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故里曲阜，春节将至，阙里街五代同堂的孔德贤家格外热闹，家人忙里忙外给太爷爷孔祥弼做90寿诞。儿子维本卖了老太爷的寿材买车做导游，赚外国人的钱。气得德贤举起铁锹要砸车。这时，维本的爷爷，在北京当部长的孔令谭赶回来祝寿。第二天，孔令谭和维本，还有美国朋友安妮小姐同车前往少吴陵。维本想辞掉公职，父亲怒不可遏。孔令谭当年抛妻别子参加了革命，后来，一切都变了，他与一位救过他的护士结了婚。在维本奶奶坟前，孔令谭怀着深深的负债感。孔令谭支持年轻人追求理想，孔德贤怒气冲冲地推门而入，责怪父亲。孔令谭拍案而起：“我是你爹，是维本的爷爷”。老太爷被惊动了，他把一家人带到孔林：“咱们是孔家，咱们有个老祖宗叫孔子。”
1990年，吴贻弓应邀去济宁开会，返程时浏览了曲阜孔林，虽然时间短暂，但孔氏家族的墓地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产生了以此为背景创作一个现代题材电影剧本的想法。后来，他与对此想法很感兴趣的编剧周梅森、矫健等人重游曲阜，实地考察后着手创作。
该片的创作初衷由孔林而起，吴贻弓和编剧团队认为，作为孔子家族墓地的孔林已经演变为一种文化和道德的象征，而这种象征将不断延续下去，因生命会被死亡代替，但死亡之中必然有新生命诞生，无论对于国家、民族还是家庭和个人，只有把握住这种生命积极意义，才能把握住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些思考的指引下，吴贻弓和编剧团队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物原型，经过半年多的讨论和修改，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阙里人家》。
该片的特点在于能面向现实生活，有一个独具慧眼的历史切入点。该片涉及现实生活的变革，不去写沿海城市的形形色色，却把视点落在封闭的历史古城，而写古城，又不写它的兴衰历史，却把视点落在普通人家的风风雨雨。这风风雨雨让观众进入了联系着千家万户，联系着悠悠历史和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电影评论家学会前名誉会长
梅朵评）
该片延续了吴贻弓一贯的表达方式，以普通家庭为切入口，以日常生活的横断面为表现形态，映射出国家与时代的变迁、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厚度、道德与责任的冲突。该片的叙事策略与镜头语言体系也在传承中愈显圆熟，现实题材与诗意特征相得益彰，流畅的时空转换、造型性的镜头运用、精心处理的影片色调与细节共同营造了具有丰厚韵味的影像空间。（《当代电影》评）
该片在叙事和哲理性的结合追求上有自己的特色。导演在叙事过程中完全摆脱了外部特征诸如社会性、政治功利性的束缚，而是从现实生活的表象直接介入深层的审美境界。它的叙事没过分戏剧化的主观介入，而是注重叙述的客观性，但又不是对生活做机械纯客观的分解组合。该片的主题内涵一般不以清晰的信号提示观众，直白、冷峻的笔调是它叙述“原色”，叙述者始终与观众面对客观的过程，即使是渗入强烈主观色彩的片断叙述，也是尊重观众的聪明才智，与观众进行心灵的潜在交流，丝毫没有对观众的强制灌入。影片的叙述形式比较精炼、简洁，在一种极其生活化和有头有尾而又跌宕多姿的情节起伏的叙述中，隐含着普通人生的意向与律动。这种手法不仅可以强化对生活的实感程度，而且使之更具有中国老百性喜闻乐见的民族色彩。影片在人物关系的设置、故事情节的展开、矛盾冲突的揭示和生活细节的安排方面，都非常有时代特点和生活的真实感。（原《电影新作》杂志社副主编边善基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