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卿友，1937年生于辽宁海城，著名历史学学者，西北民族大学教授。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有著作《 中国现代史》、《史学概论》、《中国历代少数民族英才传》等。

郭卿友，男，1937年生，辽宁海城市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原任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历史学教授，兼文史研究所所长、科研处处长等职。发表《十三世达赖喇嘛评述》等学术论文30余篇，主编出版《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中国现代史》、《史学概论》、《中国历代少数民族英才传》等著作800余万字，荣获省部级学术奖励5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受聘于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宫，主持《中国民族年鉴》回溯本（1949—1993）编纂工程。199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先生专著《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被史学界人士评价为：“ 研究民国官制的一本好工具书。”该书勇于开拓，推陈出新，综合同类著作之长，对民国时期职官史料进行重新组合。这样，无论每一具体职官制度，还是全书框架结构，都有较强的系统性。在民国这一社会政治动荡的历史时代，曾相继建立过不同类型的政权和军政组织。它们纷繁复杂，政体各不相同，官制、兵制各异，建制极不统一，且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对此，编者从实际国情出发，综观全局，在对职官的总体把握上，将活跃在这一时期政治舞台上的各类政权一并纳入编撰范围内；同时注重对种类国家学说、军政建制理论、官制、官规及其历史演变进行研究，并把这些研究成果输入该书，探求出一种“史论结合”，即职官任免史料与国家学说和官制、兵制理论相结合的志书体例，创造以国家学说和职官建制理论为指导的，采用卷、部、目、条目的构架进行分类分期志述的形式避免了以往职官志书中那种简单而零散的弊端。在编者创立的这个新体例中，依民国时期各类政权的性质划分为卷；在卷内，依军政组织的大类划分为部；在部内，依军政机关的类别和建制的演变分期划分为目；在目内，再依具体时期或特定内容的职官沿革细分为条目。这样，卷、部、目作为其整体结构，条目则为其职官实体，从而体现了编者贯彻史论结合，以官制理论统驭职官史料的原则。该书的这种大框架设计，无疑显示出编者既有微观的历史考察，使各分卷具有相对完整性，又有宏观的理性辨析，构成了全书整体上的完整性。同时，又使各卷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衔接，较好地呈现出全书内容和结构的系统性，且使每一卷、部、目本身的内容各结构也保持了系统性。可以说，该书提出的以论领志，寓志于史，史论结合，统一志述民国时期职官的大框架，在研究方法上和整理史料上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郭卿友，汉族，中共党员。1937年7月生于辽宁海城市。1962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任助教四年。“文革”中蒙冤下放甘肃，先后在省国防工办、省物资局、天水县水利局等基层单位任保管员、会计、赤脚医生。1979年平反归队，调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1991年晋升为教授。曾任西北民族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院科研处处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 甘肃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理事、中国史学会会员、美国纽约C、A、M、A、T特邀会员。发表 学术论文36篇，出版专著4部，荣获国务院、国家民委、甘肃省教委多项奖励，享受国务院 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事迹入选北京大学出版的《北大人》、英国剑桥大学选编的《世界名人传》。

郭先生出生于长白山下，辽水之滨的海城市。他的家族曾是辽南的望族，祖父郭奉龄曾任东 北军的高级参议，骑着高头骏马，驰骋辽东。1925年其族兄发动“倒戈反奉”事件失败后，株连家族，郭先生的父亲和姑母逃亡哈尔滨。郭卿友四岁那年，又失去了母亲，他便寄 养在舅父的家里。舅父是一所日本小学的校役，家境清贫，常常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郭先生说他脚跟上的伤疤，就是童年时代因为没有鞋子穿，光着脚上山打柴而留下的。乡邻可怜 这个没妈的孩子，给他送去人间的温暖。当回忆童年时代时，他用低沉的语调说道：“我是 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的确，他是乡亲们共同的儿子。尽管生活这般清苦，他舅父所在的学校还是为他创造了很好的学习环境。他五岁便上了小学。当时东北是日本铁蹄践踏 下的满洲国，学校施行奴化教育，要求学生穿校服、学日语，纪律非常严格。有一次，他上体育课，在老师喊“立正”时，飞来的蜜蜂把他的脸蜇了。他用手拍打一下蜜蜂。这个小小的动作被老师发现，扇了他一巴掌，并把他踢翻在地。老师命令他立即爬起来，归队站立， 不许擦脸上的血迹。

1948年沈海战役后，他的家乡解放了。郭卿友苦尽甜来，开始了新的生活。1954年，他跨进了张学良先生创办的海城高级中学。先生说他在小学时代喜欢数学，有“数学大王”之誉，敏于几何计算。“土改”的时候，他被请去当“先生”，丈量土地，那年他才10岁。后来，他跳级考上了中学，并逐渐偏向了文科，特别爱好历史、文学。1955年，他首次在《辽宁日报》上发表文章，成为海城市的特约通讯员。

