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平）大学。毕业后，先生曾在两广从事进步的新闻及教育工作多年，后入川应聘到成都四川大学任教，32 岁即为正教授。1946 年转聘为同济大学教授，随校复员到上海。

钱先生系湖南省常德市人。1909 年4月24日， 出生于一个中落的“ 名门望族”。

常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在《时与潮》杂志上发表专文，全力支持学生们的进步活动。后又在《大公报》、《星期论坛》、《东方杂志》等报刊上撰文，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主张“给人民以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他积极参加了“上海国立院校教授联谊会” ，曾为维护教职员工的权益，作为联谊会的代表之一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等。他不顾个人及家人的安危，教诲、掩护、资助过一些追求进步的受迫害的学生，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原名昌学禹，1946 年在上海考入同济大学法律系司法组。当时钱先生是我们政治学课程的教授。先生治学严谨，论证充分，重点突出，简扼明晰，态度鲜明。他开的课富有知识性和启示性，很受同学们的欢迎。上课时，我常坐第一排，曾见过先生的授课讲稿，蝇头行楷，页面干干净净，可见先生备课之认真！

入校不久，在时代大潮的影响下，我和本院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求真”读书会，我任会长。特意聘请钱先生、林成毅先生为指导老师，邀请他们参加、指导我们的学习会和审改我们的壁报稿件。先生们欣然应允。　我曾写过一篇长文，题为《中日和约之我见》，主要谈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给我国同胞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控诉日寇在华的累累暴行！同时，也历数了我国军民奋起抵抗，终于打败了凶残的敌人。文章最后谴责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

我将此文送给钱先生审改。先生看后，请我到他家，髙兴地说：“你的大作写的不错！”他建议我把此稿投给王造时先生主编的《民主评论》杂志。在先生的鼓励下，稿件投去不久，就刊登了。我还收到王主编的亲笔回信约稿。

那时，我们的教室和寝室都在市郊的“飞行馆” ，与国民党部队的辎汽二团为邻。经常是车声隆隆，大声喧哗，吵得我们白天、晚上不得安宁。他们常常挤搭我们校车城郊往来，有些士兵素质太差，满嘴都是脏话。有的竟然不顾羞耻，往女同学身上蹭。为此，我们发起了驱逐辎汽二团的活动。由学生自治会主持，派出三人代表团，我参与其中。我们先向校长董洗凡反映，争取校方出面交涉，可遭到了董校长的敷衍，且拖着不办。于是，我们直接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要求找宣铁吾司令对话。但接待我们的一位上校军官对我们的要求敷衍了事，令我们很是气愤。回来以后，我写了谈判经过的大字报，贴到飞行馆的大厅里。引起了广大师生们的义愤。钱先生看过后，悄悄地对我说，这张大字报捅了“马蜂窝”！“你们太不讲究策略了！应该争取董校长的同情、支持”。果不出先生所料。后来法学院院长胡元义教授告诉我说董校长叫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也在法学院兼课）派人来抓我，被他顶了回去。同时，在钱先生、林先生等的努力下，我免除了牢狱之苦，又保留了学籍。可最后仍以“侮辱师长”的罪名，受到记“两大过、两小过、留校察看”的严厉处分。事后，钱先生嘱咐我：“以后一定要吸取教训！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在同济“一·二九”运动中，在晋京请愿时，我是文、法学院的纠察队长。那天晚上，我们被围困在工学院大礼堂内。坚持到凌晨一两点，谈判仍无结果。于是，国民党特务开始抓人了。他们组成人墙，留两个小小通道，特务们挨个儿对照片（在请愿相持中或谈判时偷拍的）、对黑名单，过筛子来抓人。这时，我想起了钱先生的话，是“自己保护自己”的时候了。于是我急中生智，不慌不忙地把纠察臂章取下叠好、用手帕包上，放到椅子底下，又借了邻近同学的鸭舌帽，又编了一个化名。好在灯光昏暗，在敌人的眼皮下，安全地蒙混过去了。

事后，我们还是遭到校方的无理处分，多达一百余人。教务处给了我一张白纸的“通知书”，叫我“自动退学”。后又放出风来：因这些学生情节不是十分严重，且未张榜公布，还有挽回的余地。只要他们在印好的保证“不再闹学潮”的《悔过书》上签个名，找两位教授担保，就可以留下来！

我去找钱先生商量。先生说：“这仅是教务处发下的‘通知’，不是校长发布的‘正式通告’，且留有活话，还是争取留下来的好，我愿为你担保”！又嘱咐我“要注意隐蔽，不要太锋芒毕露了”。我又找了兼课教授韩述之。韩先生也慨然地为我担保签了名。解放后才知韩先生也是地下党员。我们这批同学实际都留下来了。提起教授担保的事，我后来从钱先生的女儿钱庾青处得知，

