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13日，日本东京检察当局以行贿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了利库路特集团前董事长江副浩正，从而为查清日本战后最大的贿赂案之一利库路特案件打开了缺口。竹下政权也因此而陷入了严重危机。

腐败之风袭东瀛平成元年不太平——震撼日本的利库路特贿赂案

1989年1月7日，日本天皇裕仁驾崩，皇太子明仁即位。新天皇采用“平成”为年号，寓意乃是“国内外、天地间达成和平”。出人意料的是，平成元年日出之国就风暴不停，一起利库路特贿赂案把日本全国搅了个天昏地暗。

从1988年6月刊案曝光，到1989年5月调查结束，日本检察当局传讯了3800人次，搜查了80余处，查明有7000余人卷入利案，其中包括40多名国会议员。随着宫场黑幕一天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日本人民的反应先是惊愕不已，难以置信；继而便是怒不可遏，群起攻之。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日本大藏相宫泽喜一、法务相长谷川峻、经企厅长官原田宪、首相竹下登、民社党委员长本三郎和公明党委员长矢野绚等50余位社会名流被迫辞职，更有利库路特公司董事长江副浩正、日本电信电话公司董事长真藤恒、劳动省次官加藤孝、文部省次官高石邦男等14人相继被捕，众议院议员、中曾根内阁的官房长官藤波孝生和公明党国会议员池田克等17人被起诉。

事隔一年之后，1990年10月9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公审了原日本电信电话公司会长真藤恒，正式认定真藤恒接受利库路特公司转让的未公开股票是受贿行为，并判处他2年徒刑。虽然真藤恒是利库路特案的被告中被判有罪的第一人，但利案始末却还得从始作俑者说起：

演出了一场利库路特丑剧之后，主角江副浩正已经“名扬全球”了。其实，此人身高1．65米，体型柔弱，表面上看实在是貌不惊人，人不出众。但是，江副浩正有一条是别人比不上的：他凡事善于钻营，肯下功夫，而且胆大过人。

1957年，年方十九，正在东京大学二年级读书的江副浩正初次展示了他的商业头脑。这一年，东大学生报由于连年亏损而愿花月薪1万日元（当时大学毕业的小学教员月薪仅8000日元）聘请得力的业务员，以推销报纸、承揽广告。江副毅然应聘，他上任后不断登门拜访老校友，向他们大力推销东大学生报，同时又通过这些校友积极向公司靠拢。1958年6月，江副以学生打扮，两度造访丸红饭田综合商社人事部，终于从该公司争取到了一则企业招聘广告。此后，一个季度内江副又为学报争取到了12家公司的广告。毫无疑问，丸红饭田商社的人事广告是江副浩正勤工俭学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60年3舟，江副浩正在留级一年之后终于从东京大学毕业。这时的江副虽然学业平平，但却为自己在学其间经商有道而自鸣得意。学生时代的小小成功极大地激发了江副创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同年4月，江副浩正和一位也曾在东京大学报工作的好友一起创办了“大学新闻广告社”。创业之初，“大学新闻广告社”只有江副及其好友和一位新聘的女职员。由于人手紧张，江副一天常常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此外，广告社的办公条件也相当差。当时，办公室是江副在东京港区芝大楼租的一间加盖房屋，里面只有两张旧桌子。由于办公室里没安电话，他们还不得不借用大楼的公用电话。但是，这不过是万事开头难罢了。创业半年之后，江副浩正集得资金60万日元成立了“大学广告公司”，江副的企业也就从“个体户”升格为“股份有限公司”了。

企业性质发生变化后，江副又开始想方设法开拓新的业务。他从介绍企业概况、为大学生提供就业参考的美国杂志中得到了启发。1962年秋天，他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份刊物——《介绍各企业》，这份杂志后来成了大学广告公司的门面和顶梁柱。1963年，江副又增资500万日元，将公司名称改为“利库路特中心”——利库路特乃是英语recruit的译音，意思是“招聘”。6年之后，江副浩正又将《介绍各企企》改头换面，更名为《利库路特手册》而大量发行。

