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之战，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各级政府的逐渐建立，人民政府立即开始了控制市场、稳定物价的斗争。首先就是打击不法资本家的金融投机，展开“银元之战”。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是中心任务。他提醒全党：“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当时，摆着新生政权面前的经济挑战十分严峻。国民党统治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仍在延续，一大批不法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致使黄金、银元、外币充斥市场，导致物价猛烈上涨，经济秩序混乱。当时有一些处在观望状态的人认为共产党能够“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上海有些资本家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他们要看共产党的笑话。物价的飞涨尽管在预料之中，但波动之大、范围之广，不能不令人深深担忧。人民政权有没有能力制止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把生产恢复起来，从而在政治上站稳脚跟，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殷切期待的，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将这场“经济战”的指挥权，交给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说：“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但经济战线仍硝烟弥漫，人民币挤不进上海市场，银元投机猖獗的电报不断送到陈云案头。陈云在北平筹建中财委的同时，参与指导了上海市军管会同上海旧经济势力之间的“银元之战”。

上海解放第二天，上海市军管会就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以人民币1元收兑金圆券10万元；6月5日起，严禁金圆券在市场上流通。由于金圆券的信用已接近于零，收兑工作十分顺利，《规定》发布仅7天，就收兑金圆券35.9万亿元，约占国民党政府全部金圆券发行额的53%。

然而此时，上海旧经济势力利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担心钞票贬值的心理，掀起了银元投机风潮。上海证券交易所是银元投机的大本营，那里每天麇集着几千人。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人数更多。原来1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6月3日涨到720元，6月4日突涨到1100元，涨势仍在继续。银元成为上海市场上实际使用的本位币，人民币只起辅助作用。到6月4日，上海投入流通的人民币近20亿元，大部分却浮在市面上。人民币只能购买小额货物，根本买不到整批货物。有的商号还拒绝以人民币作商品标价，把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

在认识清楚银元问题的症结所在后，陈云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于6月8日下发。《指示》在分析了大军渡江、南京政府完全垮台后新解放区金融问题的新情况后指出，对待银元的斗争，除政治手段外，还须陆续采取许多经济步骤：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等。

得到毛泽东赞同并接到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后，6月10日上午10点整，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军警到证券交易所，把银元投机的大本营端掉了，同时在全市范围内执行中央《指示》。上海的这次行动抄没黄金3000多两、银元3万多块，处理投机商人200多名。消息传开，市场上银元价格暴跌。

由于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宣传攻势三管齐下，上海市军管会在同旧经济势力的“银元之战”中取得了胜利，为日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银元之战”震动了上海，为人民币全面占领市场扫除了障碍，成为遏制通货膨胀的第一步。

经过“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国家基本掌握了市场上的主动权。中共中央及其中财委分析，要使物价真正稳定下来，必须釜底抽薪，统一全国财政经济体制，以平衡财政收支，消除通货膨胀隐患。此乃治本之策。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命令，决定统一财经体制。命令要求，全国所有收入支出、全国物资、全国现金都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上下令行禁止，高效执行。经过短短3个月的艰苦努力，全国实现了财政经济体制的集中统一管理和财政收支的平衡，物价也基本稳定下来。统一财经，毛泽东称赞它不亚于“淮海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