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乡记》是唐代文学家王绩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全文用记事体，写成寓言杂文，借物讽喻，别有寄托，在初唐骈丽成风的散文中别具一格。

醉乡记

醉之乡，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也1。其土旷然无涯2，无丘陵阪险3；其气和平一揆4，无晦明寒暑；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其人甚精5，无爱憎喜怒，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其寝于于6，其行徐徐7，与鸟兽鱼鳖杂处，不知有舟车械器之用。

昔者黄帝氏尝获游其都8，归而杳然丧其天下9，以为结绳之政已薄矣10。降及尧舜11，作为千钟百壶之献，因姑射神人以假道，盖至其边鄙，终身太平。禹汤立法12，礼繁乐杂，数十代与醉乡隔。其臣羲和13，弃甲子而逃14，冀臻其乡，失路而道夭15，故天下遂不宁。至乎末孙桀纣16，怒而升其糟丘17，阶级千仞18，南向而望，卒不见醉乡。武王得志于世19，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职20，典司五齐21，拓土七千里，仅与醉乡达焉，故四十年刑措不用22。下逮幽厉23，迄乎秦汉，中国丧乱，遂与醉乡绝。而臣下之爱道者往往窃至焉。阮嗣宗、陶渊明等数十人并游于醉乡24，没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云。

嗟呼，醉乡氏之俗，岂古华胥氏之国乎25？何其淳寂也如是26！予得游焉，故为之记。

醉乡，不知道离中国有几千里远，那里土地辽阔，无边无际，也没有丘陵和险峻的高山大坡。气侯四季如春，没有阴晴寒暑的变化。风俗人情基本相同，没有城乡差别。那里的人非常诚实淳朴，没有爱憎喜怒之分。呼吸清风，溽饮甘露，不吃五谷杂粮。他们睡觉的时候舒适自得，走路的时候慢慢悠悠，与鸟兽鱼鳖居住在一起，不知道使用车、船等机巧器物。

很久很久以前，黄帝曾经得到机会，游览过醉乡的国都，回来以后，渺渺茫茫，好像丧失了天下一般，认为用结绳记事的办法治理天下也是不厚道的。往后，到了尧和舜时候，曾经准备了大量的美酒和粮食作为礼物，从姑射神人那儿借了一条道路，大概到了醉乡的边邻，因而他们都终身太平无事。夏禹和商汤创立法制，礼节繁缛，音乐复杂，与醉乡隔离了几十代。他们的大臣羲和，放弃了掌管天文历法的职责出逃，希望到达醉乡，结果迷失了道路，半途夭亡，天下于是便不得安宁。到了他们的末代子孙，夏桀和商纣一怒之下顺着千仞高的台阶，登上酒渣堆积的糟丘，向南方遥望，到底也没有看见醉乡。武王取得胜利以后，命令他的弟弟周公姬旦设立了酒人氏这一官职，掌管造酒，扩大疆域七千里，才仅仅与醉乡相通，所以四十多年无人犯法，各种刑罚搁置不用。往后到周幽王、周厉王，再往后到秦朝和汉朝，中国陷入了国破家亡的混乱状态，于是便与醉乡隔绝了，但臣民中得道的人往往有偷着去的。阮嗣宗、陶渊明等几十个人都游览过醉乡，终身没有回来，死后便埋葬在醉乡的土地上，中国便把他们当作了酒仙。

啊！醉乡的风俗，难道是古代的华胥国吗？为什么这样清静淳朴呢？我曾经游览过醉乡，所以为她写了这篇记。

据《新唐书·王绩传》载，此文当作于贞观中年（638年前后）。这时，王绩已为善酿者杜康等人立祠。《王绩传》说他“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

封建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东晋陶渊明构造过与世隔绝的桃花源，王绩则虚构了“无爱憎喜怒”的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唐·韩愈：吾少时读《醉乡记》，私怪隐居者无所累于世，而犹有是言，岂诚旨于味耶？及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送王秀才序》）

王绩（585~644），唐朝诗人。字无功，自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隋末名儒王通之弟，弃官归隐东皋而终。工诗善文，作品多以田园、隐逸生活为题材，诗风朴素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