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玄，汉语词语，拼音是chóng xuán，意思是精妙深幽的哲理，出自《道德经》。是两晋隋唐时期影响非常大的思潮。

以双重否定为特征的＂重玄＂思想，是继魏晋玄学之后兴起的道家哲学。它虽继承了魏晋玄学＂辩名析理＂的思维方法，在本体论上却是对魏晋玄学的扬弃和超越。＂重玄＂学的形成和发展与佛学有密切的关系，是佛学特别是中观学派与道家思想之间的一个纽结。隋代和唐初，＂重玄＂思想成为一股时代思潮，最终结束了魏晋玄学，而出现＂重玄＂学与佛学并行的思想文化格局。因此，研究＂重玄＂学有着两重意义：既可以进一步了解魏晋玄学如何按自身的逻辑向否定自身发展，又可以进一步揭示佛学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深层特点。

重玄学派的代表人物，几乎都是著名的道教理论家。唐代是重玄派鼎盛时期，在隋唐佛道的理论之争中，多由重玄学派人物代表道教方面参加，重玄学派也因此在道教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chóng xuán

《文选·陆机》：“重玄匪奥，九地匪沉。”明 叶宪祖 《鸾鎞记·论心》：“自有漫漫浩气，直贯重玄。”

指道家哲学、重玄学。语本《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晋书·隐逸传·索袭》：“味无味于慌惚之际，兼重玄于众妙之内。” 唐 李白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黄金师子乘高座，白玉麈尾谈重玄。” 王琦 注：“重玄，即《老子》‘玄之又玄’之义。” 清 方以智 《自序》：“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深几也。”

也是修真小说《飘渺之旅》里面的门派，重玄派。

唐初重玄学者成玄英,借鉴佛学思想以发展道教理论,在道教发展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援佛入道主要表现在对佛教语言及佛教思维方式的吸收与转化上,也表现在其对重玄之道的论述与三论宗中道的相近上。但佛道立论根基并非一致,佛教的“缘起性空”与道家“道法自然”思维的差异,必然使成玄英思想充满张力。

随着《妙真经》、《太玄经》、《自然经》、《正一经》、《玄门大义》等诸多太玄部重要经典的失传与孟智周、藏玄靖、韦处玄等等学者的著作亡佚，只剩下《道德经》、《西升经》、《太清金液神丹经》、《道德义渊》和《西升经集注》、《云笈七签》引有众学者的思想；《无上内秘真藏经》、《海空经》、《本际经》其书多为编纂集合南北朝道经而成的合集，雷同处甚多，故有时有前后衔接不严矛盾之处（学者认为他们不属于严格的重玄学，如《本际经》、《 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经 》,虽然也谈“重玄”问题,但是“囫囵吞枣,把佛学带进 了道教,忘途而不知返”, “实际上已经改头换 面，离开了道教重玄学的根 旨”）。另有晋魏时期所作的《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太上老君内观经》、《升玄经》等经.不知何派所作，据其内容因跟天师道关系甚大。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具有多样开放性。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土壤中,佛教和道教蓬勃发展起来。儒佛道在唐朝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它们相互对立却又相互融摄。唐代道教的重玄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其中,佛教这一强大的异质文化对其影响尤大。道家在隋唐时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重玄学。重玄学是继魏晋玄学之后的又一个崭新的派别。这一崭新派别的“新”是表现在对佛教理论的借鉴和吸收。唐朝重玄学道体论阶段援佛入道，成玄英和李荣的重玄道体思想体现了援佛入道。唐朝重玄学道性论及修仙阶段援佛入道现象，王玄览的道性思想和司马承祯的修仙思想实现了援佛入道。佛教的中观思想对道教发展的具体影响,很好地反映佛道之间的关系。佛教的心性思想对道教心性论的启发意义,对于揭示宋金元时期性命双修的全真道的精神内涵有重大的思想价值。天台宗的止观思想对道教修炼实践方法的渗透和影响,以崭新的视野说明了佛道之间的融摄与互动。总之，重玄学在道体论方面主要是借鉴和吸收了三论宗的思想,在道性论方面主要是吸纳了禅宗的精神,在道教修炼实践方面主要是提炼和借用了天台宗的方式和方法。

