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涛（原名陈家禧），广西玉林县古定镇(今玉林市玉林镇)人。一九二O年出生，《文萃》三烈士之一，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之一。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四年在桂林《广西日报》先后担任外勤记者、采访部主任，战地特派记者等职，一九四四年桂林沦陷后，到四川成都任《华西晚报》要闻编辑，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上海任上海地下党文委领导的《文萃》杂志编辑，同时主编《评论报》周刊和《消息》三日刊。一九四七年主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被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终年二十八岁。

1920年12月28日，生于广西玉林县城南门新地村的一个教师家庭。

1929年考入县立第一小学。

1935年秋，考入县立师范学校，后在兄长的建议下，通过家中亲戚帮忙，转入广西省立玉林中学就读。

1939年中学毕业后来到桂林，考入《广西日报》社，历任实习生、外勤记者、采访部副主任。1943年该社创办《广西晚报》，任晚报采访部主任。

1944年桂林沦陷后到成都，经共产党员黎澍介绍担任《华西晚报》要闻编辑,直至1946年《华西晚报》遭特务破坏停刊。期间负责主编两期反对国民党新闻审查制度的小报《拒检》。

1946年6月，通过黎澍介绍到上海，开始参加《文萃》的编辑工作，同时负责主编上海地下党的《评论报》和《消息》三日刊。

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文萃》主编黎澍离开上海，陈子涛成为《文萃》的主要负责人，继续在上海编辑发行《文萃》。7月23日，和骆何民、吴承德在上海被捕，经历国民党近一年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始终没有屈服。

1948年12月27日，陈子涛、骆何民被国民党在南京雨花台活埋，次年5月，吴承德被枪杀于宁波南门外薛家山。三人合称“文萃三烈士”。

在《广西日报》社工作期间，陈子涛与左派报人相处极好。他同国际新闻社的女记者林珊是好朋友，并且结识国新社的领导人范长江、孟秋江等人。他常从林珊那里了解到一些政治动向和采访线索，也向林珊通报些新采访到的新闻内幕，因此互相通气，扩大采访范围，有时还共同采访，所以写出了不少有社会影响的新闻作品。1940年，桂系在香港办的机关报《珠江日报》派战地记者刘火子到广西来采访，刘火子也是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会员，与陈子涛又是同行，有时一道采访，一起写稿，一块儿休息交谈，成了莫逆之交。香港沦陷后刘火子随社长黎蒙回桂林，当上《广西日报》采访部主任，而陈子涛则是他的副手——采访部副主任，两人合作得很好。他俩都是热血青年，志趣相投，倾向革命。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和社会上的各种政客和反动报人，都疾恶如仇。尽管那些人用各种方式来拉拢他们，他们都不为所动，总是团结在青年记者学会的周围，与投降派、反动派开展无畏的斗争。他们曾在《广西晚报》上公开揭露国民党CC特务文人沈秋雁、军统特务陈福榆、政治骗子cc女特务杨慧敏等人的丑行，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引起反动派的极大恐惧。盘踞在报社的广告课头目朱旭华也与CC特务有密切关系，纠集一帮打扮成社会名流的所谓雅士、慈善家之类的人饮宴，又写成“雅集”的消息要刘火子和陈子涛在报上发表，还鼓吹靠“票房活动”来推销报纸，都被刘、陈二人压下来未发。因此朱旭华等人对刘、陈恨之人骨，甚至用卑劣的手段加害于他们。

面对日本飞机的经常空袭，狂轰滥炸，陈子涛无所畏惧，十分镇静。紧急警报拉响了，他仍然不进防空洞，照样奔走于采访的路上或继续写稿、不躲避也不惊吓。

面对汉奸演员，陈子涛毫不给面子，并且故意让其当众出丑。广东一个粤剧演员，在香港沦陷后投靠日本侵略军报道部，为敌军演出。一年后摇身一变跑到桂林，打出爱国艺人的招牌演出。陈子涛就约定一些同行，在特务文人为演员设宴的记者招待会上，集体中途退席。

