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影秋（1909年－1985年10月29日) ，又作郭映秋，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铜山人。中国教育家，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28年肄业于无锡国学专修科，1932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1934年任江苏省沛县中学教务主任，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教务主任的身份掩护下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后投笔从戎，在微山湖一带发动组织抗日，任湖西军分区司令员。后分别担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解放后历任川南行署副主任、主任、云南省长兼省委书记。1957至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78年人大复校后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

辞去省长当校长

1952年秋，郭影秋担任云南省政府副主席。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是陈赓，省委书记是宋任穷。半年之后，郭影秋被委任为省长，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50年代中，党中央提出向科学文化进军，加强对高等学校的领导。社会上一些人则议论“共产党领导不了高校”，甚至有人公然要共产党“退出高校”，郭影秋主动向中央“请缨”，要求到教育部门工作。他从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出发，“不相信共产党领导不了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也不相信共产党人成不了业务上的内行。”1957年7月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找郭影秋谈话，转达了政治局的意见，决定调他担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后来，周恩来总理曾对云南籍的辛亥革命老人李根源说：“贵省的省长郭影秋，不愿当省长，自告奋勇到大学去。”

南大师生闻讯而喜，又觉新奇，不免还有人颇有疑惑：“他是来当省长的，还是来当校长的?”弦外之音是：他来搞政治，还是办教育？

郭影秋1957年9月来南大时，反右斗争正是高潮，不久，“大跃进”浪潮席卷全国，大炼钢铁、除四害、“教育大革命”、勤工俭学……对学校教学科研冲击很大。郭影秋坚持一条：“学校还得上课，学校毕竟要以教学为主，假如不上课，还要学校干什么?!”他为了减少政治学习、劳动和各种运动对教学的冲击，亲自拟定了“三条防线”，强调教学是高校的“主线”，要想方设法稳定教学秩序，保证教学正常进行。1959年3月，郭影秋在全校运动大会上，向全校发出“坐下来，钻进去，认真读书”和“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号召，要求学生“不只要做运动场上的英雄，而且要做课堂上的英雄”。在贯彻《高教六十条》时，他又提倡“有经验的教师上(教学)第一线”、“老教师上第一线”。这些举措，减轻了极“左”思潮和大轰大闹的“教育大革命”造成的负面影响。许多教授、学者颔首称许：“郭校长是懂教育的”。

郭影秋曾在无锡国学专修科读书，受业于唐文治、钱基博、夏丏尊等著名学者。他对学有专长、育人有方的学者教授十分尊重。当时“左”的倾向日益明显，反右斗争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错误的估价，挫伤了相当一批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郭影秋依然认为，要办好一所大学，必须相信和依靠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有较深学术造诣的学者、专家。

1957年11月，“反右”刚刚结束，郭影秋到南大任职才两个多月，恰逢中文系三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的七十寿辰，郭影秋支持中文系为三老祝寿，并在自己家中设宴，亲自斟酒、敬酒，感谢三位老教授潜心治学、辛勤执教，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

“郭校长为中文系三老祝寿”，这消息在校园不胫而走，传为美谈，也给心怀疑虑和不安的知识分子送去一缕春风。

郭影秋提议要有高级知识分子进入党委会，以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并显示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视。当时任教务长的高济宇和外文系副主任陈嘉这两位入党不久的教授，被选为党委委员，在当时被视为“破例”之举而颇引人注目。

1962年8月2日，著名物理化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李方训教授病逝。当时郭影秋因病住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他不仅发来唁电、挽联，而且抱病赶回南京，亲致悼词，悲恸、惋惜之情，由衷而发。

来南京大学工作后，郭影秋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南大有诸多学术有专精、蜚声海内外的知名教授，他们中不少已年迈体弱且多病，如何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如何使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薪尽火传”，继承发扬?不久，他在党委会上郑重提出采取“对号入座”的方法尽快为老教授配助手，他强调：“要抢救遗产!不能不急，不然来不及啦!”后来，学校陆续为一批老教授配备了学术助手。郭影秋又鼓励中青年学者“能者为师”，虚心向老教师学习，练好基本功，争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全校通过“层层挂钩”，老年带中年，中年带青年，加快了教师队伍建设工作。

1962年5月，南京大学六十周年校庆时，学校为执教、工作满20年的老教师和老职工颁授奖状，郭影秋挥毫泼墨，在奖状上题诗一首：廿年培养费艰难，桃李盈门露未乾。浩荡东风凭借力，好花栽与后人看。

《李定国纪年》

郭影秋重视科学研究，1958年曾提出“教学为主，科研突出”的口号，并根据国家科技、经济发展和学校已有的基础，采用多学科协同作战的方法，组织专、兼职结合的科研队伍，“狠抓尖端，重点攻关”。60年代初被誉为南大科研“五朵金花”的华南花岗岩及其成矿规律的研究、内蒙草原综合考察、分子筛研究、金属缺陷研究、大米草的引进与推广，就是在这一时期打下基础并形成特色的。