1957年秋季，他以优异成绩踏入了北京大学的校园，开始了大学时代。郭卿友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小学、中学时代，学校管教严格，但学习和生活都很轻松，不感到吃力。我很贪玩，高考前夕，还在跳舞演剧呢!大学时代，一切靠自觉，反而如负重担，活得很苦很累。”他在北大读书五年，可谓夙兴寝寐，风雨无歇。因家庭生活困难，五年来，他没有在街上吃过一顿饭。他嗜书为痴。周末和寒暑假都是在阅览室里度过的。即便上街，也只是到王府井书店看看新书，兜里揣着一个馒头，作为午饭。

北大五年，是郭卿友人生旅途的重要一站。在这里，他不仅接受了中国第一流的高等教育，开阔了眼界，丰富了史学专业的基础，而且深受北大科学民主、独立思考、思想开放、学术自由的校风的熏陶，懂得了为人处事、治学之道，养成了良好的学风。他说，他在大学时崇尚马克思的两句名言。一句是即使是强盗的思想，也要比天堂里的奇迹崇高、伟大”；另一句是“在科学的大道上，没有坦途可走，只有那些不畏艰辛、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他怀念那里的两位师长，一位是校长马寅初先生，另一位是历史系主任剪伯赞先生。他们不仅是中国的一流学者、专家，也是中国现代的民族精神的脊梁。在政治上追求科学民主，在处世上崇尚独立思考，在学术上倡行开放自由，这就是北大的校风。这一校风，对他后来的一生产生了双重影响枣政治多难与学术成功。? 郭先生在学术上初放花蕾是他的毕业论文。这篇论文枣反当时中国史学界流行的传统观点，把战争与和平交叉运行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双轨动力，从人类战争的性质与历史作用相同与相异的论点出发，将拿破仑战争的侵略性与进步性作出了矛盾统一的阐述。这篇论文在北大一炮打响，选入了《北京大学一九六二届优秀论文集》，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大学毕业后，郭卿友以“政治红”、“业务强”，被选拔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任助教，成为一名年轻的海军军官。他保留的那些照片，洋溢着他当年的英俊与潇洒。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后，“海校”便成了反革命的“黑据点”，不久停办。先生转业到大西北，先后在甘肃省国防工办、省物资局等单位从事军工物资计划工作，从此离开了史学专业，1970年春，他又因联名上书毛主席，反映甘肃“文革”中的问题，被打成“反革命告状团”，经过一年的关押、批斗后，下放到天水县工作，在那儿度过了十个春秋。其间，他先后当过仓库保管员、林场看管员、水利施工员、会计，还当过赤脚医生。对于这段磨难，郭先生在回忆时充满着激动，又充满着深情。他说：“人是个可贵可贱的动物，贵也好，贱也好，都可以生存。”他说“文革”十年，虽然受了不少苦，但苦中也有甜，后退中也有前进，那就是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他说，社会本身就是一所大学学到了大学课堂上和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没有这十年的苦难，没有这十年大学，他可还是一个书呆子，写不出后来的著作。

1978年，“四人帮”垮台后，郭先生的冤案得以平反。翌年春，归队到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由于历史的不幸，先生在最宝贵的青春时代荒芜了学术，如今重返史坛，要温故知新，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为追回失去的时间，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在三尺讲台献爱心，深得系上老师和同学的尊敬。1983年3月，他的论文《关于爱国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辩》，一举成功，被选入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论文，并到京出席会议。

1984年以后，郭先生结合教学实践，着手中国现代史教学改革实验，对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材体例、教学方法、题库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他认为，中国现代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应以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为叙述对象；以1912年中华民国的开国为上限，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下限；以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历史兴衰为教学讲述的主体。这样，就从原则上划分了中国现代史与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科学界限，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史新的科学体系。郭先生的教学改革成果，得到史学界的支持和肯定，其科研成果《中国现代史教学改革刍议》荣获甘肃省高等院校教学改革二等奖，并受国家民委的委托，于1994年着手主编出版了新的教材《中国民国史》，作为民族高校的统编教材。?

