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红25军由鄂豫皖转战到陕西商洛地区。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苏区，开辟了以陕西省的商洛为中心区域，包括湖北省的郧县、郧西，河南省的卢氏、西峡、淅川，陕西省的洛南、商南、丹凤、商县、山阳、镇安、柞水、蓝田、长安、宁陕、佛坪、洋县、旬阳等县的中心地带或边界地区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红军长征是在国民党军重兵“围剿”下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转到哪里去，落脚点在哪儿，就成为长征路上各路红军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因此，红军在长征途中都尝试过建立根据地，都因敌人力量的强大、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军战略目标的转变而先后放弃。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一块根据地，是红２５军建立的鄂豫陕根据地。

1934年冬，国民党军40多个团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率红军第25军2900余人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离开鄂豫皖苏区开始长征，并一路寻找合适的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25军进入鄂豫边的桐柏山区后，曾计划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但这里接近平汉铁路，容易遭到敌人的重兵围攻。11月底，红25军进入伏牛山区，这里反动统治较严密，地主围寨多，建立根据地也比较困难。于是，他们决定改向陕南进军。　　

12月上旬，红25军经河南省卢氏县境进入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地区。这里是陕军杨虎城部队的势力范围。当时，杨虎城一方面忙于进攻陕甘苏区，一方面又分兵南拒川陕边的红四方面军，西面还要戒备蒋介石的中央军，一时无暇顾及陕东南。红25军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决定在这里创建根据地。

1934年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雒南县庾家河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界创建苏区，并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红25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至1935年5月，先后取得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九间房等战斗胜利，并攻占5座县城，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　　

与此同时，他们在鄂豫陕边界的郧西、卢氏、雒南、镇安之间地区，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先后建立了2个县、13个区、40多个乡、300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和鄂陕边苏维埃政府。此时，红军发展到3700余人，地方武装游击师和抗捐军发展到2000余人，鄂豫陕苏区初步形成，人口近50万。中共鄂陕特委和豫陕特委先后建立。

1935年5月中旬，国民党军30多个团向红25军发动第二次“围剿”。鄂豫陕省委决定，以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以主力红军北上寻歼国民党军一部，尔后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争取歼敌一部，以打破敌人“围剿”。6月初至7月初，红25军先后取得商县夜村、富水关、淅川县荆紫关、山阳县袁家沟口等战斗的胜利，7月13日北出终南山，消灭了西安以南部分地区的民团。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被迫停止。

此时，红25军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有可能北上。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率红25军主动离开鄂豫陕苏区西征，准备与主力红军会师。

1935年7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丰峪口召开会议，决定率红25军西征北上，配合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会合陕甘边红军，共同发展西北地区的革命力量。会议还决定合并中共鄂陕、豫陕两个特委，组成新的特委，领导留下的部队继续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争。　随后，代理省委书记、红25军政委吴焕先在西进途中，以省委名义给留在陕南的省委常委、执委郑位三、李隆贵、陈先瑞及中共鄂陕特委、豫陕特委发出工作指示信。指示信由便衣队交给第3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委托其转交两特委。但在李志英带领游击师特务队寻找特委的途中，特务队队长叛变，枪杀李志英和几名战士后，带着省委的信和少数人叛逃，致使省委的指示没有能够传达到两特委。　

1935年7月16日，红25军从陕西省长安县沣峪口出发，继续长征，后转向陕甘苏区。他们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次日与陕甘红军会师。红25军主力西征北上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继续坚持斗争。

国民党陕西省绥靖公署在获悉红25军主力离开陕南进入甘肃境内的消息后，遂于7月17日发布命令，除以部分兵力尾追外，集中2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根据地实施“划区清剿”，妄图以“分割包剿”“各个击破”的手段，彻底摧毁根据地。　　

留在根据地的两特委领导人既不知红25军主力已经离开，也没有获悉鄂豫陕省委对坚守根据地的部署和安排，仍然按照省委原先交给他们的任务，在小范围内开展游击活动。当时，各路游击师和游击大队都分散在各地，鄂陕、豫陕两个特委也是平行关系，整个根据地的斗争失去统一领导。在敌突然的重兵“围剿”下，根据地遭到极大破坏，各路游击师受到重大损失。