70年代初，江副制订了“100亿日元企业”的宏伟目标。令他喜出望外的是，利库路特公司在短期内就突破了100亿大关，而到1980年时营业额竟已达到了500亿日元。在此期间，江副浩正于1974年开始经营地产业，创办了利库路特宇宙公司。1975年，他又开始进行企业兼并活动，并且着手实施了“第一次住宅情报连线网路”及其他一连串计划。

对于江副浩正来说，1981年又是一个关键年份。这一年，利库路特公司总部大楼在东京著名的闹市区银座落成，江副一心期望着公司又有一个新的飞跃。于是，江副开始积极渗入政界。经牛尾电机会长牛尾治郎的引见，江副结识了日本电信公司总裁真藤恒和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人。江副浩正一方面竭力拉拢贿赂以真藤恒为首的日本电信电话公司人员，另一方面又在中曾根的鼎力相助下取得了政府税制调查特别委员、土地临调特别参与等职，一跃而成了日本财政界的名人。正是在这一段时期，利库路特公司进行了大量的贿赂活动。

江副浩正行贿的手段与众不同，他不是直接奉送钱物，而是“让售”利库路特宇宙公司未公开上市的股票。表面上，股票买卖双方银货两讫，没有行贿受贿的嫌疑。实际上，如果行贿者公司的股票肯定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受贿者必定能从差价中大捞一票。这种行为在股市交易中称为“内部交易”，在美国、英国，法国和丹麦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而在其它的欧洲国家一般仅仅视作有违道德。在日本，这种行为竟被认为是加强人际关系的一种“悠久传统”。然而，凡事总有个限度。虽然股票内部交易这个行为本身在日本并不违法，但如果股票发行人有计划地暗中以低价把股票大量兜售给各界要员，从而使后者贪赃枉法为自己提供各种便利，那么双方显然就犯有行贿受贿罪。正因为如此，1989年2月13日，东京地方检察当局以行贿嫌疑逮捕了江副浩正和利库路特系列的第一金融公司副社长小林宏，以受贿嫌疑逮捕了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前董事长长谷川寿彦和前董事式场英，并同时搜查了这四人的住宅。

1988年3月，一幢崭新的20层大楼在日本川畸市火车站前拔地而起——这幢大楼正是利库路特公司的川畸情报大楼。江副浩正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又一次大功告成了，岂料这幢大楼的落成却是他行贿劣迹败露的发端。

原来，1984年12月川畸市制定了一个城市发展规划。根据这一规划，川畸市将在火车站附近70公顷的范围内建立一个技术开发区，这一计划的负责人是当时的计划调整局局长小松秀熙。为了获得在上述黄金地段修建大楼的地皮，江副浩正指示手下人与小松秀熙进行了接洽。双方一来二去，很快达成了交易。利库路特公司向小松“让售”其子公司宇宙公司未上市的股票3万股，每股仅作价1200日元。小松拿不出现钱购买这些股票，利库路特的第一金融公司又向他贷款。1984年12月，股票到了小松手中。1986年10月，宇宙公司的股票正式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小松将手中的股票以每股5000日元的高价倒手出去，净赚了1.2亿日元。当然，利库路特公司也不会吃亏，情报大楼的地皮能够到手自然是小松秀熙的功劳。

利库路特公司和小松秀熙之间的交易是在暗中秘密进行的，可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1988年4月，神奈川县地方警察根据举报，开始对小松秀熙的情况进行秘密调查，只是小松当时已升任副市长，警方不大想揭他的老底，很快又以“没有确凿的证据”为由停止了调查。

然而，闻风而动的新闻记者们岂肯善罢干休。《朝日新闻》横滨分社的记者们继续进行了跟踪调查。他们从利库路特公司搞到了该公司向小松转让股票的材料，但是小松秀熙本人却不予证实，记者就此陷入了止步不前的困境。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神秘人物出现了。此人在东京新宿区一家小咖啡店约见了记者，让后者匆匆地浏览了一张利库路特公司股票受让人名单。这张名单上列了76名社会名流，记者自然不可能全部记住，可是，记者记住了前文部大臣森喜朗等人的名字。根据这一重要线索，《朝日新闻》顺藤摸瓜，查明了不少情况，证实了小松秀熙与利库路特公司之间确实暗中有过交易。

