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泰（1842—1909），字伯屏、鲁生，自号癯庵。湖南长沙人。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生。同治六年（1867）中举人，翌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其间常与同馆陈宝琛、张佩纶切磋学问，得益甚大。十三年，充会试同考官。光绪元年（1875）他任陕西副考官，二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三年记名以御史用，七年补山西道监察御史。

在御史任内，他以直言敢谏著称。光绪七年十一月，参奏云贵总督刘长佑、漕运总督周恒祺溺于洋烟，性耽安逸；又言吏部尚书万青藜，髋法营私，均请罢斥。八年，河南王树汶临刑呼冤一案，他奏请秉公重审，解部覆讯后，王树汶果非真犯。同年二月，又奏陈对盗案就地正法新法之流弊，请予革除饬令仍照旧例解勘。前后又奏请：整顿吏治，裁汰冗员；整顿财政，“重税洋药”；清厘关税；并提出亟筹修建铁路，裁汰河漕两督。在弹劾云贵总督刘长佑军饷奏销不实一案中，奏劾粮道崔尊彝、永昌知府潘英贿赂军机章京周瑞清等一案，涉及到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王文韶等，因起大狱被罢官者80余人。后又奏劾浙江巡抚任道熔、副都御史王之翰等。

他直言朝政缺失，声名远播，亦遭时忌而不能久居其位。光绪九年，被调出转掌广东道事务，寻掌河南道事务。是时，法军入侵越南，陈启泰奏陈对法的上、中、下三策，提出水陆军三道并进；在择将用人方面，他推荐徐延旭、岑毓英、杨岳斌、刘铭传等人。同年十二月，授山西大同府知府，政绩卓异。十六年，调直隶大名府。时有盗劫夺顺德转饷，盗首是李鸿章的同乡，充大名镇将弁，受到李鸿章的庇护。他通过按察使周馥向李讲明，捕杀了盗首。二十一年，调补保定府知府。

光绪二十三年，他补授云南迤东道，署云南布政使。二十五年遭亲丧归原籍，二十八年服满回任迤东道。三十一年，授安徽按察使。三十二年，擢江苏布政使，兼署提学使。三十三年升江苏巡抚，任内曾镇压盐枭。后他奏劾苏松太道蔡乃煌贪渎虐民，蔡行贿庆亲王奕劻受到庇护，不准其奏，遂积愤成疾。宣统元年（1909）六月，陈启泰病卒，终年67岁。

他生平精于文选和音韵考据之学，有手抄稿本数十册。喜为长短句，多与吴大澂唱和，著有《意园诗词钞》各四卷。工书法，有米（芾）、董（其昌）神韵。

河南有王树文临刑呼冤一案，启泰奏请应秉公鞠讯审问，以重人命.皇上命解刑部复讯，结果王树文果非真犯，因而，承审此案的各级官员。分别降级、革职。十二月，窃贼潜人宫内，启泰恐为内奸容留所致，请派亲王会同内务府大臣、前锋护军统领共同查拿惩办，从此大内的门禁更加严肃。

光绪七年七月，御史胡隆询请将盗案分首从办理。刑部研究，欲恢复旧的法制，应将就地正法章程先行停止，奏报之后.再执行正法。而疆臣皆言旧例不便.光绪八年（1882年）二月.启泰上奏曰:“迁就新章，就地正法，流弊甚大。一案发生，但凭州县地方官察报，督抚即批令正法，则其中以假作真，移甲就乙，以及改轻为重等情弊，皆所不免。其知地方盗案，立时破获者少，待参限届期已满，破案缉捕无期.往往别取平民妄拿充数，或把前案人名窜人后起;或把寻常案犯陷以重情，捏造贼名，教以口供，刑逼诬服，苦打成招。州县官但以上级的考核成绩为念，案情既结，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搜盆之枉，昭雪无门。部臣所称各省就地正法案件，每岁不下数千百人.其中法无可赦者，固然必有;情有可原者，亦难保其必无。以上所说，实为洞烛情弊之言，若不极思变计，恐残忍杀戮习为常事，怨愤往往会激成事变，是弭乱不足，召乱有余。”

陈启泰又说:“刑罚一个时代轻，一个时代重，原无一成不易的条例。”“百姓初安，元气未复.休养生息，正在此时。即或有奸究之徒，恃强藐法，但坏人为数毕竟不多，只要官吏认真缉捕，自足绥靖地方……”皇上览奏，命令咨询各省详议，而各省大吏以盗多为借口，终不尽革新律。启泰又上疏言:“吏治之不能振作，实山冗员太多。吏部曾奏定考试章程，凡是不列等级的官员，一律勒令问籍，可为淘汰的一种办法。然而这不过百中之一二，仍于大局无裨益。应请伤令各省督抚认真考试，年终年满甄别一次.区分其优劣。更应当破除情面，实力裁汰……”

是年七月，启泰条陈兴利除弊事项曰:“为政之道在于用人，尤贵理财，欲强兵必先富国.盖国之有财，如灯之有油，鱼之有水，农之有田。灯无油则熄，鱼无水则毙，农无田则饥，此自然之理也。”

陈启泰又说:“更有事属创举，人怀疑虑，但处今日之势，又能不积极筹试创办的工作，则是修铁路。通商各国尽皆是有铁甲船而兵强，有火轮车而国富“…知己知彼，与师其长技而制之，皆兵家上策。铁路若成，征调转输，货运文报的捷便，每项均收实用。先办清江至京一路，逐渐推广，收利赖此而无穷。清江一路既开，则江、淮转运粮食的费用无须开支;且铁路告成，河工亦缓，并可撤河、槽两督及所属厅员武弃兵卒数千人，岁费尤省··一且铁路之利，更可以补济轮船不及的地方，尤为有益无损。”皇上对陈启泰的建议甚为嘉奖，一一采纳.

刘长佑报销云南军需不实，贿赂军机章京周瑞清及部员书吏赃银10余万两。启泰弹劫他们，朝廷调查得实，皆受到处分。光绪九年正月.启泰奏言:“钱制历代变更.大都是分量过轻的钱.质甘恶劣难以流通，分量重的则盗铸尤甚。民间的钱不足以资流运转，主要原因是销毁与私铸为害太烈……自通商以来，海禁松弛，旧铸的制钱，奸商多私贩出洋，各口青铜、紫钢作坊，洋商重金收买，以致各省均发生钱荒。可颁发给各省银模，准其一律开铸，并铸出某省字样，然后拨解支放，令各省通行。这样做的目的，是杜绝坏人，补救钱荒……外国用洋货换取中国的银两.回国后掺和夹杂一些不值钱的金属，熔铸成洋钱，使用几遍天下，而又能操纵洋钱价值的低高，以及出人，盘剥商民，银两外溢的数目，无从计算。以后无论洋商、华商概令交纳中国银钱，则银钱的价值必能一时腾踊升高，洋钱不得杨行，或可惩前毖后.”同年三月，启泰转迁掌管广东道事务，后又掌管河南道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