谈到唐代的文化，常可遇到一个难题。人们都说李唐奉老子为祖先，尊道教为三教之首，在崇道的基础上推行三教合一的文化政策。然而我们若是注意一下新旧《唐书》和《唐会要》关于唐代官方学术的记载，却不免困惑，因为唐朝尊崇《老子》、《列子》、《文子》、《庄子》等书，将这些书尊崇为“真经”，与道教的经典系统并不吻合。当然，《老子》被尊崇是由于皇家的姓氏，而《文子》、《列子》和《庄子》的作者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道教的三洞真经又与先秦子书距离很远，唐室为何定要提升这几部子书的地位呢?现辨明唐代重玄学和魏晋玄学大同小异，就可以明白唐朝的政策除了尊崇道教及儒佛之外，还有崇尚三玄之学这一项。唐代官方的经学以《易》学居首，《易》用王弼注；唐代的道学以《老子》为首，《庄子》次之，《老子》注释依归于重玄之义，《庄子》的郭注则是玄学的代表作。在这里，“易老庄”仍是最重要的经典系统，“易老庄”的学问兼有玄学和与玄学接近的重玄学，与南朝的“三玄”之学实际上很相似。这就是说，玄学的历史较之以往学人的估计更为长久，这段历史不但应当包括南朝时期，还应包括中国人引为骄傲的繁荣的唐代。

（一）《老子》“玄之又玄”“损之又损”义

在作为哲学总纲的第一章里，《老子》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这段文字通过一种正面和肯定的方式对“道”作了界定和描述，道是宇宙的终极本体和万物存在的总根源，超绝名相，难以规定。“玄”训诂义为“幽远，黑而有赤色者为玄，象幽而入覆之也。”而幽又训为“隐”。道在本质是有（现象，功用）和无（本体，本原）的统一。“玄之又玄”即用以递进否定的方法形容“道”体的幽深神妙以及创生万物过程的深奥难测。

“损”是动词，为否定或减损。“损之又损之”指的是对“之”这一对象做不断的否定或减损。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曾指出：“在中国哲学中把‘否定’作为一种论证方法也许可以说是老子最早加以运用和运用得最为出色的。以后中国的许多哲学家都采用‘否定’的方法作为他们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方法，由于这种方法不肯定什幺，又往往被称之为‘负的方法’。’’汤先生还进一步阐释道：“说它是什么，就是对它有所肯定，可是肯定了这一面，必然会否定另一面，因此不能说它‘是什么’，而只能说它‘不是什么’。”

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这样一种方法，通过否定而达到肯定。“无为”是对“为”的否定，那么“无不为”，就是对“为”的肯定，或者说是对无不为的否定之否定。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公式，她通过否定达到肯定。老子认为，通过否定达到肯定，是道的特性，因为老子讲“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要通过否定而达到肯定。所以说，通过否定达到肯定是道的特性，是老子认识的一个原则。

（二）庄子《庄子·齐物论》

庄子是老庄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庄子》中他展开了那段著名的推论：

虽然，请尝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谓，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第79页)

这段话表示，“追遡‘有’的否定根源到‘无’，又追遡其‘无’的否定根源到‘无之无’，再又追遡其‘无之无’的否定根源到‘无之无之无’……就这样，依据对否定根源之遡及，‘有’的性质被彻底地否定、排除，最后到达的是‘俄而有无矣’，即绝对的‘无’。”

有着类似精神的话，也见于《庄子·知北游》：“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以至此哉。”

（三）先秦诸子

先秦诸子书与近代出土简帛典籍都出现过这种思想，然大多是道家著作或与道家有关的著作。《淮南子·俶真》“予能有无，而未能无无也。及其为无无，至妙何从及此哉”(《淮南子·道应》也有类似内容)。