在经历了最初各自为战的混乱和迷茫后，两特委开始千方百计查找鄂豫陕省委和红25军动向，以便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9月初，鄂陕特委从截获的一份《西京日报》上得知，红25军主力已到甘肃两当、泾川，军政委吴焕先已牺牲。据此，鄂陕特委分析认为，红25军已离开陕南向陕北去了，遂开会研究决定：尽快将各路游击师集中起来，设法跳出敌人包围圈，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集中之后向东寻找豫陕特委，商讨今后行动方针和两特委集中领导以及部队整编等问题。会后，鄂陕特委带领总部战斗营会合第6路游击师和山阳西区游击大队，寻找第3、第4、第5、第7、第9路游击师，并东进寻求与豫陕特委会合。几乎与此同时，豫陕特委也从报刊上获悉了红25军西进北上的消息，并采取了与鄂陕特委相同的举措，将主力第8连编为第1游击大队，连同原来的3个大队，全部集中起来向西寻找鄂陕特委。不久，两特委在商南县梁家坟村会合了。在相互交流情况后，两特委初步商定：各自返回原来游击区，布置根据地的工作，收容伤病员，寻找剩余的几路游击师，然后再会合研究下步行动。但很快，意外发生了：两特委在分手后不久，分别在雪窝和富山坪遭到敌人袭击。于是，两特委不得不边打边退，在摆脱敌人后，又重新返回梁家坟会合。

再度经受挫折，加剧了部队的混乱情况，部分同志情绪低落，对坚持根据地斗争更加信心不足。尽快统一思想，鼓舞士气，明确下一步行动方针和策略，成为两特委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9月9日，两特委的负责人在商南县梁家坟召开联席会议，鄂陕特委领导人郑位三、陈先瑞，豫陕特委领导人李隆贵、方升普、曾焜等人参加会议。会议最终作出以下决定：树立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将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成立陕南特委（后根据中央指示改称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鄂豫陕边革命斗争，新的鄂豫陕特委以郑位三为书记，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焜为常委；合编各游击武装，组建红74师作为坚守根据地的主力部队；确定作战方针是游击战，采取同敌人“兜大圈子”的方法，灵活机动，扬长避短，不同强敌正面触碰，避免打硬仗，集中兵力，打击分散、弱小、孤立之敌和地方反动民团武装；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扩大红军；军队内部要团结一致，下定决心，坚持斗争，大家死在一块、活在一块。

梁家坟会议是在鄂豫陕根据地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作出的独立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决策和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是鄂陕、豫陕两特委在与鄂豫陕省委联系中断、没有得到任何指示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既符合根据地斗争的实际，又与省委指示信的精神高度契合，展现出成熟的大局意识和高超的战略决断能力。

10月6日，红74师正式成立，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方升普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曾焜任政治部主任，部队设两个营、一个手枪团和警卫连、通信排、看护排，共约700人。在鄂豫陕特委领导下，红74师转战于鄂豫陕边的20多个县境，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粉碎了敌人数次围攻，挽救了危局，保存了力量，使鄂豫陕根据地的革命烈火不熄、红旗不倒；同时有力地牵制了敌人，配合了红25军、红二方面军等主力红军的长征，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正当中共鄂豫陕特委领导根据地军民胜利进行斗争的时候，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12月21日，调由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等部组成的红十五军南下商洛，协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抵抗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12月24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红七十四师改编为抗日南路军(对内仍称红七十四师)，军长陈先瑞。

1937年1月，抗日南路军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东开拔，进至潼关、灵宝之间，履行三方联军拟定的作战计划，阻挡国民党亲日派部队入陕。1月15日，周恩来电令抗日南路军回师商县，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5日，红十五军团奉命撤离商县。2月8日，抗日南路军复用红七十四师番号，也撤出商县，移防镇安、柞水一带。4月，红七十四师奉命移驻长安县大峪口进行整训。这时，全师已发展到了2100余人。6月，郑位三奉调回延安，中共鄂豫陕特委撤销。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红七十四师奉命开赴三原，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留守处，参加到伟大的全民族抗战中。

