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信泰，男，1927年 6月生，原籍上海。195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研究生班，并留校任教。

1949年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教育系，

195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研究生班，并留校任教。

1955年晋升讲师。

1958年调入山东省曲阜师范学院（现为曲阜师范大学），历任：

教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

教育系副教授、教授，

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曲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

曲阜师范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

1991年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教师。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78年至 1993年间培养了 12届共 72名硕士研究生，其中有 60多名已获得了教授职称，12名担任博士生导师。

1958年调入山东省曲阜师范学院（现为曲阜师范大学），先后任教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副教授、教授，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曲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及学位委员会委员。

曾任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第一、二届理事，山东省教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教育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理事长。

参加教育系统“六五”、“七五”、“八五”重点图书如《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教育大辞典》等著作的组织、编审工作；公开发表文章 50余篇。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教育学研究生，陈信泰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班的毕业证号是 “00001号”。

陈信泰先生在读研究生以前，家里生活有一定困难，在上高中和大学的7年期间，在中小学兼职教书 6年半，后因病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

1951年中国人民大学登报招收研究生，陈先生报名应考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 1年，因全国院系大调整又于 1952年秋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研究生班。陈先生回忆在人大时，一开始研究生班有3个学生，王策三、陶蔚扬和陈信泰，后来厦大派来潘懋元，北京送来了汪达之（陶行知先生的学生、新安旅行团团长）。后来到北师大不久，全国各地又送来十几个人（包括王道俊、张同善、王逢贤等）。

在人大上研究生一年级时，给陈先生他们主要开了3门课：即教育学、教育史和心理学，都是由苏联专家讲授的：教育学由普希金讲，教育史由崔可夫讲，心理学由斯维思特罗夫斯基讲。当时又招了第二届研究生班（有梁忠义、金元逊等），陈信泰和王策三、王道俊被专家选中当课堂讨论助教。

毕业后，陈先生被留在北师大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1955年陈先生，在《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发表了两篇近万字的文章引起外界反响，同年被提升为讲师。

在反右斗争中，陈信泰先生因为保护几个学生（当时的大四学生张洪生等），被说成是非不分，批斗了2个月。1958年2月，陈信泰先生被调入了曲阜师范学院，改教教育学课。

陈信泰刚到曲阜师范学院时，教育教研室有 15位教员、1位资料员。在教研室，陈先生肩负了资料室的建设工作。此外还承担了较多的教学任务，每周最少 12节课，最多时达24节。刚到曲阜师范大学的前几年间，陈先生把苏联高校建设和北师大教学机构的设置经验介绍过来，后来又两次受派支援临沂地区的教育学科建设。陈先生带着 3个助教建立起来临沂师专（现在的临沂师范大学）第一个教育教研室，后受聘做临沂师专教育教研室十多年顾问。

打倒 “四人帮 ”后，学校领导请陈先生重组教育教研室，当时仅教育教研室剩教师 5人，资料员 1人。为了完成教研室的第一个任务即：要为学校各系开设教育学、心理学公共课。陈先生从右派劳改队、退休教师、边区要求回来工作的教师中找了 4个人来 “客串 ”教师队伍。后紧接着协助完成山东省教育厅培养 1 20名中等师范学校教育学和心理学老师的任务。1978年，我们招收了 3名教育基本理论硕士生。陈先生请退休的老教师陶愚川教授、李国榕先生共同组成了 3人导师组，并一直工作到退休（共15年）。

在 1979年 9月参加在兰州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教育学会年会时，陈信泰先生向原国家教委师范教育司司长肖岩同志提出了在山东省设立第二个教育系的想法。不久国家教委师范教育司同意办系，1984年曲阜师院正式创建教育系。为了快速建系，陈信泰先生从全校10个系修完两年学业的学生中招收了第一届学生，共有 400人报名，最后录取了 40名。第二届学生仍采用这个方案。当时各系领导开始有反对声音，认为这种做法把他们的好学生都抽走了，所以从第三届起，教育系开始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学生。