1988年6月18日，《朝日新闻》社会版头条发表了记者山本等人的报道，利案一下子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6月20日，小松秀熙被宣布撤职，同时川畸市议会还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他的问题。

然而，更加惊人的消息却在后头。6月30日，《朝日新闻》又挖出了四位受贿者：前防卫厅长官加藤■一买进股票5000股，获利2000多万日元；原农林水产相加藤以次女和秘书名义买进10000股，获利6000万日元；自民党政调会长渡边美智雄以长子名义收进5000股，获利2600万日元，民社党委员长■本三郎买进5000股，获利2600万日元。7月6日，《朝日新闻》在头版头条刊出了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和大藏相宫泽喜一卷入丑闻的消息，并登出了他们的照片。面对这些惊人的消息，日本人民一时竟难以相信平常道貌岸然的各界名流居然干这种勾当。《朝日新闻》刊出这一报道的同一天，利库路特董事长江副浩正宣布辞职，人们感到利案问题相当严重，决不是新闻界在搞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报道。

1989年七八月间，日本新闻界始终以利库路特案作为报道的重点。在这些报道中，新闻界大体搞清了利库路特公司“让售”股票的情况：从1984年到1986年，江副浩正等公司高级职员共向各界名流出售了利库路特宇宙公司未上市的股票720万股，价格为每股2000到3000日元。但是，新闻界并未能够证明那些头面人物因为接受了股票而渎职。固然，这一方面是由于利库路特公司“投李”之后，名流们还未来得及“报桃”，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东京地方检察厅仅仅作些表面文章，没有深入调查这起丑闻。

为了搞清达官显贵们受贿赂的真相，日本许多在野党组织了专门的班子，社民联议员■崎弥之助与众不同，他只要儿子和秘书作助手。可是，最后成果最大的还是■崎弥之助，江副浩正就是栽在他的手下。■崎在调查中发现，为了增加资本总额，利库路特公司曾在1985年春向第三者发行过一批股票。后来，利库路特公司又从这批股票中收回了76万股，专门用于笼络政要，并在1986年九十月间把股票转让给了包括13名国会议员在内的大人物。■崎弥之助毫不客气地将这一调查结果在日本众议院税制问题调查特别委员会上和盘托出，大大地将了利库路特公司一军。

急病乱投医的利库路特公司想出了一个自以为高明的解决办法。1988年8月30日，利库路特公司的子公司宇宙公司派社长办公室主任松原弘第6次登门拜访■崎弥之助。这一次，松原弘特别干脆，直截了当地摊牌说，只要■崎弥之助放过利库路特这一关，公司将奉养■崎一生。说罢这番话，松原弘还拿出了一包点心和一个装有500万日元的红包。然而，清正廉洁的■崎不仅没吃松原的这一套，当场予以严词拒绝，而且■崎事先还联系了电视台的人，在自己的客厅里装了录象机，把整个行贿过程和两人的对话录得一清二楚。1988年9日5日，■崎在国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揭发了此事，当晚，日本读卖电视台播放了松原行贿的实况。9月8日，■崎正式向东京地方检察厅控告了松原弘的反社会罪行。这一下人赃俱在，利库路特公司自然在劫难逃，而警方也不能再敷衍了事了。

与此同时，那些中饱私囊的政客们开始惶惶不可终日了。随着内幕不断揭开，舆论的压力也就愈来愈大，一时间日本政坛刮起了一股辞职旋风，与利案有染的政客纷纷被迫引退。政要辞职之风始于大藏相宫泽喜一，而又以法务相长谷川峻的下马最为滑稽，我们就以这两人为例。