作为一校之长，郭影秋不仅号召教师钻研业务，著书立说，而且身体力行。尽管身兼校长、书记两职，校务繁忙，且体弱而严重失眠，但见缝插针，手不释卷，并尽其可能参加教学、科研活动。他给师生讲政治理论课，为历史系学生指导毕业论文。他曾经说过：“科学知识的取得是相当艰苦的劳动过程，任何贪快取巧而不肯用功的做法，都不会得到好的收获。”他爱好南明史的研究，把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史料的收集、分析与考证上，他书房的灯光总是亮到12点之后。他不满意“寻章摘句”的史学研究方法，尽可能占有资料，系统而深入地探讨。正是在工作重、头诸多、纷繁忙碌的1959年，郭影秋完成了他的史学研究专著《李定国纪年》。

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副食品供应紧张，高校师生的生活和工作学习也面临诸多困难。郭影秋在迎接1962年元旦的讲话中，号召南大人发扬坑道的“欀木”精神，他说：

“欀木的伟大在于它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顶着万钧的压力，使无数的矿工得以自由，使广大人民获得丰富的矿产……如果每个共产党员都是象欀木一样，把自己所应当顶住的困难顶起来，每一个支部，每一个党组织都把困难顶起来，那么中央的困难就减轻了。”

郭影秋在1960年前后健康状况不好，浮肿、失眠，肝肿大，可他仍加班加点地工作，并与师生同甘共苦，坚决不搞特殊化，不仅学校送上门的东西一概退回，而且常将自己的副食品送些给身体不好的干部。他请统战部举办副教授以上教学骨干和民主党派成员的联欢会，破例用校农场产出的副食品招待大家，并关照要保证“每人两只肉包子”。每年辞旧迎新之际，无论是元旦，还是除夕晚，郭影秋总要和全校师生一起联欢，常常应邀来一段清唱。深夜十二点，当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全校师生都静静地聆听他充满激情而又富有哲理的广播讲话。学校运动会上，郭影秋胸前挂个相机，到处给运动员摄像，鼓劲，既是领导，又当记者。党办秘书包仁娟与中文系教师吴枝培结婚时，郭影秋用精致的信笺抄录了江苏教育厅厅长吴天石的一首词《生查子·咏红豆》，并附上两颗红豆，作为他们的新婚贺礼，勉励他们互敬互爱，珍惜青春，努力有所作为。

在那困难的岁月，郭影秋以他特有的胸怀、情操和人格魅力感染着南大师生，共同与困难斗争。一些老教师至今仍怀念那“生活清贫而精神富足的年月”，缅怀“把欢笑与坚定带给大家”的郭校长。

1963年初，周总理要调郭影秋去国务院任副秘书长，郭影秋因钟爱教育事业而要求仍留在南大工作。不久，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吴玉章急请总理给他派一得力助手，是年5月，中央改派郭影秋到人大协助吴老主持校政。

196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周总理看到郭影秋，就指着他说：“你靠近我坐，你不是到底来北京了吗?”当他走近总理坐下后，周总理又问：“你为什么不愿意到国务院工作?”郭影秋回答：“不是我不愿在总理身边工作，实在是怕耽误您的大事。您精力那么好，每天睡得那么少，我精神不济，误了您的大事怎么办?”总理挥了挥手，笑着说：“什么精神不济，你不就是失眠吗?每晚睡前喝两杯白兰地，保你能睡好觉”。

郭影秋不禁想起：九年前，周总理等出席万隆会议后回到昆明，他和秦基伟等陪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畅饮茅台。酒过数巡，郭影秋不胜酒力、莫辨东西，而总理仍神采奕奕，若无其事。往事浓如酒，而总理的关爱比酒更浓，郭影秋不禁笑了。

“文化大革命”中，郭影秋被康生、戚本禹等诬为“假党员”、“叛徒”、“二月逆流的急先锋”而遭到批斗和折磨，南大很多师生自发地北上，进京保护老校长。郭影秋也一直关注着南大的发展与变化。1982年，他为南大八十周年校庆撰写长联一副：

苍莽石头，长虹横贯；浪淘尽三国风流、六朝金粉、二陵烟月、半壁旌旗。况虎踞春残，寂寞明封余数垒；龙蟠叶老，萧条洪殿锁斜阳。初解放时，只剩下蒋山青青，秦淮冷冷。

东南学府，赤骥飞驰；名奕留两江情采、四壁弦歌、八十年代、千秋事业。欣栖霞日暖，郁茫天堑变通途；浦口新潮，百万雄师传夜渡。本世纪末，定赢来人才济济，科教芃芃。[芃芃（音朋）：形容草木繁盛貌]

《往事漫忆》,《抗日战争前徐州旧事杂忆》,《郭影秋学术传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