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世斌（1905-1935），江西省兴国县人。1928年冬参加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12月参加兴国暴动。193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兴国县山石乡农民协会主席、高兴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兴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4月调任闽赣省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土地部长；8月任粤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8月调任赣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共赣南省委与省苏维埃政府合并组成赣南团，任副团长兼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1935年2月率部赴信康赣边开展游击战争时，遭敌重围，不幸被俘，囚于国民党吉安监狱。同年5月在押往兴国途中逃脱。但因叛徒出卖，被还乡团杀害。

钟世斌，1905年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高兴区石子陂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生活很不幸，母亲早丧，与父亲相依为命，日子过得极为艰辛。他的父亲除给地主打长工外，还靠编些雨笠卖钱维持生计。钟世斌从4岁起，就在父亲编雨笠时帮忙打下手。后来，父亲节衣缩食，攒了一点钱送他读了两年书。因无学费而被迫辍学后，钟世斌一门心思劈竹剖篾编起了雨笠。每当看到父亲因操劳过度而日渐干枯衰老的面容时，钟世斌的心头总会泛起一股连自己也说不清的苦涩。这时，他就一个劲地编雨笠，做家务。不管刮风下雨，每逢圩日，他都要早早地起床，将雨笠挑到离村20里外的高兴圩去卖。农忙季节，跟着父亲一块下田劳作，泥里水里，尽管他时常累得腰酸背痛，却总是暗自咬紧牙关，从未向父亲说过一声苦，叫过一声累，默默地为父亲分担着家庭生活的重担。少年时代的辛酸经历，锻炼了钟世斌的筋骨，养成了他不屈不挠、不畏艰难困苦的个性。

1928年夏，是钟世斌人生道路上的转折。当时赣西地方红军第七纵队游击到兴国县的高兴圩地区，钟世斌耳闻目睹了红军战士的英雄事迹，深为红军战士的英勇、热情所鼓舞，一股从未有过的冲动使得他禁不住热血沸腾。“找红军去”这念头不止一次在他心头涌现，但每次他都被另一个问题折磨得睡不安稳、食不甘味，那就是自己一走，谁与年迈的老父作伴？谁来照顾他？钟世斌为此整整考虑了一个夏季，还是没找到合适的办法。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暗暗叹息。终于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他跪在父亲的床前偷偷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便毅然前往东固山投奔红军去了。到东固山时，第七纵队已编入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钟世斌被分配到该团一个连队当了一名侦察兵。

不久，红二团开赴乐安、永丰一带游击。在攻打乐安城时，钟世斌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虽是第一次扛枪打仗，却表现出了非凡的机智和勇敢，深为首长和战友们所赞扬。后来，部队又转战到了兴国县的东村。应中共兴国县委的邀请，红二团参加了12月20日的兴国武装暴动。取得胜利后，钟世斌又和其他战友们一起积极地投身到当地的革命运动中。他们砸开监狱，释放“政治犯”，打开粮仓，赈济穷人，收缴反动商团的枪支，捕捉贪官劣绅，使得敌人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广大穷苦群众个个眉开眼笑，拍手称快。在这场革命风暴中，钟世斌逐渐成熟起来。他更加认识到共产党的主张是顺应人心的，更加体会到工农革命威力无比强大和翻身作主人的喜悦，从而更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

1929年初，钟世斌请求回乡从事农运工作，得到批准后，立即返回石子陂村。他整天来去匆忙，四处奔波，不分昼夜地在穷苦农民中进行秘密串联和宣传活动。经一个多月的努力，他先后发展了秘密农协会员24人。并于这年2月正式成立了以石子陂村为中心的山石乡农民协会，钟世斌任农协主席。从此，在山石乡掀起了一场热火朝天的打土豪、废债约的农民运动。年底，钟世斌与高兴乡青年女子叶杨波结婚。1930年冬，钟世斌被中共山石乡支部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调到兴国县苏维埃政府任财政部长。但两个月后，他却被县肃反委员错误地“清洗”回家，连党籍也没有了。

