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思根（1908年1月15日—1948年1月31日），生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腰林毛都，蒙古族，汉名李友桐。

阿思根，又名李友桐，1908年1月15日出生在内蒙古科尔沁左中旗一个蒙古族家庭里。幼年时期的阿思根是在封建王公的黑暗统治和反动军阀的民族压迫下度过的。

伟大的十月革命和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时期。为了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不少蒙古族青年纷纷奔赴北京城，入蒙藏学校读书。因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爱国斗争而被郑家屯第四中学开除学籍的阿思根，于1923年前后也辗转来到了北京，就读于蒙藏进步青年云集的蒙藏学校，但又一次因参加学潮而被开除学籍。挫折未使他气馁，反而更加激发了他那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对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军事占领，并唆使这些地区的汉奸、蒙奸发动各种“独立”、“自治”运动。为使侵略活动罩上“神圣”的外衣，蒙奸甘珠尔扎布遵照其主子的旨意，利用蒙古族青年渴望蒙古民族解放的迫切心情，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帜，组织了“内蒙古自治军”。阿思根等一批蒙古族青年参加了“自治军”。适逢受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派遣，回内蒙东部地区开展革命工作的特木尔巴根奉命打入“自治军”进行秘密工作。他便将阿思根等一批知识青年作为主要对象，向他们讲述革命道理，引导他们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使阿思根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

1932年4月经特木尔巴根与朋斯克研究，吸收阿思根为内蒙人民革命党党员。1933年5月，朋斯克去苏联回来，传达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扩大统一战线、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指示，决定阿思根等人留在伪兴安南省警备军，以合法身份进行持久的革命工作。

1934年10月，伪兴安南省警备军驻钱家店的一个蒙古族士兵连因与日本宪兵发生冲突，打死日本人举行了哗变。正当日本人调动兵力准备镇压的紧急关头，阿思根利用其合法身份周旋调解，以他的机智多谋使蒙古族士兵免遭报复。1939年日本发动了以进攻苏联为主要目标的“诺尔罕事件”，日本关东军企图利用伪兴安军打前阵，施展其“用蒙古人打蒙古人”的阴谋。当这次阴谋遭到可耻的失败后，他们又从伪兴安军中抽一部分人组织“铁血部队”到唐山打八路军。对日本人策划的上述两次重大军事行动，阿思根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他通过进步的蒙古族青年军官，对被迫上前线的官兵进行宣传教育，揭露日本关东军的阴谋，引导他们谨防上当。事实证明，这些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阿思根非常注意联系和团结蒙古族各界人士，借其职务之便在他们之中做了很多工作。每到一地，他的住处便成为当地蒙古族进步青年聚集之处。他于1936年至1938年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期间，很快就与当时留学日本的蒙古族青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37年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伪陆军兴安军官学校任战术教官期间，在青年军官中进行艰苦深入的宣传教育，启发他们的民族觉悟，得到了进步青年军官的尊敬和爱戴，从而通过他们日后为民族解放事业争取掌握更多的武装力量打好了必要的基础。他又利用在沈阳、郑家屯、长春、通辽等地任职期间的有利条件，活动于蒙古族各界志士仁人和进步青年之中，团结了各阶级各阶层的很多朋友，与他们建立了广泛的联系。阿思根以他忠于民族解放的赤子之心和优秀的 社会 活动能力，不仅赢得了青年军官的拥护，也获得了各界人士的信赖。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在长春求学的一批蒙古族学生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当时在长春的阿思根及时指示他们，尽快撤回靠近长春的科左中旗蒙古族地方。不久他本人也只身到了科左中旗，并依靠这批大学生为骨干进行工作，同时将散在各地的青年军官组织起来，建立起哲盟地区第一支地方民族武装。他对哲盟地区各方人士也进行了广泛的团结和说服工作，这对于与国民党争夺力量、扩大革命队伍、稳定哲盟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投降后的东蒙政治形势极其复杂。地主、官僚为维持自己原有的统治，组织维持会，发展反动武装、国民党势力趁虚而入，成立党部，建立光复军，勾结土匪，准备抢占抗战的胜利果实。作为当时政治中心的王爷庙也并不平静，各种势力都想登台表演。就在这动荡之秋，阿思根于1945年秋天赶回王爷庙，以自己在群众中的威望，将当时在王爷庙的民警大队、护路大队、内防总队等分散的武装力量统一指挥起来。同年11月16日成立了内防厅，阿思根任内防厅长。为维持地方治安，阿思根收编清洗了胡尔乐、七十三等人为首的地方武装300余人，击败了国民党分子玛尼巴达拉。国民党匪首阎振山反动气焰嚣张，妄图挑起民族纠纷。阿思根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复杂形势，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作出正确而果断的应变措施，主动邀请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嫩江第一支队官兵，共同镇压阎匪，从而及时消灭了国民党匪军，也避免了一场国民党反动势力妄图挑起的民族纠纷。

