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吉斯·艾特玛托夫（Чингиз Торекулович Айтматов，1928年12月12日—2008年6月10日），苏联——吉尔吉斯斯坦籍作家，全名钦吉斯·托瑞库洛维奇·艾特玛托夫。

1928年12月12日，艾特玛托夫出生在苏联吉尔吉斯斯坦塔拉斯山区舍克尔村一个吉尔吉斯族农牧民家庭。

1937年，苏联“肃反”，任州委书记的父亲蒙冤被杀害。父亲死后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卫国战争年代他当过村里的记工员，以后在农学院学习并当了畜牧技术员。

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1958年自莫斯科高级文学培训班毕业后，在《新时代》杂志发表了中篇小说《查密莉雅》，开始成名，由此跻身苏联文学界。

1959年，艾特玛托夫加入苏联共产党。

1962年，发表小说集《草原和群山的故事》，次年因该书获列宁奖金。

1966年，发表中篇小说《别了，古利萨雷》。

1968年，《永别了，古利萨雷》获得了苏联国家奖金。同年，艾特马托夫获“吉尔吉斯人民作家”称号。

1970年，发表《白轮船》。

1971年，获得了列宁勋章。

1977年《白轮船》获苏联国家奖金。

1978年艾特马托夫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1980年，发表《一日长于百年》。

1983年，《一日长于百年》获苏联国家奖金。

1966年起，艾特马托夫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1976年起，艾特马托夫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他还是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和吉尔吉斯科学院院士。

1990年，被任命为苏联总统委员会委员；苏联解体后，他被任命为俄罗斯驻卢森堡大使。

1993年底，吉尔吉斯总统任命他为吉尔吉斯驻比利时大使，兼驻欧洲共同体和北约的代表；其后一直同时担任吉尔吉斯驻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大使兼驻北约和欧共体的代表。他作为俄罗斯驻卢森堡大使的任期要到1994年才届满，一人身兼两国驻外大使。

1996年，发表《卡桑德拉印记》。

2008年4月间，传出艾特马托夫因病入院的消息，5月16日，德国纽伦堡当地一间医院证实艾特马托夫因“肾脏功能不全”接受治疗。

2008年6月10日，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在德国纽伦堡病逝，享年79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发言人宣称“艾特马托夫因肺炎不治去世。”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的统计，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语言，在一百多个国家发行。甚至一个世界上总共只有4万多人的民族——萨阿米人也用本族语言出版过他的小说。在德国，据说几乎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本他的作品。而在中国，除了汉语，还有维吾尔族语哈萨克语的译本和柯尔克孜语的译本。

在艾特玛托夫早期的作品中，无论是描写冲破传统羁绊、追求幸福爱情的查密莉雅，还是克服世俗阻碍、教书育人的乡村教师，或是面对生活不幸、始终坚忍博爱的母亲，以及遭遇误解不公但对信仰执着依旧的共产党员塔纳巴伊，作者都将他们作为普通的吉尔吉斯人来书写，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刻画和塑造了苏联社会主义大发展时期普通民众的善良、正义与慈爱的形象，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受俄罗斯传统文学影响，艾特玛托夫20世纪70年代的作品开始注重对人物心理过程的描写。《白轮船》和《花狗崖》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作者运用浪漫主义的抒情手法，以接近于神话和寓言的形式，通过细腻和诗一般的语言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反映出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白轮船》讲述了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吉尔吉斯小男孩的故事，全书充满了“艾特玛托夫式的忧伤”，有人说艾特马托夫的文字像音乐，总能触动人们心底最隐秘的情感。作品在描写小男孩因为长角鹿被杀而准备投河时写道：“你好，白轮船！你好，爸爸！是我，你的儿子，请把我带上白轮船，一起走吧……”

他的小说始终具有强烈的诗性，从来都是善恶分明，道义感和人道气息强烈。从《断头台》开始，艾特玛托夫在小说中已开始将其以往的单线悲观意识（针对具体现实），发展成为一种复调的悲观意识（对具体现实、普泛现实、历史以及整个人类文明的前途），对现实中不幸的书写更加惨烈。本来艾特玛托夫早期到中期的绝大多数小说，对读者都有一种催人泪下后的“掩卷升华”效应。从《一日长于百年》、《断头台》这两部长篇开始，因为过于追求叙事的宏大，艾氏的小说雕琢气开始增加，天然的一面大大降低。而伴随这日渐滋长的晦涩，是后期越来越人为化的宗教和传说元素的加入，艾式小说从厚度上看，越来越大师气十足，实际上，却已经从一位真正的“大师”沦落成了“巨匠”。