面对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钟世斌没有沉沦，也没有对革命的信念产生过丝毫的动摇。他常鼓励周围的同志说，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就要紧跟共产党干革命。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时国民党军正在赣中、赣南一带“进剿”红军，兴国县城及其周围的乡镇到处是敌军。为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钟世斌硬是克服重重阻力，站了出来组织起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他们发挥地理条件熟悉的优势，灵活应用红军的游击战术，东一枪，西一炮，不分昼夜，不间断地对驻扎在高兴区边境内的敌人进行骚扰和打击，歼灭敌军的散兵游勇，弄得敌人昏头转向，防不胜防，有效地支援了主力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1931年，几经生死考验的钟世斌，终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重新得到党组织的信任。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共高兴区委恢复了他的党籍，并委任他为高兴区苏维埃主席；年冬再次调他到县苏维埃政府任财政部长。翌年春，他又当选为兴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底兴国县在贯彻江西省委3个月“扩红冲锋计划”时，地处边远的枫边、齐分两地扩红工作受阻。时值大雪封山又处于红白交界地段，到这样的地方去做工作，不仅是工作难做的问题，而且还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钟世斌二话没说，第一个穿上草鞋就上了路。在他的带动下，大家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最终打开了扩红工作的局面。兴国县在这次扩红运动中又一次以2727名兴国子弟参军的优异成绩夺得全省扩红竞赛第一名，推动了全县其他各项工作的顺利发展。江西省委在检阅全省1932年工作时，认为兴国县“在革命竞赛中有着最好的成绩，获得了光荣的全省总锦标”。

1933年春，钟世斌参加了赣东北苏区巡视参观团赴弋阳等地区的参观学习。回来后，调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在全省广泛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农运工作，使这一新区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很快分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大大激发他们前所未有的劳动积极性。头一年，闽赣省的农业生产就获得了大丰收，建黎泰地区同往年相比增产20％；闽北的县份也都增产三成。

不久，钟世斌又调任新组建的粤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这里，他十分注意将兴国人民创造模范县的有效经验，灵活运用到粤赣省的各项工作中去。为了解决农村劳力十分紧缺的问题，他敢于破除男耕女织的封建观念，广泛发动全省劳动妇女学习犁耙技术和耕作方法，鼓励妇女同男子一块挑起农业生产的重担；在农村普遍建立耕田队、互助组、犁牛合作社等群众性组织，使全省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同时下大力狠抓全省水利工程的修复和兴建工作，号召各地多开荒地，扩大种植面积。经过半年的努力工作，使粤赣省的面貌焕然一新，农业生产很快从困境中走了出来，工农群众的生活日渐好转。为了促进全省工作的协调发展，他还大力扶持境内的盘古山、铁山龙两座小型钨矿。他首先给全体矿工及家属们拨去大批粮钱以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接着又发放专用于发展生产的无息贷款，并派干部帮助矿工们调整生产组织，建立新的劳动制度和秩序，使两矿生产得到较快地恢复、发展，产量不断上升，仅半年时间产量就达到160吨，较1932年全年总产量增加60％以上，年产值突破了100万元，较好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生活的需要，促进了全省国民经济收入的增长，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据4至6月份的统计，根据地节约的900担粮食，全部支援了红军。

1934年1月，钟世斌作为粤赣省代表出席了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9月粤赣省改为赣南省，钟世斌仍任赣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挫折，钟世斌到赣南省苏维埃政府驻地于都县时，看到各县扩红工作非常落后，连曾是扩红模范的于都县也只完成规定指标的5％，不由得暗暗发愁。为扭转这种局面，钟世斌经过一番深入调查了解之后，找到了工作的突破口。他亲自带领一批干部到赣南各县协助搞好扩红工作，使赣县仅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动员940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完成全县总任务的65％。

同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不久，于都县被国民党军占领。钟世斌奉命留在地方坚持革命斗争。他将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工作人员及于都、会昌等地干部和独立营共300余人组成赣南独立团，自任副团长兼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于年底率领第二支队开赴信康赣边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2月12日，独立团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乱石、罗田、寒峰、热岭一带与国民党军展开了七昼夜的激战。在斗争最艰苦的关键时刻，钟世斌鼓励战友们说：“我们要打开条血路，到油山去与陈毅、项英会合。大家不要怕流血牺牲，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我们只要有一口气，就不能投降。只要有一颗子弹，就要打击敌人。为党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当他们转移到信丰与南康相交的金鸡野猪窝时，遭到敌军袭击，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没有冲出敌军包围而被俘。

钟世斌被囚于吉安监狱。为了从钟世斌口中得到一些红军的消息，敌人对钟世斌实行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没说出半点党的机密。由于他机智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敌人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击队战士，不久就释放了他。出狱后，钟世斌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尽快同党取得联系。经过多方打听，3月初，他只身前往湖南追找红军部队，不幸在泰和同叛徒相遇。被出卖后，钟世斌再次落入敌人手中，惨遭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