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森华 (1916.08~1985.11.25) ,福建省上杭县通贤乡东里村人。1930年任才溪区东里乡儿童团长,少先队队长。1932年6月参加共青团,11月参加红军,分配到福建军区制药厂工作,不久任制药厂加工班班长。1933年1月转为中共党员,后任党支部青年委员。1934年1月到瑞金红军卫生学校第九期培训。10月随军委直属队长征,任中央领导王稼祥护士,二个月后调财政部四局当练习生,后任邓小平警卫员。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历任军委卫生部第一后方医院三所护士长、二所副所长、副指导员。指导员等职。抗日战争初期,任延安县卫戍司令部指导员、中央军委警卫营一连连长、营部党总支书记。1940年5月入中央党校学习一年。毕业后历任新兵政治处组织股股长、陕甘宁边区征粮工作团绥德分团团员、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考察团团员、医科大学学生队队长、附属医院政治协理员、医科大学政治处主任兼附属医院政委等职。1945年11月任医科大学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医科大学副校长、代校长、党委书记等职。在“反右倾”斗争中,被打成“反党分子”, 受到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的处分。1960年10月调任辽宁大学总务处总务长。1978年9月后,任辽宁大学副校长,校长。1981年12月重新回到医科大学担任党委书记。1984年7月, 退居二线,任医科大学顾问。1985年11月在沈阳逝世。
人物生平
阙森华, 1916年8月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通贤乡东里村。其父阙永章忠厚为本,勤劳务农。阙森华自幼以放牛为主,稍有空闲也到本乡私塾旁听。古圣先贤的教诲为启蒙,忠厚家风的因袭好修身。其自幼性格内向,明是非辨善恶。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解放了阙森华的家乡,小小的阙森华喜迎红军进村后,随即加入了儿童团,逐步当上了儿童团长。组织发动儿童团员打土豪、分田地以及站岗放哨等活动。1932年11月初,刚满16岁的阙森华,便自告奋勇地到才溪乡(今东贤乡)苏维埃政府报名参加了红军。区政府分配他到福建军区榕树乡办事处报到,随即被分配到福建军区所属制药厂工作。制药厂是针对国民党封锁和苏区特别是红军医药匮乏才借用民居建立的。制药厂“共分采药班、加工班和制药班”。阙森华先是做炊事员,不久,便被分配到加工班工作。他每天要晾晒采回来的中草药,切碎、炒干,再加工成碎面。由于阙森华对党忠诚,工作踏实,任劳任怨,于1933年,经药厂党支部书记刘满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阙森华工作踏实上进,1934年1月,制药厂厂长找其谈话,告知他组织上决定保送他到瑞金红军卫生学校学习。听到这个决定,阙森华顿感高兴,但转而一想又产生疑惑,他想,“我识字不多,没有文化能去学习吗?”厂长耐心地鼓励他说:“要用战士在战场杀敌的精神去刻苦学习。”阙森华消除了疑惑,愉快地接受了学习任务。同去学习的还有药厂的林金亮、四都红军医院的黄隆仁。他们3人从四都出发,徒步50里,在长汀住了一宿,第二天又走了40里,经瑞金才到了位于朱坊的卫生学校。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也称苏维埃代表大会),由贺诚主持的中央军委总军医处向中央军委提出创办军医学校的建议获得批准。1931年11月20日,在瑞金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第一任校长贺诚。当时的卫校,按文化程度把学员分成两个队,第1大队是本科学医的,第2大队是预科学文化,住在距校部较远的朱坊。阙森华来到卫校后,被编在二大队。学员的学习生活极为艰苦,住宿多在祠堂庙宇,搭起木板铺上稻草即成睡铺。更为困难的是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苏区无盐,学员们利用旧土墙熬硝盐以代食盐。阙森华在新环境里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尽管学习生活艰苦,但是红军卫校这个朝气蓬勃的集体给他注人了饱满的革命热情。阙森华以苦为荣,继续在艰苦的条件下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磨砺自己。.
