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莲》是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素材创作的儿童小说，首次出版于2017年3月。

阿莲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湖南东北部的一个小山村，阿公的重男轻女、母亲的严厉冷漠、父亲的长期离家让阿莲变得敏感而倔强，也让她学会自立自强。而阿婆和好友明亮的呵护与陪伴，梅伯伯和丁老师的帮助与启迪，则照亮了阿莲的童年，让她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始终保有一颗纯净、明媚的心灵，给予她自我成长的力量。小说上篇《花书包》主要讲述阿莲上学前的生活，下篇《煤油灯》记叙了阿莲上学的日子，尾声以《爱莲说》作结，阿莲终于考上高中，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在今天的中国，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人们在关注留守儿童的时候，往往强调成人和社会对儿童的陪伴、关爱与责任。这让作者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她小时候就是一个留守儿童，而且是一个留守女童。于是，作者开始思考，一个孩子究竟应该如何成长，一个孩子成长的力量究竟来自何方？正是这些思考，让她创作了《阿莲》。

与书中的阿莲一样，汤素兰有一个做裁缝的妈妈、给自己很多爱的奶奶，甚至也有一个好伙伴“明亮”，但《阿莲》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是完全虚构的。

阿莲的名字来源于汤素兰一个女同学志莲，曾在井台边羡慕地望着她去上学。乡村的女孩大多以花来取名，莲的形象也很中国化，阿莲就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女孩，寄托着汤素兰希望她们都洁身自好、亭亭净植的美好愿望。

阿莲

阿莲是小说中女性智力胜利的旗手，阿莲出身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受过教育的阿公和父亲并不重视阿莲，在生活之中无意识地排斥着教育女童的责任，阿莲的教育都是从学校和学校衍生出的其他教育者而来的。阿莲对于学习十分渴望，在弟弟出生后，母亲淑平出于家庭人手不够的考虑，希望阿莲晚一年上学，阿莲对此坚决反对。在如此苛严的家庭环境中，阿莲仍然在重重困难下坚持学习，她后来考上高中，进而考上大学，赶上改革开放的时代，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而不是在公社时代，依托家族基因或者先进身份推举入学的农业大学生。

阿莲的奋斗是圆满的，在小说尾声《爱莲说》中，虽然因为录取被人顶替，阿莲没有上成县一中，去了八都中学，但她最后还是成为了知名校友，可见阿莲完成了自己的理想，走出了深山，甚至在她的事业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阿婆

阿婆代表的是以“家”为重心的传统女性，她虽没有文化，却明白知识的重要性，肯定女孩子读书的意义与价值。在阿婆身上，读者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女性的包容与隐忍，也可以看到待人处世的生活智慧和豁达圆融的生命姿态。

母亲

母亲淑平是一个严肃刻板、个性强烈的女性，她似乎缺乏母亲应有的温柔与慈爱。但作者始终对这一人物抱以深深的同情，将她性格中的冷硬，乃至婚姻的不幸，归结于成长过程中亲情与母爱的缺失。她想要爱她的孩子、爱她的丈夫，却不知如何去爱。生活的重担又沉沉地压在她瘦弱的肩上，她只能沉浸在怨艾和自怜之中，忽视了眼前拥有的幸福。

秀姨

秀姨虽然经历了家道中落和一段有缘无分的恋情，却愿意顺遂命运的安排，对人生的起伏处之泰然，豁达的人生态度让她在困境中仍然保有爱的能力。

《阿莲》中没有永生、也没有复活，作者表述的就是真实、不掺杂修饰的死亡观——“死”是自然的。作者在教化死亡概念的时候，唯一的迁就是小娥的死法——被自然界生物致死。作者认为，对“稚童”继续书写“幼童”的想象以及童话是不合适的，正如她本人在阿莲后记所言“儿童文学是‘浅语的艺术’，却不是‘肤浅的文学’，我们给孩子看的东西，不可以太幼稚”。这看似“残忍”的教育法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即让孩子更深切地感受死亡，珍惜自己的生命。方伢子就在得知小娥的死后，不再靠近草丛。千丘田的小孩也都开始注意草丛的动静，再也没有毒蛇伤人的事件发生。感受死亡，便是最直接的教育，死亡事件会让儿童从中看清自我，理解生命，从而会更加珍惜生活、善待生命，形成积极向上、努力进取的人生态度。

小说结尾处，阿莲的弟弟铁砣不幸跌入池塘中，阿婆拼命将铁托救上岸，自己却因为有常年的冠心病，在剧烈运动的情况下心脏病发作，突然地死去了。《阿莲》中阿婆的死亡这一情节毫无疑问是有成人文学的影子的，即死亡成为了一种浪漫化的方式，成人文学的作家甚至想要篡改死亡的“终结”意义，生等同于死，生死不再有差别。成人文学中的牺牲，服务的不是读者，甚至都不是作家本人，而是指向作家所处阶级的共同理想。阿婆的死亡不仅仅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兆显，而是一种由死向生的创作冲动所致。阿婆的“死”挽救了弟弟的“生”，死本身的终结意义也就化作了生命意义乃至生产意义，小娥的死的确让人惋惜，但阿婆的死让世人真正感到敬畏，死的表面之下是生的伟大，生命的终结反而突显了生命的活力与能动。阿婆这样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竟然守护住了他人的性命，人的生命力在《阿莲》中被弘扬、放大。同时，这一救人情节也是在暗示，“原生”的、居于乡村之中的人具有城市人不具有的更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的一部分来源于由于农村人从事农活、身体健壮的原因，更大一部分原因是乡村尚存的宗族关系的作用，作为维系乡村社会关系的基础，宗族以及其表现形式——大家庭强调亲人的亲情系带，同属于一个大家庭的阿婆才会不顾自己安危跳水救人。