这样一种转变，有写作本身的规律，也有作家对自身所处文明的误判原因。首先，任何一个有才华、有追求的艺术家，当其进入中年之后，很自然地不会满足于再重复原先的创作轨迹，他往往会去拓展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和领地，并不由自主地陷入对某种更驳杂、更深邃美学风格的探索。其次，苏联作为人类文明在当时世界特殊且突出的一极，其国民难免会具有强烈的大国意识，表现在文艺上，就是一部分文艺精英难免会把自己视为人类文明某种前沿地带的代表，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艾氏的《一日长于百年》及其后几部长篇也好，更早的如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索拉里斯》（《飞向太空》）、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渔王》、稍后的叶甫图申科的小说《浆果处处》也好，或多或少都有这种“代言”迹象。而凡有“代言”意识的作品，通常会因为意识中高蹈的一面，陷入到某种虚无。可通常说来，一个在所处社会环境里得到过“精英”地位确认的重量级艺术家，再想让他固守那早年素朴的原点，去进行自我风格升华，是太难了。这种考验，不仅仅是艾特玛托夫和苏联艺术家们所很难跨越的，也是任何其它社会形态的有为艺术家们，在功成名就后所必然面临的诱惑。

艾氏晚期的小说增容了宗教和传说因素。一方面，俄语文学有着悠久的东正教来源；另一方面，1991年以后社会的剧变、作家国籍的转变……都难免会对艾特玛托夫原来的信仰和秩序感，产生剧烈的冲击。与此同时，他对人类道义现状与历史的关注仍在继续；他的社会身份也在进一步上升，而伴随这种上升的还有他对人类文明视野的拓展，几方面复杂的因素叠加起来，自然也就会使他的小说更具某种文化感，思辩色彩也更浓。

“我伟大的朋友”，“一个曾与我们所有人紧密相联的故人”。——戈尔巴乔夫

“艾特玛托夫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新潮环境成长起来的一代，作为少数民族作家脱颖而出。他的作品既保留了丰富的民族特色，写吉尔吉斯民族风情有很自然、浪漫的味道，又吸收了俄罗斯传统文学的气息，具有现实主义传统，文坛也可以接受他…他的小说带着很浓的诗情画意，在世界文学中也是很独特的。”——石南征

艾特玛托夫1928年出生，从小受到吉尔吉斯和俄罗斯两种文化的熏陶，但是他的写作开始成功是在1950年代——斯大林时代。在他获得显赫文学荣誉之际，正是前苏联那些被称为‘民族良心的作家’受打击、遭迫害、被清洗、被放逐的时候。那时候的苏联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在一个知识分子被整肃，真正的文学被封杀的国家里，艾特玛托夫作为这个国家的文学标签享受着成功的荣耀，这是值得思考的现象。

作为大山和草原的儿子，他写当代普通人的生活和爱情，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迷人的，他早年在农场里待过，做过饲养员，熟悉乡间的生活，他写过宠物、动物和自然，这些都很迷人。但是后来他的小说有了很大的转变，后来不再写这种浪漫主义的作品。他开始转向古代神话、荷马史诗、基督诞生、科学幻想等等。选择这样的角度和题材，艾特玛托夫和他生活的时代和国家拉开了距离。

艾特玛托夫经历过斯大林的肃反和大清洗，但在他的作品里很少看到他的立场和态度。作为作家他回避了他的社会责任。跟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样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作家相比，艾特玛托夫没有触及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的本质问题。在他那里人的命运变得抽象，他沉浸在宏大的全球化视野中，回避了极权政治带给苏联社会及民众的戕害。俄罗斯文学有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从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到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构成这个伟大传统的谱系，艾特玛托夫的文学道路脱离了这个文学的传统。

2008年被宣布为吉尔吉斯斯坦的艾特玛托夫年。

艾特玛托夫逝世后，吉尔吉斯斯坦当即宣布，6月14日为国悼日，巴基耶夫总统对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下达总统令：“对人民作家的葬礼进行现场直播。”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也致唁电表示哀悼，普京称他的去世是“我们所有人巨大的无可弥补的损失”，“我们会记住这位伟大的作家，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