宫泽喜一身为日本副首相兼大藏大臣，又是党内宫泽派的领袖，可谓“德高望重”。更有意思的是，宫泽喜一长得象一位老实巴交的老农民，平常素有“廉洁”的好名声。然而，宫泽喜一也未能逃过利案这一关。1986年9月30日，宫泽的秘书服部恒雄以宫泽本人的名义买进了1万股利库路特公司的股票，转手倒卖，牟利5200万日元。其实，竹下登等人也都买了股票，只是他们用的都是秘书和亲属的名义，事发之后都可以用秘书盾牌稍稍抵挡一阵。宫泽喜一却是“老实人”吃亏上当，当初没留后手，一下子就被抓住了把柄。更为严重的是，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宫泽嘴上宣称买股票的钱是“自筹”的，手里却拿不出证据来，事后又被人揭穿，他是用利库路特第一金融公司的贷款作本钱买股票挣钱。这一下，宫泽再也无法狡辩，也无颜继续留在内阁之中了。1988年12月9日，宫泽喜一被迫辞职。

宫泽风波之后，竹下登立志要成立一个廉洁的内阁，实行“政治改革”。1988年12月27日下午，竹下新内阁正式成立。按照惯例，新内阁成员均与记者见面。由于此时利案风潮正凶，主管司法工作的法务相长谷川峻自然成了记者注目的焦点。在记者招待会上，长谷川峻应付自如，博得了记者们的好感。当回答到他与利案是否有瓜葛的问题时，长谷川峻还俏皮地说：“正因为没有爪葛，所以才出现在你们面前”，俨然一副何必多问的气势，可是，第二天日本报纸又登出了一条特大新闻：长谷川峻及其政治后援团体“迫迪会”从1971年起每月都接受利库路特公司4万日元的政治捐款。这一下长谷川峻顿时哑口无言，只得在12月30日上午宣布辞职，同时表示“惭愧不已，深表歉意”。上台下台，总共三天，你说长谷川峻这出戏演得滑稽不滑稽？

进入1990年3月份时，日本内阁的辞职风潮已经告一段落，这时利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警方开始逮捕有确凿证据的行贿受贿者，原来以为钻了法律的空子可以不受惩罚的人先后落入了法网。警方的逮捕行动主要在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劳动省和文部省这三条与江副浩正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线上展开。

1990年3月6日晚，日本电信电话公司董事长真藤恒首先被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秘书村田幸藏。日本电信电话公司是一个半官半民的特殊企业，它的前身日本电信公社是国营企业，1985年4月1日起改用现名变为私营企业后，日本政府依然控制着该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垄断着日本全国的电话电报和国内外通讯业务，控制着所有国家级的超大型电子计算机系统。为了在信息时代图谋发展，江副浩正早已盯上了这家可以作为靠山的大公司，真藤恒是江副浩正最早结识的一个权贵。1985年8月和9月，江副和真藤两次会谈。当时，江副要求真藤对利库路特公司开始从事的信息业给予全面支持，真藤随即直接指示其亲信式场英和长谷川寿彦在转售线路和大型电子计算机等方面向利库路特公司提供便利。作为报答，利库路特公司在1986年9月30日前后向真藤转让了1万股股票。虽然这些股票在名义上是给真藤的秘书村田幸藏的，但转手后的收益2200万日元中900万日元存入了真藤的银行户头，另外1300万则存入了日本电信电话公司秘书室长的政界经费保密户头，村田本人并未将钱纳入私囊。

在受审时，真藤狡辩说“全部是秘书干的。关于得到股票之事，在看到出售收益的领收单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但是，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亮出了表明真藤在磋商转让股票阶段即已知情的具体证据。真藤恒最后不得不低头认罪。1990年10月9日，真藤彼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他的这一下场我们在开头就作了介绍。

利库路特公司是靠提供就业信息起家的。因此，劳动省官员也是该公司的重点行贿对象。1989年3月8日，东京检察当局分别以行贿、受贿嫌疑逮捕了利库路特公司原社长室室长辰巳雅朗和日本劳动省原事务次官加藤孝。

