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托尔斯泰为了田产的事情去了一次平扎省，中途在阿尔扎马斯过夜。在离开波良纳的第三天夜里，他突然看见了死亡：“我在阿尔扎马斯过夜,突然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念头。夜里两点钟，我苦恼、害怕、恐惧起来,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出现了许多异乎寻常的思想……上帝从没有叫谁经受过。我坐了起来，吩咐套车”。托尔斯泰“感到一种可怕的东西”在追赶他、纠缠他，他无法摆脱，疑惧万分中他听到了死神的声音在回答他:“是我，我在这……”
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说到这一情节，普遍认为未完成的小说《疯人日记》是他对这个夜晚的感悟：“我曾试想，是什么东西占据了我的心灵?是买到的东西(庄园)，还是妻子，没有什么值得快活的，这一切都成了虚无。
“阿尔扎马斯的恐怖”是托尔斯泰思想激变的前兆，对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人来说，精神危机是多重的，比如1867年10月，在
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鲁宾斯坦为托尔斯泰举办的专场音乐会上，当弦乐四重奏弹出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如歌的行板”时，托尔斯泰突然哭了，柴可夫斯基本人深受震动。托尔斯泰此时正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半部，从“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转向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我懂得了，它不是偶然的病痛，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这些问题不断发生，答复它们乃是必需的。问题似乎是一些愚蠢的、简单的、孩子气的，可是我一碰到它们，尝试着要解决它们，我立刻肯定了（一）它们不是孩子气的，不是简单的，而是最重要的，最深刻的人生问题；（二）我尽力试图解决，但我决不能解决它们。正是由于面临诸多对托尔斯泰来说必须解决的问题他却不能解决它们，令托尔斯泰对生命突然产生了极度的荒诞感和强烈的死欲，这就是导致“阿尔扎马斯的恐怖”的心理根源所在。从此，托尔斯泰从“共同世界”走向“个人世界”。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 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
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疯人笔记》是“带有深刻自传性”的作品。据考证，该小说与托尔斯泰突发的一场“阿尔扎马斯恐怖”有关。何谓“阿尔扎马斯恐怖”？据记载，是这样一件事。“1869年，作家（托尔斯泰）在阿尔扎马斯的一家旅馆里过夜，突然出其不意地感到了一种使他坐卧不安的恐怖的苦闷。”对此，贝奇科夫评论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对死亡的恐惧。”“阿尔扎马斯恐怖”发生在1869年，即婚后第7年。这说明，所谓的家庭生活，也不是托尔斯泰理想中的蜜汁。因为，在“婚后生活”中，他并没有摆脱死欲冲动。《疯人笔记》创作于《忏悔录》之后的1884年至1886年间。这又说明，死欲再次侵入了托尔斯泰的意识之中。它勾起了托尔斯泰的“阿尔扎马斯恐怖”，由此成为《疯人笔记》的创作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