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里布·阿丹杜雅（蒙古语：Шаарийбуугийн Алтантуяа，拉丁化：Shaariibuugiin Altantuyaa 或 Altantuya Shaariibuu，1978年－2006年），蒙古籍，是一宗谋杀案的受害者，于2006年10月19日，在马来西亚靠近首都吉隆坡的沙亚南区偏僻处，遭人使用C-4炸药杀害，或先被杀害后再用C-4炸药毁尸灭迹。2009年4月9日，沙亚南高等法庭裁决，判处两名涉案被告死刑，结束了长达159天的审讯。两名被告上诉成功，无罪释放，控方已针对两名被控谋杀蒙古女郎阿旦都雅的特警，获判无罪释放入禀上诉通知书，以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

阿丹杜雅出生于1978年。因双亲在俄罗斯工作，阿丹杜雅在那里受教育，据说能使用流利的蒙古语，俄罗斯语，汉语，英语，及一点法语。

阿丹杜雅于1990年搬回蒙古的几年后，嫁给一位蒙古电子音乐歌手─Maadai。他们于1996年育有一名孩子，但婚姻以离婚收场，孩子被安排与女方家长居住。

尽管受训为教师，阿丹杜雅仍然到法国去短暂的进修模特儿课程，但事后母亲否认女儿曾经从事模特儿行业。她返回蒙古后再婚，并于2003年生下一名孩子，但婚姻最终失败，这名孩子也被安排与女方家长居住。

阿丹杜雅于10月19日宣告失踪，她的表妹报警，并向蒙古驻曼谷大使馆求助。

马来西亚警察部队在靠近沙亚南梳邦大坝的偏僻处，找到零碎骨头，后来证实为阿丹杜雅所有。从警方对遗体的调查报告中，显示她在未被炸药毁尸前，曾中枪两次，但最终判断她并未死于枪杀，而极可能是被炸药杀害。当遗体被发现时，它的身份只能用DNA测试来证实。案中使用的C-4炸药来历至今不明。

时任马来西亚战略研究中心的国防分析家兼国防部顾问阿都拉萨·巴金达（Abdul Razak Baginda）和三名警察部队成员在谋杀案的调查期间被拘捕，其中两个谋杀案嫌疑人是警察总督阿兹拉·哈德里（Azilah Hadri，30岁）及下士西鲁·阿兹哈·乌马（Sirul Azhar Umar，35岁），他们曾经是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反恐单位特别行动部队（Pasukan Gerakan Khas）的精英成员，并被分派予时任副首相兼国防部长纳吉·阿都拉萨当保镖。阿都拉萨·巴金达被控唆使谋杀罪，而两名警察部队成员被控谋杀罪。

根据阿丹杜雅表妹Burmaa Oyunchimeg的供词，阿丹杜雅曾经向她展示一张三人聚餐的照片：阿丹杜雅、阿都拉萨·巴金达和一位政府官员。当受害人的律师卡巴星问及那位官员是何人时，Burmaa确认是时任副首相兼国防部长（现任首相）纳吉。

2008年7月22日，受害家属所委托的代表律师卡巴星向高等法庭申请动议通知书，传唤四位新证人，包括时任副首相纳吉和检方第一证人、私家侦探峇拉苏巴马廉（P. Balasubramaniam）出庭作证，并以刑事诉讼法第425条为依据，既允许法庭“传唤任何人作为证人”及“传唤任何能提供对公平裁决所需重要证词的人”。2008年7月23日，该请愿书被高等法庭驳回，法官莫哈末查基（Mohd Zaki Yasin）说明，只有当事人，也就是检方和辩方，才有权力作此申请。

2008年10月31日，高等法庭宣判阿都拉萨·巴金达唆使谋杀阿丹杜雅罪名不成立，检方声称将对此提出上诉，但至今仍无下文。

2008年11月10日，该审讯期被宣布延迟至2009年1月，以便辩方有足够时间作准备及召集证人，包括当时无法被联系上的当今大马编辑拉惹柏特拉和私家侦探峇拉（P. Balasubramaniam）。辩方律师要求检方提供所有证人的供词，其中应该包括时任副首相纳吉的前政治部副总监慕沙沙菲里（Musa Safri）足以反驳阿都拉萨·巴金达口供的供词，但最终被法庭以“证人在刑事诉讼法第112条下记录的证词享有特权”为由予于拒绝。

2009年2月3日，被告西鲁·阿兹哈为自己不该受判处死刑作辩护时，说他其实是代罪羔羊，以保护某些不曾出庭受审问的不具名人士。“我没有伤害受害人的动机，更别提使用如此残酷的方式剥夺其性命。我恳请主宰我生死的法官，莫判处我以死刑，完成别人对我设下的阴谋。”