加藤孝在职期间，日本劳动省曾打算加强对利库路特公司出版物的管理和整顿，因为该公司的刊物登出的就业信息常常与事实有出入，引起了种种纠纷。江副浩正得知了这一消息之后立即对劳动省官员进行了拉扰和疏通，并且收买议员，竭力阻止通过旨在严格规定有关就业情报刊物发行的《职业安定法》。在此期间，利库路特公司经常招待当时担任职业安定局局长的加藤孝及其下属的主管课长鹿野茂打高尔夫球、钓鱼、旅游，到高级饭店就餐。利库路特公司的这一招果然灵验，1984年10月劳动省放弃了制定对职业介绍杂志加强限制的法规，而且与此同时加藤还在劳动省内积极活动，说服其他官员批准几家情报企业由利库路特公司牵头在东京都文京区设置“雇佣情报中心”。对于加藤的“功绩”，利库路特公司自然感恩不尽。1986年9月底，江副等人以每股3000日元的低价向加藤出售了3000股未上市的股票，加藤在第二天股票一上市即行抛售，一下子净赚了690万日元。

日本文部省事务次官高石邦男也从利库路特公司捞了不少好处，早在1976年高石担任文部省管理局振兴课课长时，利库路特公司就聘他为讲师，并在他的指导下发行《专科学校指南》。利库路特公司曾在高中进行“志愿”调查，并以调查为基础免费把大学、短期大学、专修学校等各领域的升学信息杂志送到高中生家中。但是，从1985年前后开始，专修学校的广告越来越夸大其词，而且学校与民间企业合作一起从中渔利。对于这种情况，人们提出了种种批评和改进意见，但是，当时身为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局长的高石邦男不仅一味袒护利库路特公司，而且还在1985年9月积极帮助江副浩正获得了教育课程审议委员，大学审议会委员等职位。为了报答高石邦男，江副指示彩釉陶器公司总经理小林宏到文部省次官室提出了股票转让事宜。只想占便宜的高石邦男居然还怕利库路特公司的股票不值钱，在请教了证券公司之后，高石认定利库路特公司的股票是“优良股票”。于是，高石邦男一分钱没掏，完全用彩釉公司的贷款换取了1万股股票。1986年11月中旬，正当利库路特公司的股票涨到每股5000多日元的时候，高石把股票抛了出去。然而，高石意想不到的是，好处捞足之后居然还会“甘尽苦来”——1989年3月28日，高石邦男和小林宏分别被东京地方检察厅以受贿和行贿罪依法逮捕。

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劳动省、文部省三条线清理完毕之后，人们自然又把注意力移向了更高层，而这时万众瞩目的正是首相竹下登。

1989年3月31日，《朝日新闻》杂志再次一马当先，刊出了一篇题为《利库路特公司购买2000万元竹下“鼓励会”的宴会券》的报道，直接把矛头指向了竹下登。这则报道说，1987年5月21日下午6点，竹下及田中派内的竹下支持者在东京芝公园的东京王子饭店举办了一个名为“鼓励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晚会”的宴会。这次宴会门票高达3万日元一张，总销售额达21亿日元。关于宴会券，日本自治省的解释是：“只要宴会券的价格在社会常识的范围内，购买张数也是以出席为前提的恰当数目，就不成为政治资金法中的捐款。”相反，购买多得无法出席的大量宴会券，就应该看作是“捐款”。在王子饭店举办的这次宴会，售出的门票有6万多张，可是出席人数仅是1．3万人，由此看来，宴会的集资性质是相当明显的，而且也正是在这次宴会上竹下登宣称“贡献出五尺之躯是我最后的使命”，事实上表明他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的决心。

