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药解》是一部药物学著作的名字，全书共四卷，刊于1753年。作者选出张仲景《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二书中的244个医方所用药物160种加以阐解。以药名为纲，结合原书中的方药证治，论述各药药性、功用、主治及用法。

药物学著作。四卷。清·黄元御撰。刊于1753年。书名冠以“长沙”盖以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之故。

现有《黄氏医书八种》本。

闻之《吕览》：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成之者，遂其生也，是天人之合也。然生之者，布帛也，菽粟也，杀之者，若锋刃，若鼎镬，若水旱，若蝗螟。生之途，未能十一，杀之途，不止十三，何其生之寡而杀之多也？此人事乎？抑天道耶？玉楸子曰：此未足以为多也，有其至多者焉。屠羊说以屠羊传，而羊不哀，其道孤也。无何，屠牛垣以屠牛传，而庖丁起，其党渐众，牛始哀矣。无何，高渐离以屠狗传，而聂政兴，朱亥出，樊哙生，其徒愈繁，而狗始悲矣。无何，白起、章邯之属以战将名，宁成、郅都之辈以刑官著，自兹屠人者传矣。风气开，下流众，苟道将、尔朱荣之徒且比肩来，索元礼、来俊臣之类更接踵至，尤而效之，抑又甚焉。至于原野厌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人始哭矣。

此良可疾首痛心已，而君子未以为痛也。何则？大难既平，目不睹兵革之事，耳不闻罗织之经，其人死，其祸绝，往者已矣，来者犹幸。夫何庸工群起，而谈岐黄，则杀之至多，而不可胜穷者，无如此甚矣。不以戈铤，而人罹锋刃，不事箝网，而人遭诛夷。其书多，其传久，其流远，其派众，其人已死，其祸不绝。遂使四海之大，百世之远，尽饮其羽，饱其锋，登其梯，入其瓮。水旱不年有，而此无免时，蝗螟不岁见，而此无逃期。痛哉！痛哉！此最可痛哭流涕者也！其天道乎？抑人事耶？

玉楸子悲先圣之不作，后学之多悖，处滑靡波流之日，思以一篑障江河，垂帘著述，十载于兹矣。以为书者，庸工之法律，药者，庸工之刀斧，千载大难，吾将解之。张睢阳曰：未识人伦，焉知天道。天道远，人理近，始欲与之言人理，人理玄，物性昭，今且与之晰物性。恒有辩章百草之志，未遑也。

辛未秋，南浮江淮，客阳丘，默默不得意。癸酉仲春之初，东郊气转，北陆寒收，遂乃远考《农经》，旁概百氏。近古以来，李时珍作《纲目》，搜罗浩衍，援引该洽，备牛扁狗骨之木，列鸡头鸭脚之草，采神经怪牒以炫其奇，征野史稗官以著其富。纪载博矣，而丑谬不经。嗟乎！未认人理，焉知物性，今欲与之言物性，仍兼与之晰人理。侍读吴公驻马相过，闻之惆然离席，进曰：惟吾子删其怪妄，归于简约，以复炎黄之旧，意亦可焉。玉楸子伏而唯曰，吾无从删也。经传炎帝，非尽曩文，录出桐君，不皆昔义，下及余子，更不晓事，莠盛苗秽，非种难锄，悉剗尔类，利用大耕耳。乃取仲景方药笺疏之，作《长沙药解》。

停笔怆怀，中宵而叹，公孙悼倍偏枯之药以起死人，其药不灵，何则？人已死也，然以治偏枯，则其药灵。偏枯者，半死半生也，偏枯之人而使之不枯，是半死之人而使之不死也，则谓公孙悼之药能起死人也可。今以起死人之药而治偏枯，其药亦不灵，非药之不灵，人之不解也。

噫！前古圣人，尝草木而作经，后古圣人，依感复而立法，欲以生人，而后世乃以之杀人，由其不解人理，不解物性也。玉楸子《长沙药解》成，知其解者，旦暮遇之，斯拱而俟之耳。

乾隆十八年岁在癸酉二月昌邑黄元御撰

《长沙药解》者，黄氏述《伤寒》、《金匮》方药之旨而作也。

自神农尝百草以治民疾，而医学始兴，故言药性者以神农为主。而世传《神农本草经》三卷，《汉志》不著录，其言不类上古，又杂出后汉地名。陶宏景以为仲景、元化辈所记。而《伤寒论序》云：撰用《素问》、《八十一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而不及《本草经》，以其说按之，亦往往不合。盖上古文字未兴，多出口授传，其学者乃编勒成书。受授既久，多所差谬，或间以己说，故其言杂而不能醇。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陶宏景皆有增益，各为撰述。唐宋诸臣，复屡事修纂，务为炫博，以求该备，于是异说横出，破碎无纪。医者无所宗尚，乃各出私智，人自为书，故宋元而后，医有异学，药有异性。

明·李时珍作《本草纲目》，思以正之，而援据繁缛，辄未得其精要。盖沿袭讹谬，数千百年，古籍淆乱，无所依据，而欲以一人心力拾掇而得之，斯固难矣。

余尝以为学者生千载后，既不能具生知之性，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仅据往籍，以得大概，而《本草》既讹，杂不可信，《素问》诸书，又不及方药。惟仲景氏继炎黄之业，作《伤寒》、《金匮》，后世宗之，为方书之祖。其处方论药，条理精密，有端绪可寻。又生当汉世，多得古说。然则今日而欲辨章百物，求神农黄帝之所传者，舍仲景之书，其奚适焉？此即黄氏作书之意也。

余既刊《伤寒悬解》，乃复刊此，俾相辅以行，而述所知者序其后。至若排比方药，以求其性，贯串大义，以达其用，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世有知者，自能鉴之，无事赘说耳。

阳湖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