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茂岳，山东泰安人，“七七事变”以后，参加红十字协会医疗队，后来经林伯渠介绍，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由于其精湛的医术和实事求是的作风，1942年经当时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曾为其题词。1949年4月，金茂岳随中央进入北京。1952年4月，任中直二院和北京平安医院院长，1958年4月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1972年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1983年12月离休。1987年7月17日在北京病逝。

金茂岳（1906-1987），回族，山东泰安人，“七七事变”以后，参加红十字协会医疗队，后来经林伯渠介绍，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在延安的8年中，他曾是李讷（毛泽东的女儿）、林豆豆（林彪的女儿）、贺鹏飞（贺龙的儿子）、陈伟力（陈云的女儿） 等3000多人出生时的接生医生。由于其精湛的医术和实事求是的作风，1942年经当时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曾为其题词。

1949年4月，金茂岳随中央进入北京。1952年4月，任中直二院和北京平安医院院长，1958年4月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1972年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1983年12月离休。1987年7月17日在北京病逝。

1943年王明在延安整风时期患神经性心脏病，从1941年10月下旬至1942年8月13日在中央医院住院治疗。

受当时延安医疗条件和药品的限制，在王明患病治疗过程中，因为甘汞的副作用导致王明尿液中含有汞。王明和孟庆树为此致信中央，告发金茂岳是国民党特务，要毒害王明。

当时整风运动刚刚开始。对此，中共中央立即组成了调查委员会，审查金茂岳。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克农等亲自参加调查。从他们的身份上就可以看出这个调查委员会的规格之高，可见中央对王明的身体健康是极其重视的，尤其在出现轻微汞中毒后更是提高了警惕，对此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作彻底的调查。从调查记录上可以看出，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等都亲自对金茂岳进行了仔细的审查问讯。

从1943年6月30日的《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和1943年8月6日的《委员会记录》中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等人审查问讯金茂岳的现场记录，都可以看出王明中毒的原因，是因为金茂岳在治疗当中疏忽造成了医疗技术事故，完全是药物的副作用所致。另外，从傅连暲和石昌杰1943年11月11日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明患病和会诊经过的所有记录，同样表明王明中毒是药物的副作用，属于医疗技术事故。

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等人对金茂岳进行了审查问讯。金茂岳由主治医生变成了“被告”。之后，金茂岳专门致信康生和中央各首长，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检讨。他说：“我再诚恳地向党坦白地讲，我没有一点意思来用药毒害我亲爱的王明同志，也没有受任何人的指示（使）、利诱、威胁等等，及利用红十字会而来害王明同志及破坏党、破坏边区的情形及行动，这完全是因药发生的副作用，肝炎而又用其他药来治发生中毒现象，当时认为病的发展错下去的……”

住院之前，医疗专家们曾在杨家岭为王明会诊过2次，住院后会诊过7次。王明当时因为心脏和扁桃腺发炎住院后，又出现了便秘和卡塔尔黄疸。根据当时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主治医生金茂岳在静脉注射葡萄糖的同时，使用了清泻药物甘汞。治疗几天后病情有所好转，但因为医生、护士之间没有认真检查，导致服用甘汞时间多了几天，病情又有反复和加重的趋势。

傅连暲说，在出现轻微中毒后，会诊专家决定由李鼎铭用中药医治。当“征求王明同志的意见是否改变主治医生”时，“王明同志表示仍要金主任主治(大约是在肝发炎的时候)”。而且“王明同志与小孟刚入院时，对金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而王明在上世纪70年代（正处中苏交恶的年代）于苏联撰写的《中共五十年》中不仅诬蔑毛泽东指使金茂岳陷害他，还编造了金茂岳在确诊中毒的“阴谋败露”后跪在孟庆树的面前痛哭流涕的情节。上世纪80年代，金茂岳在接受中央档案馆同志采访时，曾详细地回忆了王明在延安整风期间患病和治疗的经过。《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以《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为题发表过这次访问的内容。

当金茂岳听来访者读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编造其跪在孟庆树面前痛哭流涕的情节时，时年80岁因患脑血栓瘫痪在床的他，费力地欠起身子说：“王明放屁!混蛋!没的事!”“那时候王明是教条主义者，我根本不知道!”“‘双十二（西安事变）’连蒋介石都放了，说毛主席害王明，小孩子也不相信!”

事实上，对王明的病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极为关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去医院或家中看望，及时解决医疗问题。1943年9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还给重庆的董必武发电报说：“如有此机会，你可顺带交涉王明、王稼祥等大小7人乘这次苏联来延飞机去苏治病。此间亦经过联络参谋向国民党交涉，如得许可，苏机当可照办。”

1943年11月15日，孟庆树本人也致信任弼时、李富春并请转毛泽东及中央各位同志，极力否认她说过王明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为的话，并说：“我再一次地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无论在医药生活方面和对金大夫问题处理方面，都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而且富春同志还经常去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同志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不安的……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间了，将来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继续爱护之下，王明同志还有恢复健康重新为党工作之可能，并将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领导与帮助之下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显然，这与30多年后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的说法大相径庭。

综合以上文献，参考有关史料，笔者经考察研究，王明在延安时期患病情况十分清楚，完全不存在其在《中共五十年》中诬蔑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的谰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