对于暴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的新闻，陈子涛总是详尽地予以报道。桂林食糖专卖公司滥印专卖证从中牟利，子涛连续发表新闻和通讯特写，揭发其严重贪污的恶行。广西省政府警务团开设赌局，陈子涛勇于揭诸报端，使这些反动家伙怒火中烧，对刘、陈二人大耍流氓手段，用邀请“讲茶” (即到茶馆谈判，谈不成就要武力报复)，想威吓他俩就范，后经报社黎蒙社长的调解才暂时缓和下来。但是警方又借口陈子涛与中共有联系，把子涛拘押起来，准备扣上“红帽子”。经黎蒙多方交涉，才释放出来，由黎蒙“管教”。报社就限制他出外，仅在社内做编辑，不让他采写稿件。

1944年冬桂林沦陷，子涛逃难经贵阳到重庆，经共产党员黎澍介绍到成都担任《华西晚报》要闻编辑。《华西晚报》虽以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的面目出现，实际却是中共四川省委领导的报纸，是当时国内办得最出色的报纸之一。许多知名的文化人如陈白尘、韩北屏和唐海等都在那里工作。因为每天出版的报纸几乎都要受到国民党新闻检查官的刁难，经常把文章大段删掉，弄得文不成文，为了彻底砸烂这种无理的检查制度，《华西晚报》发起了新闻自由运动，以最显著的篇幅发表公开信，宣布自动废除新闻检查制度，今后二切稿件均不送审，并呼吁新闻界采取一致行动，还联合成都文化界刊出两期名为《拒检》的小报，由子涛负责主编；叶圣陶写了发刊词。这一倡议得到国统区非官方报纸的一致响应，从此结束了钳制舆论的新闻检查制度。子涛在《华西晚报》的工作很出色，陈白尘同志对他有很深的印象，直到子涛被捕牺牲后十七年(1963年)还在人民文学发表纪念子涛的文章。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时迫切需要一个反映人民要求和代表人民呼声的报刊。为此中共中央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争取在上海、南京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这类杂志一时无法出版，只有争取创办民间的报刊来适应形势的需要，上海《文萃》周刊就应运而生。《文萃》虽以民间刊物的面貌出现，但在党的领导下，其内容在国统区传达了党的声音，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意志和呼声，对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击敌人、团结朋友、引导民主运动走向正确道路、反对美帝国主义等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到1946年下半年，《文萃》已是一个直接同国民党作斗争、为国民党十分痛恨的刊物。经售这个刊物的报摊常常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查抄。但因当时国共关系尚未正式破裂，还没有发展到抓人的地步。1947年初，国内局势进一步紧张，胡绳得到党内通知，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到2月下旬，中共驻北平、南京、重庆等地军调人员和联络人员均被迫撤退，重庆《新华日报》被查封。《文萃》已无法正式出版，因此改出三十二开小册子。这种小册子叫作《文萃丛刊》，每册各以一篇重要文章的题目命名，内容依然是一本杂志。这种改变，实际上使刊物的出版采取了游击方式。但读者仍能辨出这是《文萃》周刊的变相，虽不能正常出版，发行数量不减。3月间，主编黎澍接到通知，立即停止《文萃》的出版，前往香港。上海市委认为这刊物是上海一面旗帜，上海需要它，决定在黎澍离开以后，由姚溱继续办下去，并且提出接受陈子涛和吴承德入党。此后，陈子涛成为《文萃》的主要编辑人员。

为了《文萃》出版的安全，陈子涛把编辑部和发行部分开。他手拿装满文稿的大皮包，住在哪里，哪里就是编辑部。他常常是挟着大皮包出没于上海的大街小巷，朋友和同志们的住室就是他审阅和修改编辑文稿的办公室。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文萃》编了一期又一期，每一期都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内部发生的大事进行深刻的揭露和剖析，它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插进敌人的心脏。

