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文化书社是1920年7月毛泽东、彭璜、何叔衡、易礼容等在长沙成立的社团组织，是“五四”时期毛泽东等人在湖南长沙创办的文化团体。

1920年7月，毛泽东、彭璜、何叔衡、易礼容等在长沙邀集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赵云文、朱剑凡、龙兼公、张平子等，发起成立长沙文化书社。

身负建党重任的毛泽东利用有利环境，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为此，他同新民学会骨干彭璜、何叔衡、易礼容等在长沙四处奔走，邀集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文化团体——文化书社，以解决宣传阵地的问题。

7月31日，湖南《大公报》第2版首刊了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8月24日，该报又以《文化书社缘起》为题全文刊载。文章说，“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等哺”。文化书社的愿景便是“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要在全中国培植真正的新文化，就要“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

他们，向湖南人民吹响了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号角。而且，新文化培育了新青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湖南进步青年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时代潮流中的弄潮儿。

1920年9月9日，潮宗街56号的文化书社开业了。在鞭炮、鼓乐声中，谭延闿在一群“长袍子先生”的簇拥下，坐着八抬绿呢大轿来到这里。在人们的掌声中，他剪下红绸——亮出了文化书社的牌匾，上面“文化书社”是颇见功底的颜体——谭氏书法。身为督军、省长、湘军总司令的谭延闿不仅为文化书社剪彩，而且亲笔题写牌匾。

1920年11月6日，《湖南通俗报》刊登了《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写道：“从8月2日成立会起截至10月22日第一次议事会止，投资者有姜济寰、毛泽东……等27人，共收银519元。”

解决没钱的问题，按的话说是融资——发动大家入股。

这种投股共三次。在个人出资中，最多的是姜济寰，三次共投有光洋228元、纸洋18元、小纸洋59元3角、钱100文；长沙总商会会长左学谦投股一次，交纳纸洋、铜元共200元，仅次于姜济寰。另外投股的还有易培基、仇鳌、朱矫、杨绩荪、方维夏、王季范、朱剑凡、匡互生、李抱一、张平子、龙兼公、贺民范等。

在文化书社投股的这些名字都是响当当的。

易培基是谭延闿的“铁杆”。此时的他是谭延闿的省长公署秘书长，还兼任省教育厅长兼一师校长。他不仅是毛泽东在一师的国文老师，还是毛泽东“驱张”赴京请愿的“同行者”，更是毛泽东的赏识者。毛泽东等办文化书社，首先是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湖南如不补上新文化运动这一课，就无法研究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各种进步的新思想新文化便无法在这块土地上生根结果。他还充当书社发起人，出面邀集长沙各界有声望的人士，参加书社的发起和创立。

姜济寰是谭延闿的又一“铁杆”。谭三次督湘，姜也三知“京兆”——长沙县知事，此时则升任湖南省财政厅长。他与谭延闿一样，性格中正平和，思想却比谭进步，与毛泽东这般青年合得来，又有易培基出面相邀，对创办文化书社也就态度积极。

仇鳌不仅是老同盟会员，此时任省府交涉署外交司司长。他是谭延闿的“诤友”，谭延闿得以第三次督湘，是他从上海把谭从“寓公”拉到“流亡督军”位置上，在永州（后郴州）建立湖南督军府，在张敬尧的天上另出一个太阳。他是在谭延闿面前说得话起的人。

左学谦不是谭氏班底人物，却长期担任商会会长，颇有人脉，其人的作派颇有点谭延闿“八面玲珑”之风。

至于其他如王、朱、李、龙、贺、匡等，都是湖南名流。

这些人除了比毛泽东们有钱外，更有“名”、“位”和“缘（人）”，有他们参与，形成“统一战线”，文化书社也就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光环。

毛泽东是文化书社的特别交涉员，经理却是易礼容。

无疑，易礼容担任经理比毛泽东更恰当。易礼容在湖南商专学过管理，是当时难得的经营人才。他与女友许文煊都是新民学会会员，也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赞成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

作为特别交涉员，毛泽东承担着繁重的“外联”任务。他借助舆论工具，对文化书社进行广泛宣传。在毛泽东的联络下，湖南《大公报》曾三次为文化书社刊登广告性文件。他做起书籍广告来也别出心裁，这有夹在该社出售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中“广告”——《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为证：“先生买了这一本书去，于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向先生道贺的。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我们预备着留给先生哩！”“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 这完全是稍有文化知识的贩夫走卒也能看懂的白话文。

毛泽东也做有点类似现在的“图书、报刊销售排行榜”的“软广告”，即通过介绍文化书社的动态和销售情况，告诉读者畅销书是什么。

书社最初销售的书籍只有100余种，杂志40多种，报纸一二种，这些书报大部分是随到随完，供不应求。在他的“特别交涉”下，经议事会同意，聘请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为“信用介绍”，据此与全国各地书刊建立广泛联系。陈独秀介绍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新青年社等知名出版社，让文化书社免交押金先提货；在李大钊帮助下，北京新知书社、新潮社也给文化书社“最惠待遇”；而恽代英创办的武昌利群书社出版的书籍，则优价供应文化书社。从此，文化书社“货源”充足。

以易礼容为经理，毛泽东为特别交涉员。至1921年1月，已在平江、衡阳等多个县市设立了分社。该社引进和销售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刊，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组织作用。同时，它也是新民学会的主要活动场所，早期共产党人的秘密联络机关。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中国国民党当局捣毁。

1930年，文化书社的实际“店主”毛泽东和剪彩者谭延闿身份都变了。毛泽东成了中共重要领袖人物之一，也是创建红军的“山大王”。谭延闿则追随孙中山，到广东投身国民革命，从大本营的秘书长做起，一路官运亨通，还做过一个时期国民政府的主席。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带着一支红军在湘赣边界打土豪、分田地，把谭延闿老家——茶陵县高垅的谭家大屋都端了。谭延闿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广东时的“联共”、到武汉时的“溶共”，再到南京时的“反共”。1930年9月，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二打长沙时，身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谭延闿听到消息后，后悔地说：“晓得如此，我当时剪么子鬼彩啊，还不如把他抓起来枪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