过敌人封锁的湘江后,由于敌人尾追甚紧,战事频繁。当进行到贵州省黎平时进行一次整编,卫校除了几位老师外,大部分学员都分散到部队中去,做卫生救护工作。为了教员的安全,阙森华等5名学员被调出任练习生,和教师相伴共同前进。途中上有敌机轰炸,下有敌军堵截。
1931年1月上旬,阙森华随部队进了遵义城。总卫生部长贺诚兴致勃勃地向全体人员传达了刚刚结束的遵义会议精神。阙森华听了传达,如同拨开云雾,重见了阳光。遵义会议后,卫校召回分散在各部队的学员,就行军中的卫生勤务和有关急救知识进行了总结、学习。随即开始了新的行军,学员们又回到各自的部队中去了。1月下旬,在赤水河畔,红军击溃了土城守敌贵州军阀侯之垣部队,阙森华随军进城。当天,领导找到了阙森华说:中央一位首长需要一名护士,决定让你去。阙森华服从分配去了。到了中央领导的住处,阙森华才知道这位领导是王稼祥。早在江西作战时,王稼祥腰部中弹负伤,长征开始后,一路上坐担架。这时已有一名陈医生在王稼祥身边,阙森华是在陈医生指导下,按时给王稼祥注射止痛针剂,并为其患处换药。1月末,红军第一次胜利渡过赤水河。红军在扎西地区休整,2月中旬从扎西掉头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第二次过赤水重新进入贵州。阙森华为王稼祥当了不到两个月的看护员后,又调到财政部四局在李医生指导下做练习生。1935年3月,阙森华又被调至中央首长驻地,给邓小平当了3个月的警卫员。
毛泽东率领的红军部队中的卫校师生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随左路军行军的卫校师生经过艰苦跋涉,经甘肃哈达铺于1936年10月才抵达陕北。卫校师生开始聚拢。这一期间,卫生学校辗转于陕北的瓦窑堡—康家沟—台儿湾—阎店子—张村驿,直至延安柳树店办学。到达陕北后的1935年至1936年10月,阙森华被调到军委卫生部第一后方医院,先后任护士长、副所长、政治指导员。1937年10月至1938年3月又被调至军委警卫营任1连连长。每逢给战士讲课,阙森华都能认真备课并联系实际。一次在讲革命理想时,他结合长征伟大创举说:“蒋介石以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和枪炮包围红军,红军北上抗日边走边打,斗争环境十分艰苦。是什么力量鼓舞我们爬雪山、过草地?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这就是我们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其后阙森华又任军委警卫营营部总支书记。1940年5月到中央党校学习1年,学习结业后历任新兵团政治处组织股长、陕甘宁边区征粮工作团绥德分团团员、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考察团团员。1940年红军卫生学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阙森华调入中国医科大学,任学生队队长、附属医院政治协理员、政治处主任兼附属医院政治委员等职。
阙森华担任学生队队长,经常深入学员中去,和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其平易近人的作风广泛联系学员,以其面和心慈的宽容团结同学,出色地完成了管理工作。
在延安办学是中国医大发展史上一个辉煌时期。阙森华经过长征洗礼后,在履行思想政治工作职责中,也逐步领悟了医生是以人的生命为工作对象的,因此为培养每一名学员都成为合格的医生,所付出的辛劳是值得的。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一名思想政治工作者是否合格,则在于他是否以心度人,以政策度人和以德度人。阙森华开扩了眼界,提高了文化素养,更掌握了工作方法。阙森华在中国医科大学的发展中,也在逐步完善自己。
在政治学习中,政治处选派得力教师认真备课,针对性极强地使学员自觉联系思想实际,动摇旧思想,萌生新观念。阙森华经常深入班组参加讨论,用亲身体验与学员交流思想,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不断完善学习形式和内容。经过政治学习,学员大都洗心革面。有的学员说:“改正糊涂思想,离开混沌世界,过一场清白人生。”有的说:“批判了错误思想,才得以转变立场,不抛弃旧我,就难以重新做人。”
阙森华在工作和生活中发扬老红军、老八路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除和延安来的老领导、老战友合作共事外,也善于团结投奔中国医大,有志献身革命医学教育事业的阎德润、王一介、崔秀汉、靳士信、毕涉、何维为、赵乃才等一大批老专家和中青年教师,鼓励他们珍爱三尺讲坛,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工作、生活环境。