叙事

小说叙事，在汤素兰这里没有丝毫的生疏，就像她写童话时的童话叙事一般流畅。写生活，写场景，写风俗，写得实实在在，乡土气息浓郁到读者犹如看到了“冲”，看到了“湾”，看到了“坳”，看到了“塅”，看到了走在山道上的各色人等。

语言

小说虽然仍然使用普通话的语法框架，但是在框架之内，作者又适当地融入了湘语—长益片的方言架构。比如长辈在批评晚辈不听话时使用的“怎么得了”方言，亲嘴则是“打啵啵”。《阿莲》对方言的使用不仅仅体现在词汇的替换上，对于普通话语法体系也有方言化的调整和修改，最明显的就是倒装的运用。阿莲顶了伯母的嘴，伯母则说道“说她一句，她能回你十句，嘴巴就像翻栗树叶子一样，翻个不停！”其中“翻个不停”的意思是指阿莲的嘴巴不停地说，原句应该是“不停地翻（嘴巴）”这是状语和谓语的语序颠倒。这样的倒装例子在小说之中随处可见，体现了宁乡地区人民在语言上的地域意识和特点。《阿莲》中方言的使用还有古语借用的现象。如阿公就经常说“寒凉时节”这个词，这是用来指代时间的典型古语。

人物形象

在《阿莲》里，作者塑造了阿婆、母亲、秀姨、嫚嫚、伯妈、吉婶、小娥、爱桃、梅伯伯的母亲、小青等一系列女性形象。她们带来的无论是暖人的爱意还是让人心痛的助力，成长中的阿莲从她们身上都得到了滋养或者启示。阿婆勤劳、宽容、善良，心如明镜，宽和地对待人事，拥有散发着“神性”的母爱。阿莲成长的安全感和对人生最初的自信的建构就是从阿婆那儿获得并开始的。到了要上学的年纪，阿婆拿出攒下来的零花钱，独自带着她去报名，抽时间一针一线为她绣书包，还让阿莲选择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在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影响下，一个女孩给自己取名字，可谓意义非凡。它宣告了自我的、独立成长的开始。

阿莲的母亲也是在阿婆包容的爱和付出中获得心理的成长。阿莲的母亲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只是她自身没有得到过父母完整的爱，更不知道自己该以何种方式去爱孩子。母亲看着阿莲帮着照顾弟弟铁坨的身影，顿生感慨，“没有一个孩子能像一蔸草一样长大。如果没有阿婆帮忙照顾，阿莲是不可能眨眼之间长得这样大的。”伯妈的刀子嘴经常绞得人心里痛，但关键时刻，还是她帮忙把母亲送到医院的；梅伯伯的母亲素雅如兰；从爱桃身上，阿莲隐隐体会到悸动的美好的青春；小青的出现，让阿莲失去了上县一中的机会，但也让她在人事的沉浮与历练中更加坚定。

《阿莲》也呈现了一系列的男性形象。阿公总是无比怀念着记忆中的“寒凉时节”。“寒凉时节，大户人家是有绣楼的，女子整日要坐在绣楼上，不能下来，女子还要笑不露齿，话不高声……”这个三纲五常的时代虽然已经远去，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却依然影响着《阿莲》作品里女人们的生活。“女孩是作不得数的”，阿公的话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阿莲的心里，一度让她痛苦不堪。然而，“平时家里的事情好像都是阿公作主，其实大事还是阿婆拿主意。”“阿公也习惯了在大事上听阿婆的。因为阿婆似乎总是想得比阿公周到些。”作为阿莲的亲人，阿公的形象终究还是不失慈祥的；阿莲的父亲常年在外，对她的爱是缺席的；秀姨的丈夫一直寄人篱下，娶了明秀才有了一席之地。丁老师虽对阿莲有几份偏爱，与孩子却是隔膜的，眼神后面会飞出“刀子”。正因为丁老师身上保留着抹之不去的“父性的权威感”，阿莲不愿意做她的女儿；梅伯伯是个让阿莲倍感亲近的人，借课外书给阿莲看，引她走进更广阔的书中世界。而梅伯伯却患有气喘病，“连走路都要请人喘气”。如果说梅伯伯在阿莲心中的形象还算亲切、高大有力量，那是因为他和知识，和阿莲心目中的更广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阿莲时常点灯夜读，她对知识是多么如饥似渴啊。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梅伯伯不等同于男性，而是知识的化身；铁坨和明亮是男性，但他们还是孩子，作者没有站在性别的角度去看待他们，是接纳的。孩子的身上有新的希望和秩序。读者看到的铁坨的形象尤其是明亮的形象告别了缺憾，令人心生喜爱。

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颖：《阿莲》以湖湘大地的风土人情为叙述背景，展现了在大时代背景下湖南儿女的生活，尤其是儿童成长历程的精神面貌。作者在书中融入自身的成长经历，让读者感受到孩子内心世界的丰富。

获奖记录

2018年11月，《阿莲》获得2018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单篇作品奖。

汤素兰，湖南省儿童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代表作有《笨狼的故事》《小巫婆真美丽》《阁楼上的精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