当年钱先生冒着极大的风险为乔石同志做担保。钱庾青告诉我，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当年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罗国杰同志曾在写给钱庾青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当乔石同志任同济总支书记需在新生院取得旁听生身份，我们就通过钱实甫老师出面作保。”

因1948 年“一·二九”运动，校学生自治会被迫解散了。一年后，形势大变，丁文渊校长也调走了。重新成立学生会的时机成熟。地下学联通过罗国杰同志动员我出来竞选学生自治会的理事长（主席），还嘱咐：为了将来便于开展工作，可以大造声势，竞选活动可以弄得热闹些。

于是我们组成了60 人的助选团。校园内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助选团到各个学院去游说。不知是谁出的高招：在投票的前夕，全校所有教室的课桌上，都贴了一张油印纸条——“请投昌学禹一票”。

钱先生看在眼里，为我担心，严肃地对我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要太冒失了。”

又一次给我敲起了警钟！先生果真又言中了！结果是1700 多张有效选票，我得了1600 多张，而最后我只当了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先生得知后勉励我：“干什么都一样，只要自己努了力就行！”

1949 年4 月，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进行疯狂镇压，以作垂死挣扎，实行全市大逮捕。由于地下组织事先得到消息，提前通知了我们分头隐蔽起来，做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工作。因而钱先生及家人和我们都幸免于难。

上海解放后，我回学校看望钱先生。师母有点遗憾地对我说：“实在对不起，当年风声鹤唳，怕敌人来抄家，你们寄存在这儿的《列宁文选》等进步书刊，都给我投到壁炉里烧了。”我不在意地说：“现在好了，咱买新的。”钱先生真诚地说：“在我这儿拿点钱去买。”

1949 年7 月初，我调北京中央团校学习。临走前，我去看望钱先生。先生显得特别髙兴，对我又叮嘱一番。先生说：“这次学习机会难得！人家都南下，你可北上到中央了！要珍惜啊！不能像在学校那样随意，更要谦虚谨慎才是。”

1957 年，我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分子”，历尽磨难，几乎当了近八年的“运动员”。直到1979 年元月， 我的冤案才得到了彻底平反。我返回北京，重新走上了新闻岗位。随后，我就向老同学们打听钱先生的情况，竟得知先生早在1968 年1月20日逝世了。哀哉！1986 年5月，得知钱师母来北京，住女儿家。我特地去探望她老人家。虽然那时她已年逾八旬，但耳聪目明，精神矍铄。见了我，俨如见到了久别的游子，拉着我的双手，激动得热泪盈眶，问东问西，高兴得很。

从师母处得知与钱先生别后的一些情况：解放了，先生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在学校为各班级学生开设政治大课。在这期间，先生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分类编辑出版了10万余字的《列宁语录》 。当时虽然受到一些不公正的批评，却成为尔后这个《语录》 、那个《语录》之滥觞。

1953 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调整，同济大学成了建筑工程专业的院校。钱先生被调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这是一门新开的课程。先生在新的岗位上非常勤奋敬业，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编写出了两章约10 万字的讲稿。他教书育人，孜孜不倦，深得学校和同学们的信任。从1960 年起，先生的工作担子越来越重：先是三年级的班主任，接着兼任教研组长、资料室主任，还管函授教学，又带研究生。用师母的话来说，“忙得他连吃饭都是急匆匆的！当谈到钱先生仙逝的情景，师母泪如泉涌。师母说：“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先生受到了冲击。他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性格，哪能受得了那些‘无法无天’的‘红卫兵’的侮辱。先生终日郁闷忧伤，得了癌症，当时无法得到及时良好的医治，因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那年先生才59 岁。只可惜了他那一肚子的学问和急待施展报国的抱负。”

先生一生除了桃李满天下外，还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著述。如《中国近代史学习指导书》（共三册）、《中国近代史论文与资料综合报道》（共二册）、《清代职官年表》（共四册），以及《清代外交机关》、《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点校）、《北洋政府政治制度》等十余种。他还受中华书局委托，整理了清人笔记如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文廷式的《闻尘偶记》、侯毅的《洪宪旧闻》等十四种。这些已经成为我国史学界的宝贵财富。

恩师离我们而去近四十年了，深以告慰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祖国日益昌盛，当年国家内忧外患、恩师心急如焚的情景，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愿在天之灵，得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