在建系中，陈信泰先生主要抓教师队伍建设此外也比较重视科研。陈信泰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几乎每个月都在全国教育刊物上发表文章。同时，陈先生参与组织召开了华东、华北七院校教育学研讨会，每年在其中一所院校开会，以加强和促进教育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这个 “七院校研讨会 ”从 1981年起在曲阜召开后，至今还在运转着。后来曲阜师范大学在设立教育系的同时，还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聘请陈信泰先生任所长，教育系主任由陈信泰的第一届研究生杨启亮担任，系、所各自独立，教师视需要可以相互流通。

陈先生认为培养学生，首先要想尽办法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促进他们在学习和实践志向方面取得成功。陈信泰先生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做到了“真”和“诚”。可以说大多数学生同他都能做到无话不谈。陈先生要求学生们多读书、多思考、多讨论。

为了扩大学生的眼界，除了几位指导教师外，陈先生还采取 “请进来，走出去 ”的办法，让他们接触当时国内有名的专家学者。陈先生也经常带着学生去各著名大学访学（包括寒暑假在内），参加全国和省级学术交流会议，鼓励学生带着论文去交流，在会议上争取发言，参加讨论。我的学生会上有发言，会下发表文章，进步很快。最初几届学生常在陈先生的家里上课和讨论，遇到星期日还在一起 “改善生活 ”。陈信泰先生聘请了全国著名的教育专家来校讲学，使得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教研室队伍素质也随之提高。在这段时间里，陈先生又向全国公开招收两届大学助教进修班，共 80人，现在估计大都是教授和副教授了。

陈先生带的研究生选择研究课题，必须是当时大家关心的教育理论课题，陈先生要求他们迎难而上，而不是只研究容易研究的问题。选题好、难，出成果也大。一个人攻不下，可以几个人联合起来攻克。这样也促进了学生的合作，让他们相互不保密，思想不保守。当时，教科所的经费不多，陈先生就尽量减少杂项开支如：出发不包车，让学生送开会的人上公交车，乘火车不坐软卧坐硬座，开会的材料自己背回来，不去邮局寄等。来讲课的老师按出发补助费发（从研究生经费里出），挤出来的经费用来添购资料和出外开会的会议费用。

陈先生认为改革开放 30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使中国有条件向普及 12年义务教育前进了。只发展经济而不发展中国的基础教育，就很难谈可持续发展。陈先生指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每年把 GDP的 6%用于教育，我们却只有 3%，考虑到各省经济发展不平衡，可以先让有条件的省（如沿海各省）普及12年义务教育，以后让中部、西部的省区慢慢跟上。

另外陈先生认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中级的、高级的都要发展。陈先生说虽然我国现在的生产总值已超过德国，但到现在全世界还是德国工业品的质量第一，经久耐用，这得益于其职业教育。我们办教育，要有长远战略眼光，不能光看目前缺什么就抓什么！

关于新课程改革，陈先生谦虚的说他还没有系统考虑过，但陈先生直言无论是大学政治课改革还是现在又强调加学《论语》，都应该以学生自愿学为基础，应该将有限的时间用来获得更多急需学习的知识。

陈先生说有些高校办学体制是否也可以考虑改一改。陈先生回忆他在上大学时，就有上了 8年才毕业的学生。陈先生说一个穷学生想读完大学，上1年学，工作1年，这样才能毕业，这又有什么不好？现在家长们怕孩子进不了大学，要孩子读普通高中，不进职业高中，如果我们的大学也向职业高中开放，这样不是更顺畅了吗？陈先生说：前段时间高校一窝蜂地办分校，导致现在很多学校经费紧张，举办了新的分校，老的学校欠银行一大笔借款。学校是国家事业单位，应该由国家来保障，按照国家需要来发展，不能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对待文理分科，陈先生结合自己从教 60多年的经历认为还是分科比较好。陈先生说在文理上，有人认为不可分，实际上，学生考上“文”的就同“理”分手，考上“理”的就同“文”分手。当然，文理基础知识要有，但上大学终究是选择上“理”科或“文”科的一个专业。确实有人中学时有偏科现象，为什么在招生时就不考虑这个偏科现象呢？人有各种潜能，平衡发展的机会是不多的。既然如此，只要学生有某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就要给他们提供机会，这是教育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