2009年4月9日，被告阿兹拉·哈德里及西鲁·阿兹哈被判谋杀罪名成立，判处死刑。高等法庭法官莫哈末查基下判时说，两名被告的证词无法取信于人，在自辩时基本上只是在互相指责，并无法对控方的举证提出任何合理的疑点，致使他接受所有实质及间接证据。宣判后全案还有得上诉，而辩方律师随即亦表示会上诉。两名被告从容面对判决，被告家属表示接受法庭的裁决，并否认该判决有任何政治考量。

阿丹杜雅父亲的律师申请对首席检察官决定不对阿都拉萨·巴金达的无罪开释上诉，要求复审，该申请于2009年7月8日在高等法庭上提出，之后阿丹杜雅父亲撤销申请，但声明他将坚持对阿都拉萨·巴金达、阿兹拉·哈德里、西鲁·阿兹哈及马来西亚政府对其女儿之死的控诉。

拉惹柏特拉因暗示时任副首相纳吉涉及此案遭控煽动罪，于2008年六月间审讯时的法定声明中，宣称时任副首相纳吉夫人罗斯玛，既是当时在案发现场的其他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人为代陆军上校Aziz Buyong和其妻子上校Norhayati，同时也是罗斯玛的副手。他更声称Aziz Buyong亲自把炸药置于阿丹杜雅身上，并引爆炸药。阿丹杜雅父呼吁警方对拉惹柏特拉的申述展开全面调查，或许能找到新的证据。上校夫妇亦控告拉惹柏特拉诽谤罪，要求其在指定网站和报章上刊登道歉启事，删除其在部落格上的法定声明，并索偿马币一百万。拉惹柏特拉的辩护律师J. Chandra暗示他的当事人对其部落格上，题目为“送阿丹杜雅的谋害者下地狱吧”，发表于4月25日的文章并不知情。之后在一个官方电视访谈中，拉惹柏特拉对该法定声明保持距离，并解释说他只是转述反对党指控纳吉夫妇涉案的言论，他本身并不相信罗斯玛当时身在案发现场。马来西亚公民自由运动组织事后宣称该访谈遭严厉剪辑和窜改，为当时即将来临的砂𦛨越州选举制造对首相纳吉有利的社会舆论。

第二个法定声明由阿都拉萨·巴金达的私家侦探峇拉，于2008年7月3日提出，文中揭露时任副首相纳吉及阿丹杜雅的关系，指警方在案件调查当中故意忽略了这点。峇拉表示阿都拉萨·巴金达曾经向他透露，时任副首相纳吉与阿丹杜雅曾发生过性关系，他们三人还在巴黎一起聚餐。之后，纳吉因顾及副首相的身份，不想遭到骚扰，便将阿丹杜雅转交给阿都拉萨·巴金达。该声明还爆料说案发后阿都拉萨·巴金达曾经打简讯给纳吉求助，希望能免遭法律制裁，暗指纳吉曾经干预该案的司法调查。最后，他还宣称阿丹杜雅于2006年10月19日失踪那天，有个人驾驶蓝色的普腾赛佳（Proton Saga）经过阿都拉萨·巴金达的住宅，而此人既是纳吉的特别助理Nasir Safar。反对党领袖前副首相安华当时呼吁皇家委员会调查这份声明的内容是否属实。

峇拉声明发出的第二天，他又发表了第二份法定声明，文中撤回之前对纳吉涉及此案的指控，之后他便宣告失踪，因此遭怀疑更改声明并非自愿。他的第一律师Americk Singh Sidhu说他无法连络上他当事人的手机，峇拉的外甥报警指峇拉一家人宣告失踪，警方于7月6日向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求助，以寻找失踪的峇拉。2008年7月10日，峇拉位于Taman Pelangi的住宅被发现有遭人闯入的迹象，但警方并未查明有没有财物遭偷窃。十五个月后，峇拉现身叙述逃亡印度的过程，在他发出第一份法定声明的当天，就被与纳吉家族关系紧密的商人Deepak Jaikishan约谈，对方开出马币五百万的封口费，要求他签署第二份法定声明。之后他和家人被安排由陆路前往新加坡，然后飞往泰国，再飞往尼泊尔，然后飞往他最终藏身的印度。他坚持第一份法定声明中的内容是正确的，并表示只要是纳吉集团当权，他便不敢回到马来西亚。