1948年10月底,按东北行政委员会暨东北军区司令部“接收、合并原沈阳医学院和辽宁医科大学”的指示,校长王斌和阙森华等分两批南下沈阳,于沈阳解放当日,先后进驻原沈阳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从根据地进入城市,开始为和平建设服务。阙森华在接管沈医后的百废待兴之中,首当其冲地具体领导抓了两件大事。一是紧张而有序地组织全院3255名教职员工进行为期3个月的政治学习。经过开展《社会发展史》、《国际问题》、《国共问题》、《土地改革问题》、《革命人生观》等几个专题学习和讨论,使他们初步学到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划清了政治上大是大非的界线,明确了政治方向,促进了人生观的转变,奠定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第二件大事是组织全院人员开展建校劳动,清除炉灰垃圾1.6万吨;植树2.68万棵;整修了大操场....校容校貌焕然一新。在整顿思想,清理环境之后,经过在校生的重组与编班,进城后的中国医科大学于1949年6月6日举行了开学典礼。
阙森华的知人善任和远见,大大超出一般工农干部视野。中国医大进城伊始,阙森华力主基础部药理教研室主任,崔秀汉教授任图书馆主任。他建立了科学的管理制度、开创了良好的馆风,为其后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阙森华还决定从学生队中调出一大批各年级的在校生充任学生辅导员或党群机关的工作人员。1951年2~3月间,又从41期、42期学员中调人充实马列主义教研室和行政各部门。从而,开始转变各级管理干部的知识结构。阙森华平素很少张扬,而更多的是一步一个脚窝地为办好新型正规化的医科大学而积聚力量。
1949年5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和东北军区司令部下达命令:学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划归东北行政委员会领导,任命东北行政委员会卫生部长王斌兼校长,阙森华等为副校长。为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阙森华主持召开了校政治工作会议,把学校工作重点从为革命战争服务,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培养高级卫生人才服务。与此相适应,撤销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机构,组建党委和群团组织,迅速完成了体制转变。1950年6月,中共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阙森华作《为更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而努力》的工作报告。他首先指出:“全校党政工青都要一致地围绕一切为了学员学好,一切为了伤病员恢复健康而积极工作。”又指出:“团结全体人员特别是高级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开展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他也参照东北军区卫生部部长贺诚的一次讲话,寄希望于全校人员:“要相互帮助,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做到上下级之间、彼此间、单位间的亲密团结。不应区分国籍、种族、门户、派别....要防止或克服互相排挤的现象发生。在人们思想中残留的英美派、德日派;兴山来的,沈阳就地的;辽医的、沈医的等等,都是我们接受世界先进医学的障碍,应该克服。在我们人民医务工作者内部应该是无派的。如果硬要加上一个‘派’字的话,那我们只有一派,即老老实实地做为人民服务派。一切愿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医务工作者,我们都要争取团结,一切有利于人民卫生事业的新技术,我们都要吸收和利用。”这段话极具说服力,有利于形成合力,消除内耗。这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届党委会,阙森华任党委书记。
进城后的阙森华,开会讲话仍然很少用他人事先拟好的讲稿。偶尔用了,他也要按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因此,他讲话少官话,多实话,听之人耳,耐人寻味。
一天,阙森华从基础一楼出来,径直朝北走去。临近汽车队休息室,只听室内声声鼓噪,进屋一看,原来是司机们急着收拾棋盘,地面上还散着红兵黑炮。阙森华先是弯腰拾起棋子,接着便是冲着惊魂未定的司机们说:“来啊!谁和我来一盘?大个子姜师傅果真和他对奕了。阙森华一边下棋一边说:“作为司机,不出车休息时间,下棋是可以的。问题是出车时,要老打老实地、全神贯注地开车。”