根据地建设是党创造新社会的初步实践，党的建设、武装建设、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等工作千头万绪。鄂豫陕省委首先建立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及党领导的地方武装。1934年12月下旬，中共商洛特委和抗捐军第1军成立。同月底，中共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成立，下辖六路游击师。1935年5月中旬，中共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成立。同时，省委还成立了中共山阳西区区委，组建了华阳、茅坪等游击队。这些游击师、赤卫队、抗捐军等地方武装，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游击战争。

随着红25军打破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根据地规模迅速扩大，苏维埃政权也在各地相继建立起来。至1935年5月，根据地人口近50万，耕地面积90多万亩，先后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10个区、46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与此同时，鄂豫陕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大力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严格执行苏维埃的土地法令、劳动法令、经济政策。1934年12月10日，发布《什么是红军》的政治传单，申明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12月20日，发布《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申明苏维埃政府的商业政策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保护个体经商者和小商贩的正当权益，促进物资商品的流通。1935年1月9日，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群众组织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员会，建立自己的武装——抗捐军，分配土豪劣绅的田地给穷人种。这些政治传单、布告、告群众书，体现了鄂豫陕根据地政府的政策方针。.

陕南特委在坚守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继承和发扬了鄂豫陕省委的诸多政策，同时还根据实际情况和斗争的需要，制订和实施了一些符合党的路线方针的政策和策略

争取同盟军。对宋登贤率领的大刀会，对于从陕军警二旅拉出来的何振亚部，中共鄂豫陕特委都采取了信任帮助的态度，思想上进行教育引导，物资上进行支援，行动上配合作战，打击共同的敌人。对于一时打不开的山洞、石寨，不去硬打，并同有些山洞、石寨的武装力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争取同他们在一定条件下的相安无事，这不仅在军事上于我有利，同时也有利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的相对安定。

禁止滥杀，禁杀俘虏，对于豪绅、团总、保甲长、侦探，除罪大恶极者，一律不杀。对于所俘的士兵和罪恶不大的下级军官，除愿参加我军者，教育后一律资遣回乡，分化瓦解了敌军力量。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共鄂豫陕特委在1935年底以后，调整了党对地主富农的政策，尤其在游击区和敌占区一般只没收其浮财分配给群众，对为我可用的，连浮财也不没收而是利用其掩护红军伤病员或为红军采购物资，避免树敌过多。比如商南县的大地主石老八，宁陕县两河口区的区长宋承义等，我军就没有没收其财产，并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这样，他们不仅掩护了我军的一些伤病员，还为我军购买了一批药品、布匹。报纸等物品，做了一些有益于我们的事情。

保护城镇商业。不没收小资本家的财产，不干涉商人经商，店铺照常营业，安定人心。比如旬阳县通往西安大路上的潘家河街，红七十四师多次到过这里，每次来都不“撞动”街上做生意的，保护商业。

保护邮政。红七十四师打开龙驹寨后，在邮局门上张贴布告，宣示邮局“不是财东”，“不准乱动”其财产。对于截获的邮件，除没收其中的反动政府及反动官吏的函件书信外，余均一律发还，并开具“收条”，允许邮务人员在根据地内自由行走投递。由于我军保护邮务人员，他们也知遣我军要什么不要什么，因此常将反动政府的公文和反动官吏的书信主动送给我军，我则报之以高价酬劳。这种做法，不仅从中搞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同时还保护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通信自由。鄂豫陕特委还很注意保护学校，不干预学校的正常活动，尊重教师，不没收学校的来往函件等。

上述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团结了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了敌人，壮大了自己，对于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打土豪，斗老财，穷苦百姓喜开怀；旧世道，翻了个，庆祝建立苏维埃。”这首流传于鄂豫陕根据地的民歌，道出了贫苦群众对根据地的拥护和热爱。红军来到鄂豫陕边，所到之处，镇压土豪恶霸，将没收的大批财物分配给穷苦农民。一些“吃饭照影影，睡觉看星星”的贫苦群众，分得了衣物、粮食和住房。帮红军、当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成了根据地人民的自觉行动，出现不少父送子、妻送夫、兄弟争入伍、父子同参军的动人景象。在积极参加主力红军的同时，根据地人民还积极参加地方武装，与当地民团、保甲力量作斗争。这些地方武装除配合主力红军参加大的战斗外，主要是分散于各地活动，遇敌则“蜂拥”而战，使敌防不胜防，“剿”不胜“剿”，处处挨打。

