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孝威（1893～1974年）， 本名增荣，后改名向元。福州人，早年毕业于福州武备学堂，后入保定军官学校，1926年，升任泰宁镇守使，中将旅长。抗战爆发后，入白崇禧部参加浙沪作战。嗣后，因对军界不满，于同年10月离开。1936年11月，陈孝威到香港创办《天文台报》，从此，一生和该报相始终。抗战期间，陈氏在《天文台报》上发表了很多战略预言。其中比较著名而谈言微中的有：1938年9月发表《论大不列颠之战应使用之政略、战略、战术》，预言德国必将对苏联开战，日本将南下太平洋，苏联将对日宣战，出兵东北等等。一时间，陈氏被誉为著名的战略预言家。

陈孝威早年毕业于福州武备学堂，后任林述庆部的连长，参加辛亥革命镇江举义。1914年，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炮科学习。毕业后任保定军校上校参谋，随驻湘西。1923年升为少将旅长。陈孝威深于兵法，治军谨严，有“六不将军”之誉。1924年兰封之役中，他采用“左回旋”的战术，大败敌军十万人，名震黄河南北。此役过后，陈孝威因其出色表现，被提升为泰宁镇守使兼第七军援军总司令。可后来因与军界保守派不合，于1929年辞职，闲居天津。1936年，经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举荐，在陆军大学研究对日策略。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陈孝威加入白崇禧部参加浙泸作战，同年10月再次离开军界，并携家迁到香港。

陈孝威到香港的第二个月，就创办起了一个新的周刊，也许是寓意“上知天文”，起名《天文台》。这份周刊从始至终一直致力于抗日宣传，陈孝威也开始专注于世界局势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战略分析。

《天文台》周刊的第一次成名，缘于1941年2月。当时陈孝威在其主办的《天文台》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大不列颠之战》的文章。这篇文章里，陈孝威明确地指出：在欧洲，希特勒德国不会再与苏联和平共处，德国征服中欧及西欧多数国家后，必然要对苏联开战。

据说当时的苏联情报部门将陈孝威的这篇文章送去给斯大林，斯大林看后不以为然，甚至对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这是别有用心的说法，说不定那个作者就是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始终不相信纳粹德国会这么快对苏联发起进攻，他一直认为德国对苏作战的准备工作还没完成：只要德国没有结束同英国的战争，就不会同时在两线作战。斯大林曾自信地说，到那时我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让希特勒来冒险吧。

可是事实很快便验证了陈孝威的预言。三个多月后，德国撕毁和约，突然对苏联发动了攻击。

如果说一次的预言正确只是惊动了全国，那预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则令世界认识了陈孝威。1941年10月，陈孝威继续在《天文台》上发表评论时局的文章——《德、日、意对苏、美、英三国作战的前景判断》。该文章中详细地说明：已和中国打仗多年的日本，为了取得南太平洋诸岛的战略物资，并经由印度支那半岛包围中国南翼，势必南进。美国要遏止日军南下，必须迅速扩充驻南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增加舰队基地，以援助中国，牵制日军。

战事果然不出陈孝威所料，1942年12月，日本成功地偷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其行动与陈孝威的判断完全一致。

自此之后，陈孝威和他的《天文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议论的中心。每一期《天文台》出版后，各国驻港外交官都抢先阅读，当作重要情报发回本国。甚至于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都曾亲自写信给陈孝威，表示赞赏他的见解。

同年，陈孝威发表了《由敌寇点、线、面立体之最后部署，说到盟国所应选择最高方针》，该文对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进攻日军的战略方针进行了分析和判断，甚至成为了盟国对德、日、意反攻的参考策略。美国驻华大使曾受命给陈孝威写信。信中说到，美军统帅部在作战部署中曾参考过他的有关文章，特向他表示感谢。

陈孝威几次预言成功，令全世界震惊。一名在港的中国人，无权无势，消息闭塞，但他仅凭借其敏锐的军事嗅觉，就能几次预言出世界军事战争的走向，实在是令人叹服。陈孝威也一度成为香港的风云人物，香港总督也曾登门拜访，称他善于观察，看问题深刻，有东方军事家的远见卓识。

可正当人们还在惊叹陈孝威为何能如此之准地预言世界局势之时，陈孝威再次重磅出击。1942年4月，陈孝威提出“战败日本会师东京”的倡议，他再次预言“两三年内，日本必败”。1945年初，陈孝威再次发表文章，说到苏联在战胜法西斯德国之后，完全有力量自苏联远东地区对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

陈孝威的预言再次被验证。1945年8月7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兵分三路进入中国东北，同日本关东军展开激战，最后取得胜利。

1947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孝威曾先后当任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香港各界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常委等职。他的晚年双目失明，性格怪僻，世人对其晚年所作所为褒贬不一。