1950年10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威胁东北安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迅速开展。校务会议决定把学校大部人员和设备疏散到黑龙江省北安县城,校部设在北安县。基础一院、二院合并为北安基础学院承担基础医学课教学,并成立北安医院,承担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抢救任务。留在沈阳的部分师生组成担架队、手术队,参加救护伤员工作。开往北安的疏散列车在江北平原上奔驰。随车同行的阙森华漫步到装着仪器设备车厢,恰好遇见押运员、法医研究室助教贾静涛等几个人,正若有所思地眺望窗外。阙森华走进车厢席地而坐后和他们拉起家常,并提议玩扑克以解旅途困倦。玩牌中,阙森华不时地念道说:“美帝打到家门口,实质是砍刀就要架在我们脖子上,你说打不打?我看得一打!” 阙森华随后甩出一张草花K,然后哈哈大笑。阙森华的平易近人和老红军的知人知心,一下子把车厢里的困惑赶跑了。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校内广大知识分子精神振奋,欢欣鼓舞,纷纷为提高业务和政治水平而一显身手。为适应这一形势,阙森华因势利导,经讨论撤销校务委员会,成立在校长领导下的学术会议。在原有校务委员会成员基础上,增加部分专家教授共44人组成,阙森华任主席。知名专家教授李佩琳、高文翰、阎德润、吴执中等尽在其中。3月,学术会议为研究《学校工作全面规划》组成7个专题小组进行《规划》的修订工作。全校上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做学校主人,积极参与治校的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1956年3月,中国医科大学历史上首次从全国招生的、具有高中毕业程度的第42期685名学生,经过5年学习学成毕业。从毕业前教育、制定分配方案以至分配谈话、直至到车站送别最后一批学生,阙森华自始至终都参加了。他事必躬亲,既掌握原则,又不负学员期望的长者风范,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毕业分配方案制定前,发给学生人手一份《调查表》,汇总后发现第一志愿栏目中,大都填写了“坚决服从组织分配”,或“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而在校期间处了朋友或已有海誓山盟之约的男女同学以及有其他要求者,也在《调查表》上坦诚地写到:“我与某班女同学某某相识已4年,愿结连理之好,盼分配到一起,恳请组织上照顾。”组织上根据学生们要求及需要与可能大多满足了学员的要求。阙森华做分配动员报告,他讲道:“根据国内各地区医疗卫生院所、机关的需要,可能有成批的同学去一个单位,但也有可能某一边陲地区只要一个人。你去也不去?应当去!去干什么?去创业!好男儿志在四方,就靠你是中国医大第42期毕业生!相信你们每一个同学都不负母校的期望、老师的教诲和人民的重托。”分配谈话,阙森华或坐在一旁或参与谈话。遇有和对象分到一处的女同学,阙森华还会慢条斯理地说:“将来你们要建立家庭,要共同分担家务,和美相处,百年合好。”他的殷切和爱护,使得这位女同学走出辅导员办公室,一眼望见面前的对象时,便赶忙说:“老校长,老校长....“老校长怎么了?”“老校长像个老妈妈似的,还叫我们两个....”说着说着抑制不住的喜泪夺眶而出。
阙森华思贤如渴,知人善任。为开英语课,经请示市委教育部力主从本市一重点中学中聘来两名资深的英语教师,实践证明:这两名教师虽然在争议中调进,但他俩卓而不群,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说明:阙森华坚持“重在表现”的用人观点是正确的。
在办学实践中,阙森华深感没有知识、没有知识分子、没有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一个大学就难以取得发展,社会也难以求得繁荣,历史更难以走向光明和辉煌。因此,阙森华在工作中以其沉着自信和政治魄力于1956年召开了人事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在校院间施行“权利下放”,教研室主任、科主任“有职有权”。同时,制订了《关于发挥老教师、老技术人员作用的方案》、《培养青年教师的方案》并下发实施。工作在教学、医疗、科研第一线的广大知识分子,从阙森华身上体验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温暖,全身心地投入各项工作中去。为更有效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阙森华还提出:学校领导干部要与老教师交朋友,要求中层干部每人也要交上两个朋友,并要求经常串门、走访,沟通情况,上情下达,以利当好知识分子的好后勤。
