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铭(1885一1958)，字新之，吴兴(今湖州)人。天津北洋大学和日本神户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历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上海银行公会会长，盐业、金城、中南、大陆4银行联合准备库主任、浙江省财政厅长、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代部长、交通银行董事长。解放前夕去香港。

钱永铭（1885-1958）字新之，浙江吴兴人，早年在上海育才学堂读书，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到一家外国商行任职，第二年赴天津在北洋大学肄业，光绪二十九年官费去日本留学，入神户高等商业学校学习，专攻财政。光绪三十四年毕业回国，任南京高等商业学校教师。民国元年(1912年)去北京任农工商部会计课长，几个月后辞去官职回到上海，与王正廷合办捷运公司。民国6年到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任副经理，开始了长期在银行任职的历史。这时的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刚从上一年的停止兑现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亟需恢复信誉，开展业务，钱永铭的才干和学识遂得施展。民国9年上海分行经理出缺，他即升任经理。他与上海银行同业中的张嘉璈、李铭、陈光甫等意投志合，均为银行近代化的积极倡导者。随着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民国9～11年间他任上海银行公会的副会长。

交通银行自光绪三十四年开业后，一直受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的控制。民国11年梁士诒第二次被通缉。为了保持交通银行的稳定，不受政局影响，钱永铭联合商股股东于同年5月在沪成立交通银行股东联合会，请当时甚具声望的南通张謇担任会长。6月，交通银行在北京举行股东总会，选出施肇曾为董事长，张謇为总理，钱永铭为协理，钱乃于7月赴京就职。张謇长住南通，遥领总理之职，除大事需请他出面外，其他行务、业务皆由协理处理。钱在任协理的两年多时间中，积极整顿行务，开展业务，决定军政借款一概婉却，非贷不可的须有相当的抵押品，对于一般商业放款亦明定范围，以堵塞对军政机关和对梁士诒等私人企业滥肆放款的漏洞。同时精简机构，节约开支，将60余处分支行裁减为39处，费用预算由250万减至120万元。最重要的措施是实行“发行独立，准备公开”。全行分为上海、天津、汉口、奉天(即沈阳)、哈尔滨5个发行区，每区设正副发行各1人，直属总处，待遇一如分行的经理；区内各分支行需用钞券时均向就近发行库具领，领券时应缴六成现金，四成有价证券(按面额五成折合)，过去滥发钞票的情况得以制止。民国12年业务好转，反亏为盈，净利达200余万元。民国13年又获盈利200余万元。

民国14年春，被通缉的梁士诒应段祺瑞之邀重回北京，不久即与交通系的股东密谋，企图通过召开股东会，强行改选4年任期尚未届满的总经理与协理。张謇、钱永铭被迫于民国14年4月辞职。交卸时，将任职期间所办整理旧案经过，详细刊登于《交通银行月刊增刊》第一号中，对交通系控制交通银行的腐败情况予以大量揭露。

回到上海后，钱永铭出任由“北四行”联合投资的“四行储蓄会”和“四行联合准备库”的副主任(主任系盐业银行总理吴鼎昌兼任)。民国16年1月驻扎军队于江西的蒋介石写信给钱永铭、陈光甫，对两人在沪“扶持党义”表示钦佩，希望“贯彻初衷”并盼“能来浔、汉一游，聊叙积愫”。在上海这许多银行家中，蒋介石单写信给钱、陈两人，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颇不寻常。民国16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即任命钱永铭为财政部次长，部长古应芬尚在广东，由钱代理部务，为蒋介石南京政府筹划军政费用。据他9月间卸职时透露：4个多月中“军政所费支出达四千余万元之谱”，意即每月约需1000余万元之巨，皆由江浙资产阶级尤其是上海的金融业予以支持。

民国17年11月，交通银行改组为国民政府发展实业的“特许银行”，钱被选为常务董事。他的本职仍为四行储蓄会副主任。民国24年吴鼎昌任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长，钱兼代主任。民国27年，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搭乘的由香港去重庆的飞机被日军击落去世，钱继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交通银行从民国24年起，与中央、中国银行一样，同属由“四大家族”直接支配的官僚资本银行。民国28年，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总处在重庆成立，蒋介石代表中国农民银行任理事会主席，孔祥熙、宋子文、钱永铭分别代表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任常务理事。这时的钱永铭，已厕身于官僚资本金融活动的最上层。

抗日战争胜利后，交通银行总处由重庆迁回上海，他仍任董事长，并兼任金城银行董事长，复兴航业公司董事长等。他以“社会贤达”身份从1938年起担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并参加旧政协，民国36年当选“国大代表”。

上海解放前夕，他去香港。解放初期，经过人民政府整顿的交通银行董事会中仍保留他的董事席位，但他最终未回大陆，1958年5月病逝于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