松之说着了。但此事重点在孔明讲信用，已决定回川休养的部队，不能因为战事紧而让人家再留下。这与战国信陵君窃符救赵时的作为差不多，应该是一件光彩事，很合孔明的性格。

（1）这五件事，是郭冲讲的不对，还是《蜀记》记载失误，现在都难说了。陈寿、孙盛、习凿齿等史家都不采用它，就是因为它们不可靠。

（2）此人就是一个诸葛牌凉粉，条亮五事早就被裴驳过了，实不足信。“故事能够流传出来，不管有掺杂了多少水分，出现了多少讹误，总归是有个事实影子，才能开始流传”之言，纯属谬论，瞎编谁不会呀，小罗都比他编得圆些；至于“郭冲何许人也，能替孔明编出这样高级的话？按裴松之论事的思路，郭冲有这样的见识，为什么没有显名于晋”云云，往事暂且不论，但看今日军事论坛上有多少人在发表高见，其中多少人被国家重用、多少人值得载入史册，当可知之。

郭冲五事，陈寿着《三国志》不采，裴松之引而辩其非。所以，可信程度是不高的，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