1960年10月,中共沈阳市委决定调阙森华任辽宁大学总务处总务长。阙森华对沈阳医学院党委给予的“处分”,持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的态度。仍以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去了辽大。阙森华担起担子投人既陌生又熟悉的为知识分子当好后勤的实践中去。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和《高教六十条》工作中,按校党委和校部的意见,为加强后勤工作,减轻各系的事务负担,把困难时期分到各系办的食堂,收回总务处统一管理;把仪器设备管理和印刷厂划归总务处领导。并据《高教六十条》规定,明确了总务处的任务是为教学与科研服务,为教职工的生活服务。阙森华不改老红军、老干部本色,满腔热情地带领总务处的干部和工人,克服人力、物力上的困难,较好地完成了校内校外的后勤保证工作。1962年还完成了,1060平方米的生物实验室建设任务。当干部工人和阙森华一起工作或劳动时,仍然看到其毫不吝惜精力,用心对待人和事。
阙森华在新环境里,敞开胸膛,坦荡度日,珍惜分秒地经营着这块属于他自己的天地。日子长了,工人们熟知这位老红军并把他当作队伍中的一员。从那时开始,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阙头”。就是这个老阙头,被开除党籍,由国家行政9级降至14级,一家8口挤在不足40平方米的两间小屋里,照样情绪饱满地一心扑在工作上。
在我国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时期,辽大党委和校部决定办农场,为教职工提供粮食和蔬菜。阙森华负责制定生产计划,并不定期地带领有关人员到5处农场检查工作。行色匆匆,起居从简,为保证农场兴旺,把汗水洒遍沈阳郊区大地。
提起阙森华的恩泽,原副校长张恩桐任职数学系党总支书记时,被打成右派,1962年从凌源劳政农场回辽大户口落不上,派出所非得让辽大出据不可。在求助无门时,去找阙森华,他问明原由后,当即写出证明:“此人,学校有重用。请予落户。”下署辽宁大学。落户后,还给张安排工作。
阙森华把沉冤埋在心底,依然故我地以一个平常心态,勤恳地对待工作。惟其如此他也越发急于把心里话向党倾诉。苦不讲,累不说,就一件事非说不可,这就是他要回到党里来。他曾几次向省、市委有关部门和辽大党委提出要求,期盼党组织敞开大门,让他重新回到温暖的家。1978年3月,他接过校务机关党支部交给他的入党自愿书。当他重新履行入党手续时,这位有着40多年党龄、被错误地开除党籍的老党员也忍不住高兴地对家人和邻居们说:“让我填表入党了!” 1978年4月,经支部大会讨论,全体党员一致认为阙森华符合党员的条件,同意其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20年的工作实践,事实已经替阙森华翻了案。他常讲:“生我者父母,让我认知社会、并教我改造社会者是党。”
20世纪70年代,一批下乡知识青年返城和一部分工农兵学员毕业留校,职工住宅(房)骤然紧张。面对这突来的房荒,阙森华果断地拍板,决定建临时住房。鉴于建房资金短缺,他提出“自家出工,学校备料,辅以工人师傅指导”的原则,组织动员返城户共同完成建房任务。这个办法很快得到认可,返城户老少齐动员,在很短时间内一排排整齐划一的自建公助带有厨房的简易住宅建成了。40余户人家喜气洋洋地搬进了新居。当年的受益者,现任辽大老干部处副处长的林建国抚今追昔,感触颇深地说:“这是老校长的创举。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我深深感受到老红军、老八路作风的温暖。”
当简易住宅里的人们对学校和阙森华关心群众生活而赞不绝口时,在阙森华家里却发生了女儿抱怨老爸的事:阙森华的二女儿连秋原本想结婚后仍然和父母住一起,但仔细一想,父亲到辽大后,原本有3间房可住,但其中一间被父亲给了一无房的教师,而且两个妹妹还在家住。无奈,只好暂住公婆家中。好心的左邻右舍都不解地对连秋说:“老校长也太‘正统'了,只要一句话,在哪还挤不出一间房子?”也有的为连秋支招:“九舍还有半间空房一直闲着,你何不....”连秋果真和父亲说了借住半间房的打算。“不行!落实政策的教师还都没有解决,我们不能搞特殊。”这恰好说明阙森华在处理亲情和群众的关系上,表现出的是公私分明的一派正气。
从1960年至1979年近20年间,阙森华遭受了长期的不公正待遇,这是段被扭曲了的历史。阙森华个人的经历不是孤立的。长时期以来,他多次想找组织说明问题,但在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失误的情况下,他的需求未能实现。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以后,在胡耀邦亲自过问下,近20年的沉冤,才得以彻底平反。