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把参加红军当作无上光荣的任务，积极参军。在两年多时间里，根据地内约有五千人参加了红军，出现不少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父子一同参军的动人景象。山阳县袁家沟口的曾兆文、曾兆祥兄弟二人，一起参加了红军；只有一万五千人口的柞水县红岩寺区，就有三百多人当了红军；旬阳县的圣驾河等地有二十七人参加了红军；商县的东峪，一次就有二十多个长工去当红军；掉队在商洛山区的红四方面军伤员明道和，商约了十几个“放牛娃”参加了红军；镇安县白塔区有九名回族农民当了红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下，红军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壮大。红二十五军1934年12月入陕时只有两千九百多人，虽经残酷战争的减员，到1935年7月在留坝县西江口整编时已发展到四千人（不含留在根据地的三百人）；红七十四师组建前只有红军三百多人，最后离开苏区时发展到二千一百人，正如省委在《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中指出的那样，“扩大红军是创造新苏区的最首要最根本的任务。这个工作的成绩是决定我们革命事业发展的尺度”。红军的兵源寓于人民群众之中，红二十五军和红七十四师的不断发展壮大，对于创建发展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积极参加主力红军的同时积极参加地方武装，使根据地既有一支可以同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的主力红军，又有一支配合红军作战的地方武装。鄂陕边的第三、四、五、六、七、九路游击师，豫陕边的抗捐第一军和第一、二、三，四游击大队，以及华阳、茅坪等游击队，主要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至于区乡苏维埃政府的游击队、赤卫队、抗捐军则更是“青一色”的当地农民武装组织。这些地方武装除配合主力红军参加一些大的战斗外，主要是分散于各地活动，遇机就战，使敌防不胜防，剿不胜剿，而且处处挨。鄂陕第九路游击师同陕军警一旅一部在高山寨，天坑梁等地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打得十分英勇。敌旅长唐嗣桐在给西安绥靖公署的电报中，说第九路游击师的战士“裸体挺枪，几次满山吼号直扑而来”“负固据守，炮石齐下，以致不果，官兵亦有伤亡”，不得不令团长沈吟章“增兵一营、步炮一连，前往指挥督剿”。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战斗营和郧西游击队歼灭了关防铺等据点的民团，捣毁了“郧西剿G义勇军”在三天门的老巢，鄂陕第四路游击师消灭了牛耳川、二峪河、金井河的税警队和民团，击溃了山阳县保安队，俘敌四十余名，缴获各种武器三十余件，鄂陕第五路游击师摧毁了旬阳县潘家河乡公所，没收了十二家恶霸地主的财物分配给贫苦农民。在主力红军奇袭荆紫关时，豫陕游击师率领四个游击大队毙伤敌正规军一百五十余名，并全歼景村联保队及武关保安队。华阳游击队两次打下佛坪的老县城厚畛子，并在西安去汉中的公路上截击缴获军用物资三十多担，丹凤县孙家山区苏维埃政府的游击队打垮了驻界岭、庵底两个民团，打死团总两名。各地方武装的积极游击活动，牵制了敌人的力量，对主力红军同敌正规部队作战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使根据地的游击战争真正成为广泛的人民战争，为创建鄂豫陕苏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贫苦农民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死对头，是土地革命的积极拥护者，他们在苏维埃政府组织下，同地主豪绅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镇安县白塔区花水河的农民烧毁了地主的契约和债据；花水河、二里湾、柿园子三个村子的农民没收了地主和寺庙的四百二十多亩土地及地主的五十七间房屋，三十五户贫雇农分得了土地，三十九户贫苦群众分得了房屋。柞水县红岩寺区的农民没收了二十多户地主的五百三十多亩土地，五十八户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还没收了四万二千多斤粮食、三千一百多斤腊肉、十三头肥猪、一千二百多斤漆油，大部分分给了群众，少部分支援了红军和游击队。山阳县袁家沟口区的农民在全区范围内分配了地主的土地，谁佃种分给谁，分配后栽了界石，地里种的庄稼由分得土地的农民收获，农民喜气洋洋收割了分配土地后的第一料庄稼。郧西县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丁家坪、蔡家场、庙川一带的农民没收分配了地主的土地、粮食和其他实物，仅一、二、三天门就有一千多户贫苦农民分得了胜利果实。旬阳县的农民没收分配了六十六户土豪劣绅的粮食和衣物，洋县华阳区的农民没收分配了六十户恶霸地主的三千二百多亩土地和六百多石粮食，一千多户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二百多户贫苦农民分得了粮食。商南县刘家花屋区的农民没收分配了二十七户地主收一千三百五十五石租子的土地，五百多户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并收获了一料庄稼。在经济上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同时，苏维埃政府还发动农民镇压了一批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在农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猛烈打击下，乡村的土豪劣绅威信扫地，基层的反动政权纷纷垮台，根据地的巩固区域里出现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新的政治局面。