《文萃》丛刊的出版耗费了子涛很大心血。但考虑重任在身，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里，仅有《文萃》丛刊在敢于说话，传播党的声音，不管如何艰难危险子涛坚决地顶着办下去。他曾对国材叔说：“千千万万的读者都渴望读到《文萃》，我们有责任把党的声音，党的主张和号召，以及政治军事大好形势迅速传播给读者，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克服一切困难，不顾特务的追捕，不顾个人的安危，把小册子印出来”。由于刊物办得既藏头又不露尾，跟踪追查的敌人无法找到目标，当敌人刚刚发现《论喝倒彩》是《文萃》“禁书”，通知各个摊贩禁卖时，书早已被抢购一空，到敌人知道《台湾真相》也要禁卖时，摊贩手中的书又早卖光了，后来据敌人自己招认：“期《文萃》的威力，胜过解放军一师人马”。

利用 《文萃丛刊》在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三人的分工下成功地运转，但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三人从上级那里得悉，反动派已指定几个特务，专门追寻《文萃》编辑部的踪迹。陈子涛住无定处，印刷厂的排版桌就成了他修改文稿的地方。到了7月，风声愈来愈紧，骆何民毫不犹豫地把陈子涛隐藏在自己家中。1947年7月23日，在骆何民的住处，两人同时被捕，而吴承德在装订最后一期《文萃》时也被捕，他们落入了中统特务的魔掌。在狱中，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一面对敌人进行坚强不屈的斗争，一面加紧学习。他立用一切通信机会，寻找学习的素材。吴承德买通了一个看守，为他们提供方便。他们在狱中传纸条向家里要东西，在狱内传看书籍，学习英语。监狱的看守不得不说：“这些文化人真麻烦，在他们的影响下，监狱都要变成学校了。”他们还积极关怀狱中的同志们，带领他们进行抵抗。

1948年春节，吴承德参加了陈子涛和骆何民等组织发动的狱中绝食斗争。4月，他们被押往南京瞻园路宪兵司令部。12月27日深夜，敌人声称“提审”，把陈子涛、骆何民、卢志英三人押了出去。刽子手把他们三人拉到西安兵司令部饭厅，把倒有麻药的毛巾强塞到他们嘴里，还紧紧按住他们的腿，乘昏迷期问，连夜用汽车运到雨花台把他们活埋了。

陈子涛的被捕和牺牲，他的朋友同事以至上海各界人士都感到十分沉痛，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党的领导下，上海举行了各界代表参加的、由夏衍主持的《文萃》三烈士的追悼会，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以及很多文化界新闻界知名人士刘晓，范长江、舒同、冯雪峰、陈白尘、冯定，刘传胜，宦乡、孟秋江、王芸生、王纪华、恽逸群、陆诒、秦柳芳、金仲华，邹凡扬、胡愈之、张铁生、计惜英、刘思慕，黎澍、黄药眠，张友渔、陈虞荪、刘火子、金端苓……等人都来参加。还有原《文萃》的战友，《文萃》三烈士的家属，陈子涛烈士家属叔父陈国材参加。上海《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日报》几家大报都连续出版追悼陈子涛等三烈士的专刊。

1950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新闻界在虹口公园建造《文萃》三烈士的衣冠冢，1957年在龙华烈士陵园分别改建三位烈士的墓碑。 ·

1951年，上海捕获杀害《文萃》三烈士的凶手任宗炳，经审讯供出陈子涛，骆何民二烈士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的。地点在雨花台宝林巷后面，当即寻获烈士遗骸，经重新装殓移葬于雨花台山腰，分别建圆形大坟。凶手任宗炳在上海公审，判处死刑。

1984年，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经重新修整，把子涛烈士这墓改建成长方形花岗岩攻墓，邀请家属前去祭扫瞻仰，子涛烈士的事迹及遗物均陈列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供后人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