在中国共产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和“争取东北，控制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战略布置下，辽北省委于1月下旬组建了党的通辽县工委，11月西满分局派第三十三团政委胡秉权率部进驻突泉县，八路军进驻哲盟一带。而国民党也先后在开鲁、通辽、索伦、突泉等地公开成立了国民党党部。阿思根多次派阿民等一批进步青年到法库迎接共产党，并在白城子设立联络站。

1945年12月下旬，突泉形势聚变。国民党光复军第十一师骑兵旅旅长马海泉，将中国共产党西满分局派来开展工作的胡秉权、张承钧等十几人扣押起来，逮捕下狱，扬言要处死他们。阿思根闻讯后，立即亲自率领部队，冒着凛冽的寒风向突泉进发。

阿思根率部到达后，在离城南10余公里的地方驻营。伪县长孙杰武前来求见阿思根，提出免动武力，谈判解决。阿思根为了突泉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当即答应，提出三项谈判条件：第一，突泉历来属东部兴安盟，国民党必须由此撤出；第二，安全释放胡秉权等人；第三，撤出时不许抢劫老百姓，不许乱杀无辜。由于国民党匪军的无理阻挠，谈判未果。当晚９时许，谈判小组返回驻地。阿思根当机立断，决定连夜突袭突泉。在他的指挥下，罗旺扎布带领一连避开城西北两面，从东侧摸入城内，打开北门。潜伏在北门外的包振西带领第二连和旗民团进城直攻监狱。包振西连长一直冲在前面，在冲向监狱时不幸中弹，身负重伤。但他坚持着，命令一个班继续冲向监狱，砸开牢门，救出胡秉权一行。这次战斗，由于阿思根的指挥，才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两个连的兵力，干净利落地打败了马海泉的4000余人，营救成功，突泉解放。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阿思根和胡秉权手拉手走上主席台，宣布突泉县革命政府成立，全县人民无比欢腾，人民群众中流传着“兴安盟救出共产党员”的佳话。这次行动就是人们所说的“阿思根第一次南下”。

阿思根在组建东蒙民族武装的基础上，又亲自去哲盟等地进行组建地方民族武装的艰苦工作。他的建军方针是“大口吞进，慢慢消化”，这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趁虚而入发展反动武装的具体条件下是可取的。他到哲盟后立即召开旗长联席会，确立每个旗建立一个中队，通辽组建警备大队，注意吸收蒙古族青年入伍，后来将上层各旗的武装整编为骑兵第二师。这支革命民族武装的组成，对巩固哲盟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国民党特派员魏伯章来哲盟活动，就是因遭到这类早已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的反击而未能得逞。阿思根根据组建骑兵第二师的经验，又陆续组建了乌兰浩特骑兵第一师、卓盟骑兵第三师、昭盟骑兵第四师和纳文盟骑兵第五师。

阿思根在组建革命民族武装的过程中，与八路军多次交往，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阿思根为人豁达大度，热情诚恳，因此在与西满分局的张平化和辽西省委蒙古工作团的赵石相识后，很快就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经过深入诚恳的交换意见，决定双方共同组成建军事委员会和斗争蒙奸恶霸的清算委员会，并开办青年训练班。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５日，阿思根应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和政委李富春等同志的邀请，到郑家屯就西满与东蒙古的军队工作、地方工作相互配合问题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了书面协议。这就是人们称道的“吕阿协定”。

为落实协定，阿思根3月再一次来到郑家屯，与西满军区党委委派的方知达拟定了具体的落实措施。主要精神为：一是东蒙自治军接受西满军区领导和指挥，欢迎西满军区派去政工干部任部队各级政委、指导员；二是西满军区保障东蒙自治军的武器弹药和给养。之后不久，根据当地形势发展，阿思根又主动向西满分局和辽吉省委提出建议，将哲盟军政各方面的工作委托辽吉省委和军区领导。上述协定和建议对东蒙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我党在东蒙地区开辟工作和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这个正确的措施贯彻执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大肆煽动说“阿思根把哲盟出卖给共产党了”，阿思根成了“赤化的二八路了”……一时少数不明真相的人也起来迎合。面对这些恶毒的攻击，阿思根义正辞严地驳斥说：“日本人奴役我们，国民党欺压我们，中国共产党帮助我们，内蒙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那铿锵有力的话，得到了蒙古族进步青年和各界进步人士的热烈拥护。

