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是当代法国一个非凡的人物。他曾经先后毕业于法国著名的高等师范学院和国家行政管理学院，曾8次出任政府部长，先后当过新闻、政府改革与计划、文化与环境、司法等部长，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部长。他从1969年起连续当选为法国的国民议会议员，后来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是个深得选民信任的政治家。佩雷菲特先生不仅是个成功的政治家，也是个成功的学者。

他在从政的同时一直在学术上孜孜不倦地耕耘，他一生共写了二十多部著作，其中《法兰西之病》和《当中国觉醒时》刚一出版就引起轰动，之后不断再版，印数高达几百万册。由于他突出的学术贡献，他先后当选为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和道德及政治科学院院士。在法国，得到一个院士的头衔已经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学术权威”，佩雷菲特先生一人独占两个头衔，其学术地位可见一斑。然而，他仍不满足。步入晚年之后，他又开始研究经济学。他研究了大量古典经济学的著作，认为他们都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信心”。于是，他着手研究这一问题，写出了一部500多页的经济学著作《信任社会》，阐述了信心这一非物质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为了检验他的观点，他把这本书当作国家博士论文来答辩，让法国最著名的那些经济学家当评委来评判他的研究成果。那些经济学界的权威们认为，他的这本著作是对经济学界的重大贡献，因为他在“传统的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给人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佩雷菲特先生被法国新闻界喻为一生有两大癖好：戴高乐将军与中国。他从政后一直跟随在戴高尔将军左右，后来又成为法国“戴派政党”的领导人之一。晚年，他写了许多有关戴高乐将军的回忆录。另外，从70年代初第一次访问中国起，他一直对中国情有独钟，多次访问中国，先后写了4本有关中国的书，其中《当中国觉醒之时》和《中国已经觉醒》都属于法国最畅销的书。佩雷菲特在谈论中国时，一方面非常重视历史史料，另一方面非常重视中国人自己的看法。他的可贵之处是从不人云亦云，不像许多西方舆论界的评论家那样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事，而是设身处地地替中国人想。在中国最困难时，他始终能坚持自己的看法，对中国的前途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佩雷菲特去世后，法国政坛左右翼领导人都对他表示哀悼，连他的政敌也都对他的人格深表敬意。希拉克总统在悼词中盛赞这位“伟大的记者、教育家、天才的作家、杰出的部长、严格的政治家”，称赞他为国家、思想、当代历史与历史的反思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佩雷菲特为促进法中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法国舆论界评论这些著作“永远是未来几代人了解中国的宝贵指南”。

为了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提议为他塑像，得到了佩雷菲特家属的支持。法国女雕刻家安娜·玛丽·吉尼翁－莫雷蒂应邀塑造了身着法兰西学院院士服的佩雷菲特半身铜像。2002年10月，佩雷菲特半身铜像正式竖立在中国的武汉大学校园内。

戴高乐执政时期的年轻部长、作家佩雷菲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发表的专着《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为之颤抖》曾引起巨大反响，被视为“先知”之作，法国历史学家布里赛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回顾了这位有远见的思想家的生平及其作品。

没有人比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更好地见证了1964年1月戴高乐将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个过程。

他的预言式作品《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为之颤抖》（第一版于1973年在法亚尔出版社出版）销量超过了两百万册。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成功使得法国人（及所有西方人）的注意力被引向中国。一种兴趣乃至一股风潮由此兴起，不仅至今没有衰退，甚至呈现方兴未艾之势。

自1949年以来，有很多作家和旅行家曾试图描写过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例如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韦尔科（Vercors）、艾田蒲（René Etiemble）等等。他们都在中国居住过一段时间，有的几个星期，有的稍短，然而他们的书或报道文章的影响力都比不过阿兰·佩雷菲特的作品。他的书出得正是时候，正是人们的思想刚好成熟到了能够对中国产生兴趣的程度。

阿兰·佩雷菲特于1999年去世，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的生平。阿兰·佩雷菲特非常杰出，他毕业于高等师范学院和国家行政学院，受的是人类学训练，但从事了外交官职业。他既作研究，也在政界为国家效力。36岁时他成为戴高乐将军手下的部长，曾担任信息部和国民教育部部长，直至1968年。

1971年夏季，阿兰·佩雷菲特带领了一个研究小组去中国，那是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之后，北京接待的第一个西方官方代表团。他还访问了上海，参观了中国6个省份，包括西安、武汉、杭州、南京和广州等城市。他还有机会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多次会谈。为此，这次旅行后写就的《有关中国状况的调查报告》长达500多页。

随后的多年时间里，佩雷菲特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着作，既有政治角度的，也有社会角度的，其中包括着名的《不动的帝国，抑或世界的震惊》（1989年），之后是两部厚厚的附录《中国看法》和《英国视线》，遗憾的是第三部《传教士之眼》却再也不可能出版了。这些作品写的是1793年在乾隆皇帝时期由马戛尔尼（Macartney）领导的英国大使馆。之后他的着作有《中国悲剧》（1990年），然后就是《中国觉醒了》（1996年），这是他有关中国的最后一本书，描写了一个重获活力的国家。就这样，他的作品终于首尾相连了……。

阿兰·佩雷菲特不会讲中文，对此他毫不隐讳。有人也曾对他身边环绕着很多“枪手”提出过非议，因为是这些外围的合作者帮他完成了那些书的写作。有关这一点，佩雷菲特从未声称过作品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他总是求助于最了解情况的行家、优秀的翻译和着名的汉学家，而这些人也都非常乐于向他提供他们的知识、建议和意见。

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专家所提供的宝贵信息，包括有关笔记、评论和文件资料等，佩雷菲特都是经过了认真的消化、重组而后又重新写作的。因而读者可以欣赏到他简洁而又尖锐的清晰文笔，以及他对庞杂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综合能力。

还有一种针对佩雷菲特的指责是说，他把毛治下的中国描绘成了一幅美好的画卷，并把毛说成是个善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主任研究员、法兰西学院院士巴斯蒂夫人（Marianne Bastide-Brugière）驳斥了这种她认为出自恶意的说法。她表示，如果认真读了佩雷菲特的书，就会很容易地发现他“并没有为完美制度唱赞歌”，事实上阿兰·佩雷菲特在学术上是诚实的，他只是试图“道破这个民族和这场革命的主要推动力”。这和伏尔泰在他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一样，他的意图并不是要散播“中国政治力量的宗教”，佩雷菲特并不认可所有发生在中国事。

学界那些自以为垄断了中国研究的汉学家们对此有何反响？他们不会认为阿兰·佩雷菲特轻率地践踏了他们的花园并侵占了他们的领地吗？关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1977年10月13日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是怎么说的：“这一通过数字表现出来的巨大成功（指书的发行量）遮盖了另一个成功，而您对这第二个成功更应该感到骄傲。”“您写作的对象不是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且这个领域的专家们由于观点和所采纳方法的不同常常互不相容，但您看到了他们对您的书没有丝毫异议，甚至那些整日为维护自己的学术领地而高度警惕的专业人士也或者带有好感或者满怀赞赏地接纳了它。”

阿兰·佩雷菲特对中国很着迷，在1971至1999年间，他总共去了中国18次，此外他还多次会见了到访巴黎的中国要人。他通过书、讲座、访谈和刊登在《费加罗报》和《费加罗杂志》上的多篇文章表达了对中国的激情。他与我们分享了他的见闻、分析和判断，对此，也许法国和中国应当以友谊的名义向他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