1978年3月1日,沈阳医学院恢复中国医科大学校名。1979年8月27日,中国医科大学党委做出<关 于对阙森华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平反决定》,恢复了阙森华的党籍和工资级别。
1978年9月阙森华任辽宁大学副长,1981年任校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党开展了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阙森华在主持辽大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中,组织精干班子,经过审慎细致的工作,使152名错划右派和105名有各种历史遗留问题的教职员工、特别是因冤假错案而身受其害的同志及其家属的精神枷锁得以解脱。就在这时,因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参加指挥大型武斗,死伤40多名群众,而被中级人民法院判刑获释的、原哲经系学生张祥久也登门来找阙森华平反。要求繁多,纠缠不断,长达一年之久。而阙森华严格执行政策,坚持原则,不为其平反。但事多蹊跷,就在落实政策期间,校内一位具有相当身份的干部,上告阙森华说:“阙森华在平反冤假错案中,执行政策又右了,不该平反的也平反了....”省委有关部门派人来校查对,没发现任何问题,所告情况纯属子虚乌有。
1984年,阙森华因患肺癌住进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治疗时,听说诬告他的这位干部也来京求医。阙森华主动帮其住进中日友好医院干诊病房,并为其请专家会诊。无独有偶。就在阙森华治疗告一段落,返沈休养期间,一名在“文化大革命”中带领“革命群众”抄了阙森华家的人,因病到家求助。孩子们余怒未消地纷纷劝阻老爸不要管这个人的事,但阙森华还是带这个人到医院找专家为其诊治。当得知其家属买不起特效药时,阙森华拖着病体到各医院四处求索。孩子们仍然激愤不已,而阙森华只是抿嘴一笑说:“运动中的事,不是哪一个人的错。凡事要容人,别人有困难,就要帮助。”
阙森华在辽宁大学工作近20年,他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忘我工作的精神和极富感染力的人格魅力,从上到下,有口皆碑。辽宁大学资深的老校长、省政协副主席唐铎的俄罗斯籍夫人由哈尔滨来沈,阙森华特地拨专款,修一独楼,敦请这一对老人入住;原副院长张立吾患胃癌后,阙森华和金铁群共同嘱其放下思想包袱,并联系医大一院为其手术,特重托副校长艾鸿铭专门照应。张病故后,对其子女做了妥善安排。阙森华对同级干部如此,对普通教师,也依然坦诚相待。教师佟雨顺落实政策后寄居亲戚家。某日晨练遇上阙森华,佟雨顺直言居无.定所寄人篱下的苦衷。阙森华耐心地听完佟的诉说后说:我知道了,让我想想看。佟雨顺带着没有结果的怅惘离去。待到第二天一早,又是同一个地方,阙森华走到佟雨顺跟前说:“房源短缺,只好先腾出一间教室供你居住。今天就有人去为你安排。”问题解决之快,大大超出佟的预想。
1981年12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复,同意阙森华任中国医科大学党委书记。阙森华重新回到他魂牵梦绕的医大校园。回归伊始,阙森华广泛接触教职工。他思贤如渴,就在这一期间,他挽留了多位因各种原因意欲离开医大的老教师、老科技人员,使他们解除疑虑,坚定信心,为共同建设医大而重新各就岗位。
当他得知原法医教研室贾静涛教授意想离开医大而另谋“高就”时,特地带领有关人员到贾家访谈,等贾静涛诉说完生活和工作遇到的波折,想离开医大时,阙森华便直言不讳地说:“怎么,我回来了,你就走么?”这一句贴心话,使贾静涛面红耳赤,面对这位长者,刹时间,他联想到他所仰慕的阙森华。几十年来和医大血肉相连,他曾敲着战鼓,把大批白衣战士输送到解放战争的第一线,他也曾拍案决策,誓把医大建成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乐园。曾几何时,“反右倾”的鸟云从天际滚来,医大迷失了方向,他也被迫离开了辛勤耕耘的地方。粉碎“四人帮”后,遍体鳞伤的医大发出呼唤,才使他有机会重整受尽折磨的校园。老书记声声细语,句句都是为了医大的发展。事后,有人问贾静涛:还走不走?贾静涛断言说:不走了。
原卫生学系教授万伯健,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攻读卫生毒理学博士学位。在美期间,湖南一大学欲聘万到该校执教,并着手与中国医科大学商调。万伯健学成归国,转道北京。阙森华指派原卫生学系主任朱绍鑫进京专程迎接,此时在北京参加会议的阙森华也借机到万下榻处看望。阙森华说:“你是医大一手培养的毕业生,为母校做贡献是你的心愿,你所学的毒理学在湖南能发挥,在沈阳也能发挥。没有设备给你添设备,没场地给你换房间。办好医大需要你!”阙森华语重心长的一席话,掷地有声。万伯健豁然开朗,决心不去湖南了。