阿思根向西满军区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1946年5月20日，经中共东北局批准，阿思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阿思根也从谋求民族解放的志士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1946年6月22日，国民党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猖狂进攻各解放区，也向东蒙地区大举进犯。保康、库伦、通辽等地先后沦陷，刚组建起来的部队中的不坚定分子动摇叛变。在这危急关头，阿思根以全部精力投入了抗击国民党的解放战争。8月间他再次来到了哲里木盟，这就是人们称道的“阿思根第二次南下”。他和辽吉军区政委陶铸在通辽召开了各旗县负责人会议，纠正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偏差，平息部分部队的叛乱。他与陶铸共同研究制定了工作方针：坚决依靠蒙古族青年中的进步力量；团结各阶层人士；对少数动摇叛乱的蒙古族上层分子，要晓明大义，通过各种办法争取他们反正回家，并用东蒙自治合会名义和哈丰阿、阿思根的个人名义分别发表《告蒙古同胞书》，揭露蒙奸李守信、包善的阴谋，号召蒙汉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退国民党勾结蒙奸向内蒙地区的进攻。按照这一方针，阿思根奔走于哲盟各旗县，亲自率部消灭了后旗所在地吉尔嘎朗的敌人，平息了十三团的叛乱。之后又着手全面地整顿部队，大力加强政治工作，开展以自我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顿，清洗、淘汰了部分顽固分子，使部队各方面都有了一个新的重大转折。

1946年末，为了配合全国主力部队的战略反攻，阿思根又率部第三次南下。在“打回中旗，收复失地”的口号下，经整顿后的部队从高力板出发，一路人马浩荡，威风凛凛，受到沿路人民的热烈欢迎。同年１２月底，阿思根与辽吉军区再次组成蒙汉联军司令部，阿思根任司令员，高体乾任副司令员，赵石任政委。他们确定了具体作战方案，三打科左中旗重镇舍伯吐。阿思根率少数蒙汉联军官兵，仅用三天时间连克哈拉沁屯、博王府、冯家屯等据点，毙敌官兵40余名，俘敌400余名，伪蒙军王兴华部4000余人反正，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军声威大震，蒙古族青年纷纷要求入伍。一些叛变的官兵也陆续归队，阿思根按照党的一贯政策，热烈欢迎他们弃暗投明，回到人民的怀抱。他所战斗过的一些地区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传奇式的故事。1947年4月根据乌兰夫提出的“改造部队”和“打训编、编训打”的方针，阿思根继续率领第一师的部分官兵北上扎兰屯，东临扎赉特，先后对第五师和兴安支队进行整顿。

1947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一”大会在王爷庙召开。大会期间，少数代表在一些问题上发生分歧，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阿思根清醒地认识到争论的实质，他坚决主张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坚决进行民主改革，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同年７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阿思根在《胜利报》上以《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的帮助》为题发表了充满激情的纪念文章，热情地赞颂了党的民族政策。

1947年末，阿思根因积劳成疾，身染重病。在他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前线的战况，对党和人民事业表现了无限忠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48年1月31日，在乌兰浩特病逝。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和内蒙古自治政府鉴于他在解放战争中的功绩，确认他为革命烈士。

2月3日，令人心碎的哀乐萦绕在乌兰浩特市上空。朔风凛冽，冰天雪地，人们停立在北山坡上，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阿思根同志举行葬礼。中共东北局发来了唁电，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为烈士的遗体盖上中国共产党党旗，乌兰夫主席等自治区领导人为烈士执绋……

阿思根历任东蒙古自治区政府内政部长、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军区司令员，中共辽吉军区蒙汉联军司令员，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委员、中共内蒙工委候补委员等职，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民族解放和人民的解放事业。阿思根正如他自己的名字（“阿思根”，蒙语意为“正直”）所表现的那样，为人正直，忠诚无私，他待人宽宏大度，善于团结人；他谦虚谨慎，勇于自我批评，富于革命的进取心；他坚定而机敏，果断而稳健；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由于他的这些可贵品质和高尚情操，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和尊敬。

阿思根为东部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为内蒙古革命部队的创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逝世正如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唁电中所说：“是内蒙人民的很大损失，使内蒙人民解放军失去了一位很好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党和人民为了表彰他为党为人民的事业立下的光辉业绩，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中共内蒙古工委、内蒙古自治政府和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于3月10日作出《关于追悼阿思根同志的决定》，高度评价了他对内蒙古民族解放事业的贡献：“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蒙古人民的解放事业。”3月25日，中共内蒙古工委书记、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委乌兰夫同志为阿思根题词：“追悼阿思根同志，学习他为民族解放事业艰苦奋斗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