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守淦(1877—1961)，字任父，号六弢居士，
富阳王洲乡(今属
场口镇)塘下村人。
早年就读于同邑举人柴锡堂主讲之东图书院。后考入邑庠，继又入杭州求是书院、上海中西书院攻读，与钱家治、
邵裴子、
马寅初等为同学。学成后，任职
上海商务印书馆。旋受聘于教育家
袁希涛所创上海宝山公学，任英文教员。在此期间，经
蒋方震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与
于右任、
蔡元培等创办《启明日报》，宣传革命思想。
辛亥革命后，
孙中山归国主政，守淦被派往武昌与
黎元洪联络。1912年，任浙江都督府秘书。次年回乡，任县立高等小学校校长3年有余。办学勤笃，成绩卓著，曾受省政府传谕嘉奖。1916年夏，应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其后，历任北京图书馆馆员、编纂、庶务主任、代理馆长等职。因得博览群书，于目录学造诣颇深。在京期间，又与
毛泽东、
李大钊、
鲁迅以及同乡
郁华、
范文澜等交往。1947年秋，退休回乡，北平图书馆馆长
袁同礼撰文为之祝六十寿诞。晚年，出资购《四部备要》捐赠富阳县立初级中学。
建国后，守淦两次当选为县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1961年病故。著有《应徵文集》、《王洲乡志》等。
场口镇中心小学刚举办了百年校庆，很偶然的，此后不久我前往参观了该校精心设计打造的百年校庆馆。想不到此行还有意外的收获，那就是给了我多年存疑的两个问题以清晰明确的答案。
本人收藏的部分古籍中，有一些《四部丛刊》线装本封面上有“富阳景山图书馆章”的红印，右上角另有“二十二年元旦 金任父先生赠”的红框印戳，我一直来纳闷，一是此景山小学在富阳何处？二是此金任父先生何许人也？原来，景山小学就是场口镇小的前身，而金任父先生也就是金守淦，既是场口先贤，也是富阳教育界的先辈。
据有关档案资料和场口镇小校史纪念册，金守淦(1877—1961)，字任父，王洲乡塘下村人。幼年启蒙后就读东图书院，后考入杭州求是书院、上海中西书院。毕业后任职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处。后加入中国同盟会，与
蔡元培等创办《启明日报》，宣传革命思想。
辛亥革命后，
孙中山归国主政，金守淦于民国元年任浙江都督府秘书。次年应景山小学校长金明先先生之邀，回乡任英语教师。又转任县立小学（就是现在的市实验小学前身）校长。由于办学成绩卓著，曾受嘉奖。1916年又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任
北京师范大学教务主任。1936退休回乡。晚年，出资购《四部备要》赠富阳县立初级中学（富阳中学前身）。
翻阅校史纪念册，我发现第39页有“1945年景山小学移交
富阳中学图书种类、数量”的影印件一份，其中内容有：万有文库1912册，四部丛刊2485册，二十五史16册。那么根据上述古籍封面的印章，即可推断：金先生不仅仅在“晚年”购书《四部备要》赠给县立初中，早在1933年（即民国“二十二年”）就购书《四部丛刊》赠给景山小学了！
另外一点是，经查阅有关资料，当年金先生应
蔡元培之邀北上，担任的是北京师范学校学监一职，而非“北京师范大学教务主任”。现有以下两份资料佐证，一是据中国柯桥网之《绍兴县报》文章，在柯桥育才路有一家“清庭茶楼”，店主戚惠根收藏有
蔡元培给金任父的信札。原文是这样的：“金任父是民国初任北京师范学校的学监，也是老舍先生的恩师。从这封信中可以了解到蔡和金的历史交往，同时也可领略学界泰斗
蔡元培先生的书法风采。可惜收藏不妥，书虫入侵，影响了书信品相，幸好笔迹处并无残缺，故
蔡元培遗风宛在。”我将信件的照片下载，左边似信封的题有：“北京师范学校 金先生任父 台启”等字样，可惜右边信件照片的分辨率过小，难以全文辨识。
另一份资料是，河北辛集市社区网站上有一篇《通俗文学大家老向》的纪念长文，在介绍了“老向（1898-1968），名王焕斗，字向辰，号老向”后，说他考入北京师范学校，“有一天晚自习，他伏案而眠。学监金任父先生点名，他的同学急忙用胳膊肘撞他。金先生赶紧小声儿阻拦说：‘不要叫他，他白天很用功，累了，叫他睡吧！’偷偷听到这几句话，让他感动不已。”
在我正对着上述几册书的封面拍照时，赵老师等几位同事在旁看见均大为惊奇，说：“这些都是宝贝啊！”我说：“是啊，但即使最好的宝贝藏在个人手里不见天日，那又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要将这些古书送给场口镇小‘百年校庆馆’。”75年前，金先生赠书给家乡小学；75年以后，其中的几册书籍能够在我的手中再次回家，我感到非常高兴，非常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