2009年3月5日，法国《自由报》（La Liberation）用了第30及31两大版，刊登一名驻泰国的法籍记者阿赫诺德（Arnaud Dubus），经多次往返马来西亚和蒙古调查此案后所撰写的新闻。报导指阿丹杜雅于2004年间在香港与阿都拉萨·巴金达邂逅，恋情迅速升温，之后精通多语的阿丹杜雅便成了后者的翻译员。根据私家侦探峇拉的口供，阿都拉萨·巴金达于2004年便已经把阿丹杜雅介绍给时任副首相纳吉当露水情人，虽然后者曾经手按可兰经发誓从未见过她。

阿都拉萨和阿丹杜雅两人于2005年3月间奢华畅游欧洲大陆，但此趟主要目的是以副首相纳吉的军火买卖中介人身份，跟法国潜艇建造局（Direction des Constructions Navales Services，DCNS）商讨于2002年与马来西亚政府签署的一份潜艇买卖合约的重要细节。两人感情的转捩点发生在2006年10月间，阿丹杜雅获悉法国造舰公司Armaris已经把大约1.14亿欧元的佣金付给阿都拉萨的公司Perimekar后，便向后者要求分得五十万美金，但被拒绝，阿赫诺德的报导直指纳吉被形容为“妒嫉心重的悍妇”太太罗斯玛乃背后主使人。

10月18日，阿都拉萨不堪阿丹杜雅天天到她家门前谩骂，便连络上纳吉的亲信，前政治部副总监慕沙沙菲里。10月19日，接近晚上九点，纳吉的两名保镖阿兹拉·哈德里和西鲁·阿兹哈把在阿都拉萨家门前比手画脚、破口大骂的阿丹杜雅强行掳走，载到十几公里外的偏僻处。西鲁·阿兹哈于2006年11月19日的口供中称，阿丹杜雅曾经向他们求饶，并声称她有身孕，但他还是朝她左脸开了一枪，他的上司阿兹拉·哈德里随即剥掉受害人身上的衣物，注意到她的手还有动静，便命令他补多一枪，而他照办了。之后阿兹拉把C-4炸药绑在双脚、腹部、头部，然后引爆炸药毁尸灭迹。最后，连阿丹杜雅的出入境记录都被完全删除掉，让人无法追踪她的去处。然而，当时被阿丹杜雅雇用的计程车司机尚未拿到车资，并目睹她被绑走，于是便抄下车牌号码报警，经过一连串的追踪，才揭发这起举国震惊的谋杀案。纸包不住火后，纳吉集团仍极力掩饰，他在一封给短讯阿都拉萨中，保证会见总警长后他将会没事。最终阿都拉萨无需自辩，便能获判无罪，而两名警员则被判死刑。

佣金事件随着之后的谋杀案曝光后，法国律师已经着手调查有没有资金流回法国或马来西亚政客的口袋，而马来西亚检方则在此案结束后，不再追查案中案的佣金。

2011年5月，维基解密爆出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在密电中记录的此案情报。2007年1月24日的密电中指出，美方察觉主控方和法庭的不寻常，一些证据被恶意消灭，显示有股强烈的政治压力，想保护即将接任首相职位的纳吉。美方政治部主任马克·克拉克（Mark D. Clark）指出，事件从爆发开始，司法便陷入了尴尬被动的局面，导致外人普遍相信这是一出经过设计的表演。审讯前夕，首席检察官Abdul Gani Patail便把原来的主控官换成资历较浅的检察官；辩方主要律师也因他的答辩方案遭到政治打压，而在审讯前突然辞职。该美籍外交官认为，此案因政治压力而遭故意延宕，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马来西亚主流媒体亦罕有报导此案最新进展。他进一步指出，在马来西亚司法史上，从来没有一宗谋杀案审讯能拖延了七个月而辩方仍没有机会进行答辩。如此紧张敏感的氛围，更让人认为此案不能在2008年全国大选前结案。

此外，美方也察觉到坊间谣传时任首相阿都拉·巴达威欲利用此案扳倒纳吉的阴谋，马来西亚主流媒体都对此传言掩饰。克拉克在记录中写道，2008年2月20日早晨未开庭前，阿都拉萨·巴金达的父亲曾向他贴耳说悄悄话，之后整个审讯过程一直心神不宁的阿都拉萨，于中午离开法庭时一度失控，大喊“伯拉去死！我是冤枉的！”（伯拉为前首相阿都拉的昵称）。事后绝大部分媒体只报导他失控，没有刊登他的喊话内容，而刊登了喊话内容的太阳报（The Sun）则被内政部勒令紧急收回几千份报纸，当时内政部部长由时任首相阿都拉兼任。阴谋论者认为是阿都拉集团要求阿都拉萨指控纳吉，以便换取无罪开释，阿都拉萨为此承受巨大压力，导致他最终于法庭上崩溃。美方最终总结，马来西亚政府极力掩饰真相，并转移民众视线，避免此案影响即将来临的2008年全国大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