既然购买这次宴会券应被视为政治捐款，那么购买者就应遵守政治资金法的有关规定。1987年5月利库路特公司的资本为16．2亿日元，按政治资金法的规定，它一年对政党、政治资金团体和政治家的捐款最多为1500万日元，对其他政治团体的捐款最多为750万日元。可是，利库路特公司一下就购买了700张竹下“鼓励会”宴会券，耗资达2000万日元，超过了以上所说的所有限额。此外，日本的政治资金法还规定，一位捐款人对“公职候选人”及“其他政治团体”的捐款总额，一年最多为150万日元，利库路特公司对“鼓励会”的捐款也大大超过了这一规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9年4月5日，日本《每日新闻》又发表了一则有关竹下登接受利库路特公司捐款的消息，题为《利库路特曾购买竹下后援组织举办宴会的3000万日元的宴会券》。报道说，1987年5月，竹下登的后援组织“岩手长期政策恳谈会”在岩手县盛冈市举行宴会，利库路特公司又出资3000万日元购买宴会券。此外，报道还说，宴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竹下在利库路特公司经营的球场与“岩手长期政策恳谈会”的成员进行了高尔夫球比赛，随后竹下又乘利库路特公司的直升飞机飞回东京，此行一切费用均由利库路特公司负担。4月5日的《每日新闻》同时还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党委员长主张建立“国民联合政权”》的文章，报道了社会党委员长土井要求竹下内阁总辞职的消息。

正当竹下登为了宴会券问题而愁眉不展的时候，日本时事通讯社又在1989年4月7日抛出了《又发现新的事实》一文，揭露利库路特公司还曾向竹下登提供过2500万日元的揭款。当天下午，日本四大在野党举行二年多来的首次首脑会谈。在野党首脑们一致认为“现在时局是战后政治史上未曾有过的重要时刻”，决定采取联合行动“倒阁”。次日，自民党内部也发生了不利于竹下的信息。日本的资深政治家、前国务大臣河本敏夫在茨城县下娄市发表讲演，“要求在参议院选举前谋求人心一新”，实际上就是向竹下登提出了下台建议。

竹下内阁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境地，可是，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有识之士会议”却献出了一条转危为安的锦囊妙计。以前内阁法制局局长官林修正为首的“有识之士”们建议竹下登“率先垂范”，坦率地讲明自己同利案的关系，以求得国民的原谅。到了这种时候，竹下登也只有接受建议，把死马当活马医了。

1989年4月11日上午9点半，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开始举行会谈，竹下登在会上一一交代了他与利库路特公司的金钱关系。竹下登除对众所周知的情况作了一些补充说明之外，还主动交代了一些新情况，比如，在1985和1986年还得到了2000万日元的捐款，1987年5月21日的“鼓励会”除利库路特总公司买了2000万日元的宴会券外，利库路特宇宙公司还买了3000万日元的宴会券。据竹下登本人说，他和亲信们共从利库路特公司方面得到了1．51亿日元。虽然这一数字远远地超出了人们的预计，但是，由于竹下登表示他对接受利库路特公司捐款负有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首相的“决然行为”果然博得了公众的谅解。这样一来，竹下派的干部们都说“首相本人的问题清楚了”。内阁官房长官小渊也说，“这样一来，对首相本人的追究将告一段落”。

然而，竹下本人暂时得到解脱只能算是结束了竹下内阁与国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小插曲，整个竹下内阁与国会要打的交道则刚刚进入正题。因为政府迫切希望议会能够通过平成元年（1989年度）的财政预算，而在野党表示：除非能够传讯中曾根康弘或者竹下登内阁总辞职，否则对预算案不予审议。

利库路特案发生在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政府腐败他当然负有领导责任，而中曾根本人也不清白。他曾用两位秘书的名义购买了利库路特公司2．9万股未上市的股票，抛售了其中2．3万股，获利6385万日元。此外，利库路特公司还给中曾根提供了3500万日元的政治捐款，购买他的宴会券花去1071万日元，这几项总计达1．1亿日元，中曾根承认他确实拿了这些钱。可是，还有一件事中曾根始终不肯承认。1988年夏，利库路特公司拿出3500万日元的现金对自民党内15名有影响的议员展开拉拢工作，在其名单中就有中曾根康弘及其长子、参议员中曾根弘文。具体情况是：1988年8月20日前后，利库路特公司向中曾根父子分别支付了500万日元和100万日元的支票。但其支票又退回了利库路特公司，是何时、以何种方式退回的则不清楚。许多人怀疑，中曾根父子是在利库路特公司向社会党议员■崎弥之助行贿事件被揭露后，怕事情败露才急忙退回了支票。中曾根本人口气十分坚定地说：“根本不知道有此事。”真相究竟如何？人们自然要求中曾根接受传讯到议会作证，把一切都交待清楚。