留有著作《为什么失去大陆》、《我与罗、丘、杜》、《抗战军事纪略》等。

利用《天文台报》这个平台，陈孝威还积极从事“国民外交”。陈氏的所谓“国民外交”，实际上就是不断投书盟国的各国政要和军政机关，主要陈述对二战的战略意见。其时，对二战献策的民间人士不可枚举，献策也五花八门，为了鼓舞民众士气，盟国政府机关偶或也会给这些人士回信，这些回信可以说是嘉勉，而更多的程度上只是敷衍而已。

除了投书和在报纸上对抗战的高见外，陈孝威还喜欢联络一帮文士名流对诸如美国总统连任，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生日写诗祝贺等等。1941年，罗斯福三届连任总统，陈孝威赋诗七律一首，诗云：“白宫三主承明席，砥柱终廻逆水流。降此鞠凶人扰扰，闲哉元首政优优。干戈到处汹群盗，日月无私照五洲。欲脍鲸鲵济沧海，八方风雨感同舟。”此诗高明与否，这里不作评说，但读来酸气扑鼻，感觉怪得很。其译成英文，让人读了更是如坠云里雾里。此诗一出，杨云史作长诗和之，陈氏于此激励之余，遍邀国内名流作和，为数有两百余家，得诗三百多首，1945年印成六卷，题名为《太平洋鼓吹集》。抗战后，此书毁版，1965年在香港重新再版。书前收集了司徒雷登、胡适、叶公超、梁敬錞、张其呁等人的题词若干，胡、叶等人的题词言不及义，全是场面话。书后附陈孝威历年投书英美政要的函件和诗词的英文翻译以及这些政要随从的简略回函。此书宣纸排印，16开洋式仿线状一册，厚达300多页，由台湾国防研究院出版，实在是书林一怪书。

陈孝威纸上谈兵的另一大作是于1964年自费出版的《为什么失去大陆》，此书上下两册，洋洋40万言，但里面可看的内容非常有限。上册主要罗列抗战和国共内战的一些常见的史实，其中的偏见和歪曲事实的地方和五十年代香港常见的极右文人的回忆录如出一辙。下册着重分析对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有四点：俄国东扩和日本大陆政策，使中国难于应付；欧美重欧轻亚，纵容中共坐大；国府太过忠厚，为中共蒙蔽；共党实在狡猾，成功博得智识青年和在野党派同情和支持。这样的结论，让人实在不敢恭维。两册书翻完，简直一无所得，感觉书名完全有现今网络上的标题党之嫌。

《天文台报》是香港比较奇特的一份报纸，陈孝威也是报界的一个怪人。到了晚年。他依然名心甚炽，喜欢投书各国政要和社会名人，尽管从未谋面，也会不惜以谀词去函存问，或兜售经国大计，或交接关系为自显之道。偶或得覆，明明出于敷衍，他便视为无上荣光，欣然示人，多年乐此不倦。《天文台报》是他私家所有，他以该报为展其抱负的平台，每天在报纸上长篇累牍地登其纸上谈兵的大块文章和政要名流的来信，作精神上的陶醉，也不管读者愿不愿看。长此以往，自然让读者生厌，报纸销路一路下滑。尽管五十年代末有金雄白等南下文人在报上连载颇受欢迎的《春江花月痕》一类的掌故，但也只是苟延残喘，勉强支持到1974年陈孝威去世，香港报业史上绵亘30年之久的一家私人报纸终于关门大吉。

香港学人王世昭在陈孝威先生辞世前一月曾去访问过他，王在陈家见到墙上挂着一排用红封套写着名字的长生牌，那是陈孝威视作平生知己的人，其中就有比他岁数小很多的梁敬錞和张其呁，这样来表达丝绣作平原之意实在让人忍俊不禁，也许老辈文人的做法不是我辈后生小子能理解的。

2005年夏天，曾在旺角的新亚书店见到1954年复刊后全份的《天文台报》，价并不昂，但我一向不爱收藏报纸，虽然翻看到里面有很多掌故，还是舍弃了。想来，确是不应该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官的地位向来比武官要高，《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得了儿子后，就曾感慨地希望：“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可奇怪的是，许多知识分子的现实表现却不是这样，诸如“著书聊自适，说剑意偏雄”的表述在诗文集中随处可见，为什么有如此微妙的心理，很是让人费解。学书不成，只好学剑，学书学剑两无成，还能纸上谈兵。谈兵纸上要是落到实处，那可不是耍的，像战国的赵括和三国的马谡，就因此掉了脑袋。如果只是纸上谈谈，自娱自乐，倒没什么要紧，这样的文人代不绝书，近代奇人陈孝威将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