阙森华返回医大工作不久,独自一人到校图书馆边走边看。他深知图书馆对一所大学发展至关重要。他从第一阅览室走到书库,又从期刊阅览室走到学生阅览室。这一路他遇见了资深的儿科教授项全申、神经内科教授孙世骥等多名老教师,他们无不为阙森华的重返医大而欢欣鼓舞。就在阙森华“落难”的20年中,许多医大的教师、职工,都曾踏进他在辽大的两间小屋。就在阙森华行将返回医大前夕,费声重、楼介治等42期毕业生60余人到辽大看望阙森华。令人惊喜的是对这60余人中的大多数人,阙森华能直呼其名。
1983年初,沈阳市有关部门就中国医科大学离休人员多提出质疑,其实质是学校本身的军队属性不被有关领导机关所理解。这件事涉及几千名早期毕业生的离休待遇。阙森华于同年3月带领校办主任李荫德,校史资料征集办主任刘民安晋京,解决学校的军籍证明。此行住在中组部招待所,阙森华拒绝住高间,和两名工作人员住进4床一室的普通客房。洗漱间在简子楼尽头,就餐在大食堂,出门办事挤公共汽车。中央军委组织部门告诉阙森华:“中国医科大学的军籍,下限到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果没有中国医大,那么军队的卫生史就无从写起了。”阙森华带着一纸完美的结论返沈。
严以律己的事,在阙森华身上真是太多了:他在辽大主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期间,某日一位衣着褴褛、手拎一个大兜的人到他家要求落实政策,还为他带了香油和酒。阙森华说:你还是把东西带回去,这样做很不好,你要相信党组织是会实事求是地落实你的问题的。来访者只好拎着香油、酒走了。又一天早上,在中国医大工作的三儿子阙连才上班前,只见爸爸拎着两个空油桶和手拿40元钱站在他面前说:你把这桶和钱交给在基础二楼工作的XX X。他是落实政策回来的,由于是老同志不好当面拒绝。我们不能白拿人家的东西,只好按议价油钱交给他吧!当年在辽大任“工宜队”,队长的XXX,通过阙森华成功地做了角膜移植手术。他带着厚礼登门向阙森华致谢,一进门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感谢阙森华不计前嫌,帮他重见光明,并执意要阙森华留下礼品。阙森华赶忙扶他起来,热情地请到里屋叙谈。结果,该人原封不动地带着礼品离去。
侯连玉是为阙森华开专车的司机。一接一送的机缘,使他更多地体验了阙森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以德度人的风范。在接送阙森华上下班过程中,老侯曾3次受有的教师和职工之托,转信给阙森华。当老侯交上第三封信后,终于开口说:我接二连三地干起邮差勾当,不合适吧?可阙森华却说老侯做得:对,并且由衷地说道:找我的都是有事的,找不着我,说明我还是浮在上面多,接触群众少啊!听老校长这么一说,老侯越加纳闷了。因为他本以为是给老校长添乱,可没想到老校长却说起自己的不是了。又一次老侯驾车接阙森华回辽大住处。车驶过沈阳市第四医院,左拐岐山路500米处,车被一男子和一抱小孩的妇女拦住。那女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哀求老侯说行行好吧。原来她的孩子抽疯得急着去四院。老侯打开后车门,只让上来一大一小。于是车又调头直奔四院,等那母子下车,心急火燎的老侯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自言自语地叨念:做得不对吧?可阙森华则说你做得对!今天这才叫救死扶伤呢!
由于积劳成疾和坎坷的20年,阙森华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1984年初检查身体发现患了中心性肺癌。赴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治疗,由于双肺都有病变,不宜手术,只能采取保守疗法。阙森华十分清楚自己的病情,忍着化疗和放疗给身体带来的痛苦。医院院长辛育令把实情告诉阙森华的大女儿连春和小儿子连才。阙森华克制自己,仍保持着平常人的心态,连春、连才姐弟俩小心翼翼地保守秘密。某日,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红军卫校第2期毕业生涂通今到病室探望阙森华,刚一见面,涂通今便毫无掩盖地说:“老阙呀!你怎么得癌症了?”这一刹那,吓坏了站在一旁的连春和连才。可阙森华却哈哈大笑说:“我死了几回都没死,这回马克思还不会要我!”阙森华的乐观、大度,使连春、连才禁不住流下眼泪。
经过一段治疗,阙森华以罹感肺结核的名义返沈休养。1984年7月,卫生部党组文件通知:阙森华任中国医科大学顾问。任顾问期间,他还经常到学校四处走走看看,遇有会议,仍一如既往的献计献策。偶遇有人问起病情,则笑谈结核防治,预后良好,消除群众疑虑,不给关心他的人以悬念。就在他身患重病之际,还为有求于他的42期毕业生邢磊,重新竖起人生坐标。1985年11月25日下午4时40分,阙森华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终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