1985年以后，郭先生将科研工作的重心转向民国职官的研究，并经国家民委审批立项。这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职官学、年谱学、历史地理学号称史学研究的三把钥匙。民国时期是中国由封建帝制转向近代国家政权的历史过渡时期，国情复杂、党派林立、政权迭变，职官学的研究极为重要，但由于历史上的种种政治原因，民国职官研究长期被列为禁区，是史学研究的一项空白，其史料工作与理论工作都要从头做起。郭先生承担了主编的重任。他联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长春伪满州国档案馆、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图书馆等十余家高校与科研单位协手攻关。他和同事们发扬“坐冷板凳” 的精神，查阅了近两千万字的原始档案资料和民国期刊、回忆录等资料，历时一千多个昼夜 ，于1990年春，终于编撰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的民国职官志书枣《中华民国时 期军政职官志》。?《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的成就，首先在于它的理论建树。它废弃了历代职官志习用的年表式的逐年表述法，从中华民国实际国情出发，打破民国时期的国家“正统”观念，综观历史全局，把活跃在民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各种政权一并列入了编撰范畴，把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历史时代进行总体考察，从各类国家政权的相互联系，相互斗争及其分合、兴衰、嬗替的历史变革中展现民国时期的政治风云和中华民族从 黑暗走向光明，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这一理论建树是崭新的、创造性的，是历代职 官学无可比拟的。在布局上，该书上限起于1911年辛亥革命，下限止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开国，分列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民国时期伪政权、民国时期革命政权等五卷，总计400万字，对民国时期各类国家政权的军政机构与职官任免的沿革作了翔实 的记述，填补了民国史研究上的一项空白，深得海内外史学界的推崇，荣获了中国北方十五省市区优秀图书奖，甘肃省1991年至1992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并于1991年春季，参加 巴黎举办的国际书展，发行于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郭卿友先生崇尚真知，讲求真才实干，平时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在学术问题上善于独立思考，善于创新。“立志不随俗流走，著书敢于新潮争”，这是他的独特风格。为了给他创造良好的学术研究条件，西北民院于1992年成立了民国蒙藏资料研究室，后于1994年成立了文史研究所，由他任所长。这使他肩负的担子更重了。

《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出版后，他还与他人联合主编了《史学概论》，独家主编了《 中国现代史》，这两部教材都是受国家民委委托编撰的民族院校统编教材，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史学概论》荣获了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1994年以后，郭先生的科研视 线转向了《中国历代少数民族英才传》的编写工作。该书在编撰范围上纵横历史古今，放眼上下五千年，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各路英豪枣包括少数民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民族英雄、革命豪杰、思想家、科技家、文化教育家、文学艺术家，以及著名的宗教领袖、社会贤达、仁人志士树碑立传，宣传他们的历史功绩，弘扬少数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在导思想上，该书立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阶段，突出民族历史的文化内涵，着眼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编写体例上，该书借鉴了中国传统史学“文史汇通”的优良传统，融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该书由郭先生任主编，联合国内的民族史专家与台湾、美国的著名学者联手攻关。立传人物近千人，总体300万字，预计199年可正式出版发行。

这一时期，郭先生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也十分活跃。1994年，他兼任了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客座教授，开设了《西北军阀史》、《民国史料目录学》等讲座。1994年元月，他应邀参加了“海峡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研讨会”。他主编出版了《西北民族学院科研成果目录》与《西北民族地区现状考察报告》，将西北民院的科研工作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郭先生是很有个性的人，他说他喜欢寂寞沉思，不喜欢社会交友；喜欢在雨天光着头在外步行，不喜欢危襟正坐。他说：“奇谈常常是创造的先导，怪论往往是真理的化身，春夏秋冬皆世景，喜怒哀乐皆文章”。

他有浓厚的生活情趣，嗜好读书、喝茶、吸烟、下棋。他说灯下读书是人生的乐趣。他还喜欢读古典诗歌，喜欢听现代通俗歌曲，说古代诗歌是美丽的风景画，陶冶人的情操；现代歌曲虽然俗了些，但坦白了人的真性情，唱出了人生的苦辣酸甜，听之催人泪下。先生很爱好古体诗，也喜爱书法，尤其钟情于汉代隶书。在闲暇的时间里，他常在书桌前写写画画。用隶书写一些古体诗。他写的诗歌古今体兼备，很有意境，常隐含思想哲理。

郭先生也喜欢写作新诗。1984年他到昆明参加学术会议时，在会余之际访古问幽，创作了《擦去吧，妈妈，你眼角上的泪》、《小路》、《翠湖柳》、《滇池梦》等现代新体诗。其中 《擦去吧，妈妈，你眼角上的泪》发表在《昆明晚报》上。这些小诗如行云流水，浪漫多情，洋溢着他对生活的挚爱。

郭先生还喜爱楹联，手头集录了近代历史名联千余首，并写成了点评的初稿。他自己也喜欢作联，其中有一幅题赠台湾友人，联曰：汉武挥鞭，羌氐洗马，边关月冷，秦陇百战无柳色。?释迦南归，如来空坐，屈子伤心，大河千古少笛音。

郭先生多愁善感，文人气质较重。他的联词典雅，内含哲理。?郭先生喜欢怀旧，更翘盼新春。他说他退休后，还要完成几部已成竹在胸的专著：《民国藏事通鉴》、《百年历史名联点评》、《天人感应说的历史验证》，给人生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