池田知久指出，这一系列文献的作者希望“通过反复的、彻底的批判，最终达到了‘一之无’即‘齐同的非存在’的境界，‘无’之我直接和‘无’之世界相融合，成为一体，最终确立了作为终极根源之本体的‘道’。要做到这种境界，在于‘我’完全‘无谓’、‘无言’，此时的‘我’便如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能毫无障碍地、完整地与‘天地’、‘万物’相融合。”

（四）王弼注“玄”与“玄之又玄”

王弼是魏晋玄学思潮中主张“贵无论”的著名思想家，以宇宙本体论的思路重新解释了《老子》第一章，其注云：“两者，始与母也，同出者，同出于玄也。异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则谓之始，在终则谓之母，玄者，冥默无有也。始、母之所出也。”王弼将“玄”从描述性的概念转化为本体意义的“无”，此唯一且绝对的终极“玄体”，超乎言象，无名无形，化生万物。因此，“玄”在性质上与《老子》“道”的幽远玄妙相通，都具有终极性和不可知性，但却是世界万物及其存在样态背后的依据。但王弼随即指出若以为道就是玄，就等于把道当成是“玄”这个概念，“谓之然，则不可定于一玄而已。则是名则失之远矣，故曰玄之又玄也。”他根据言不及意、意在言外的基本理论，又用“又玄”二字来否定前玄，以此反对把道当成一个确定的概念，这种用“又玄”否定玄的思路表现了后来“重玄”思维的否定意涵，为“重玄”思维打下了基础。可以说王弼的这种解释开启了后来“重玄”说的先声。　

（五）向秀、郭象《庄子·齐物论》注中的“双遣”义

在孙登以前，西晋郭象已明确地阐述过成玄英等人所极力标榜的“双遣”重玄思想，只是郭象没有以“重玄”相称。比如，他在设释《庄子》齐是非有无思想时指出，如果无是非与有是非齐一，则“我以无为是，彼以无为非”，实际上并不齐一。要真正的消除是非之有无.“莫若无心”.也就是不要有所执著，“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以至于无遣，然后，无遣无不遣，而是非自去矣”。又比如，郭象在让释《庄子》“玄冥闻之参寥”时指出:“夫阶名以至无者，必得无于名表，故虽玄冥，犹未极。而又推寄于参寥，亦玄之又玄也”。如此“遣之又遣，以至于无遣无不遣”和“玄之又玄”，在郭象的《庄子注》中屡见不鲜。

郭象的这种“双遣”重玄思维方法对后世重玄学有直接影响，成玄英疏解《庄子》，便是直承郭象注的。当郭象提出“遣之又遣”“无遣无不遣”时，他便接着发挥道“既而遣之又遣，方至重玄也”。当郭象提出“虽玄冥犹未极，而又推寄于参寥，亦玄之又玄也”时，成玄英又发挥道:“夫玄冥之境虽妙未极，故至乎三绝，方造重玄也”。

魏晋唐宋时期的道教重玄学派(以成玄英、李荣等为代表)，吸收佛教三论宗和天台宗的思想阐发老子思想，发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使其更具思辨性和理论性。从玄学到重玄学的思想发展既是道家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也是道教义理之学的重要建树。道教重玄学不仅展现了融摄佛教般若学（尤其是中观、三论等）的包容力，还推进了渊源于道家哲学的心性论思想，更以道教传统的精神实践之方法点化了深邃玄理而独树一帜。道教哲学的本体论认识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在隋唐重玄学那里发展成熟。这本来就是对先秦老庄学与魏晋玄学以及佛教思想成果的继承与发展，考察道教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认识与实践双重的要求，决定制约着道教哲学的发展水平。而隋唐之际道教哲学取得的历史成就，成为划分其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宋金元以来的内丹学是对重玄学思想成就的直接继承，隋唐重玄学则是对前代哲学思考的精深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