但是，中曾根康弘向来是一位硬派人物。他认为，接受传讯无异于承认自己不清白，这有损于他作为自民党最高顾问和前首相的尊严。此外，中曾根还担心，一旦传讯开了头，政界显要们将被一个个带上证人席，因此他表示“坚决拒绝”传讯。另一方面，在野党也不示弱。他们表示，中曾根一天不到国会作证，他们就一天不参加1989年度的政府预算。这一下竹下登没了辙。若是依了中曾根，预算案肯定通不过，可是新的财政年度已经从4月1日开始，政府不可能长期靠为期50天的临时预算运转。若是依了在野党，强迫中曾根接受传讯，那么竹下又势必会失去中曾根派的支持而垮台。左右为难的竹下内阁简直只有死路一条了！

可是，屋漏偏遭连阴雨，利案居然又有新发展。1989年4月14日，《朝日新闻》又发表了《利库路特公司向安倍夫人支付过900万日元的顾问费》的报道。报道说，在利案曝光前的两年又七个月里，即从1986年2月到1988年8月，利库路特公司每月给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的夫人安倍洋子30万日元的顾问费，总计已达900万日元。在同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安倍不得不承认了这一事实，但他强调自己和妻子在接受记者采访前对此事一无所知。安倍宣称：“我身居繁忙的职位，资金方面的事情都委托秘书办理。顾问费一事是清水二三夫秘书经办的。顾问费已成了我的家庭收入的事实是不存在的”。但是，安倍又说，“不管怎么样，作为干事长我深感负有责任。”把直接责任推给秘书，然后再假惺惺地表示愿意代部下受过——到了这种时候，安倍的这种劣拙表演还能骗得了谁呢？

一个星期后，即4月21日，自民党和在野党关于预算案问题的谈判正式破裂，负责在朝野之间穿针引线的安倍晋太郎连忙称病住院，竹下内阁终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4月22日，日本新闻界给了竹下最后的一击。这一天，日本报纸以大字标题报道说，1987年在竹下登竞选首相时，他的秘书青木伊平从利库路特公司借了5000万日元的巨款。本来，借债还钱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可是，由于这事暴露在竹下登“全部公开”了他与利库路特公司的关系，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再也不会有新情况被揭露之后，那么这位首相大人还有什么脸见人呢？

日本国民对“政治家近似儿戏的谎言”愤慨已极，要求竹下登下台的呼声更加高涨了。1989年4月25日，竹下登被迫宣布辞职。

竹下登辞职之后，往常争夺激烈的首相宝座居然无人敢于问鼎。当时人们曾希望比较清廉的伊东正义出任，但伊东却不愿意收拾烂摊子，他托词有病，千呼万唤就是不出山。万般无奈的自民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与利案没有牵连的宇野宗佑继任竹下的首相之职。1989年6月2日，宇野宗佑走马上任。可是，不出一月，宇野宗佑这位“文武两道”、“多才多艺”、与财界缘分浅、和文化界关系深”的首相又爆发了与艺妓有染的“桃色丑闻”。1989年7月23日，日本举行三年一次的参议院选举，自民党一败涂地。第二天，宇野宣布他对自民党在参院选举中的惨败“负有全部责任”，并且就势借着这个台阶辞职完事。

一桩利案拖垮了两届政府，搅得日本国国无宁日，完全与日本政府趁改朝换代之际表达的希冀国内外和平安定的愿望背道而驰。究其原因，实在是金钱政治作祟，为政不廉的缘故。这真是：腐败之风袭东流，平成元年不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