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下，红军本身的后勤工作部门很不健全，事实上也难以健全，因此红军的各项勤务工作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和各群众团体组织农民群众来承担的，其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庾家河战斗后不少红军伤员分散在庾家河周围各村的农民家中养伤，为使伤员早日痊愈归队，乡村医生杨春荣、罗锦文等日夜四处奔波护理治疗，没有西药他们就用草药，草药不齐他们就上山挖药，还冒着生命危险从城里搞西药，使伤员得到了比较及时的治疗。红二十五军在山阳县袁家沟口设立后方医院后，许多农民的家庭成了医院的“病房”，许多大娘、大嫂成了医院的“护理员”，“红军干妈”丛大娘一个人就护理了四名伤员，群众为护理伤员受了千辛万苦。红军干部张波在丹凤县蔡川小学教员何老五家养伤，敌得知后将何捕去严刑拷打，逼何交出红军伤员，但何宁死不露真情，一直把张掩护到伤愈归队。红军干部王奎先因患重病留在镇安县覃大娘的家，敌军得悉后到覃家搜捕王奎先，年过半百又是小脚的覃大娘不顾一切，把王背到山下的麦地隐藏起来，并机智地将追捕的匪兵引向他处；匪兵去后，覃大娘强忍着丈夫已被匪兵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痛楚，又让儿子到山上把王奎先背了回来，以后一直掩护到王奎先病愈归了队。红七十四师在旬阳县桐木沟与敌作战时一名战士右腿受重伤，长工刘应有黑夜背回村里，后怕被敌发现又背到深山老林的岩洞内，请医生徐光润用草药治疗。红七十四师第二次打开佛坪县城时，群众主动给红军背送蔬菜，翟登娥等许多妇女还主动给红军洗浆、缝补衣服，赶做鞋袜。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不仅在后方勤务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也在战地动员和勤务工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战前，人民群众坚壁清野，侦察敌情，封锁消息，组织担架队、救护队；战斗中，人民群众“蜂拥”参战，从而使我军战斗人员大为增加，使敌陷入军民包围之中。全歼陕军警一旅时，地方武装和群众参战者达两千余人之多；战后，人民群众又积极救护和转运伤员，不少被称为“红军干妈”的老大娘主动把伤员接到自己家里护理，并敲锣打鼓抬着慰问品慰劳红军。人民群众积极地参加战地动员和战地勤务工作，对于夺取战斗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革命根据地来之不易，它是人民群众用鲜血换来的，在创建和发展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匪军所到之处，在敌人“清乡”中，根据地内有一千多名干部和群众被敌杀害。据陕西商洛地区商县、丹凤、山阳、镇安、柞水、洛南、商南和湖北省郧西县共八个县的调查登记，这一时期被敌人杀害的红军战士、苏维埃干部、群众共七百七十多人。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在鄂豫陕省委、陕南特委领导下独立创建并坚持下来的，辐射影响了鄂豫陕三省，形成了与川陕、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鼎足之势，支持了陕甘，也牵制了进攻川陕的敌人，在战略上有力配合了红军主力部队的长征。在这片红色土地上成长壮大起来的红25军北上陕北，对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在西北发挥了重要作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艰辛而光辉的战斗历程，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