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泉（1874-1937），字筱庄，天津人。近代教育改革家。1902年任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教员。同年协助严修创办天津师范讲习所。1903年由严修保送到日本留学，专攻速成师范科。1904年回国后，历任天津地区各小学教务长，并创设单级小学堂，旋人直隶学校司。1905年底，随严修到清廷学部任职，官阶由主事升至郎中。1910年，摧升为学部实业司司长。1912年7月，被教育部任命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参与民国初年教育改革。1920年冬调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1922年，参与制定“壬戌学制”，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教育部教育次长兼普通教育司司长。1928年离开教育部。1929年，任天津市政府参事。1930年底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37年7月病逝。

陈宝泉（1874-1937），字筱庄，天津人。清附生。1902年经严修派赴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师范科，1904年毕业回国。同年冬周学熙筹设天津教育博物馆，再被派赴日本参观调查及办理采购。回国后，随直隶学务处督办严修人处办事。曾编《直隶教育杂志》《格致教科书》《国民必读》。1905年冬随严修人学部供职，由主事升至郎中。1910年任实业司司长。

辛亥革命后，1912年与祝椿年等组织通俗教育会。奉派接办原优级师范学堂，创办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称国立北京师范大学），任校长共九年。1915年参加创办全国师范教育研究会。1917年奉派与黄炎培、郭秉文等考察菲律宾、日本、中国香港教育事业。1919年与袁希涛、金曾澄考察欧美教育。1920年调任教育部普通司司长。1921年被举为天津县教育会会长。

1929年任天津特别市政府参事、教育部名誉编审、天津市贫民救济院院长、市立通俗教育会会长、北京通俗教育会会长。1930年任整理海河委员会总务处处长，旋升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改组河北大学，分设医、农学院于保定，而将其他科系并人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工业等学院，并提倡义务教育与生计教育。至1935年辞职。

著有《退思斋诗文集》，又与胡适、陶行知合著《中国近代学制变迁史》。

民国建立，政府北移。蔡元培、范原廉任教育部总、次长，任命陈宝泉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时年三十八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原清末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后以校舍不敷应用，另设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民国后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陈先生任校长达九年之久，此间高师校址的开辟主要校舍的建筑，系科的设置，教师的延聘，以至学校规章制度的订立，均由陈先生主持操办，可以说陈先生是北京高师主要创办人。

王桐龄在他写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过去十二年间之回顾》一文中说，陈宝泉在民国元年接办优级师范学堂，改建北京高等师范时，校内青草满地，荒芜没人，伊威在室，蛸在户，陈先生和前任教务主任王祖训、陈英才、彭世芳，前庶务主任汪槃，前学监主任陈恩荣诸位先生，辟草莱，新荆棘,筚路褴褛，以启山林。自此以后，添聘教员，添招学生，增加经费，改建房屋，日日计划，月月进行，年年扩充，辛苦艰难十余年，卒蔚成此全国最大高等师范之基础。

陈宝泉在民国九年离校去职时，北京高师已建立国文、英文、史地、数学、理化、博物六部，并设教育研究科、职工养成科、体育专修科及东三省师范养成班、山西附班等，学生已至八百余人，附属学校中学生二百余人，小学生七百余人。建筑校舍楼四座，讲堂二十余所，宿舍百余间。除各科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工业部之设置，运动会、辩论会、游艺会、新剧团、雅乐团及各种讲演会等之组织，都是先生所提倡。先生在校时提倡“诚、勤、勇爱”四字，给全校师生留下深刻印象。一九四八年，北京师大为纪念陈先生，将和平门外校园内一座文科大楼命名为“筱庄楼”。

陈在任高师校长九年期间，尚有补叙之事有二：一为上袁世凯总统论师范教育书；一为参观国内国外教育。

民国三年(1914)五月二十四日袁世凯传见陈宝泉先生，温谕以师范教育为重。事后陈先生又引伸其义上书总统袁世凯，要点有五：(一)师范学校宜注重学校之扩充，不宜多设。师范生之人数与推广中小学校之数目宜互成比例，以免人浮于事。(二)师范教育行政宜注意学校之联络，以谋进行。其教授、管理、训练之一切方法，应联络讨论，以备采择施行，使适合国民教育。(三)学校教员宜优待，而小学教员为国民教育之母，尤宜敬重。今日社会，教员与官吏孰重，久在洞鉴之中。至中小学教员薪少而事劳，社会视之尤为淡漠。然中学以上之教员，则人才教育之母也，小教学员则国民教育之母也，国家有转移风气之责，若非先就教员以优遇，何以使社会尊之敬之乎?(四)国民教育与地方自治息息相通。为今日中国计，宜取模范自治主义，以期改良风俗，促进教育。(五)鼓励人材，为救国之根本计划，宜重实际，勿尚虚名。留学生使之分部学习，而各部已人满为患，置之闲曹，似不如就其所学，振兴地方实利。何不使学即为所用，而国家即就其所用之成绩课之。古人所谓明试以功者，此之谓也。

陈宝泉参观国内国外教育，始于民国四年(1915)，参观江苏浙江教育。同行者为韩诵裳(名振华，附中主任)郑际唐(名朝熙，附小主任)二君。民国六年(1917)，参观日本、菲律宾及广东、香港教育，同行者为黄任之(炎培)、郭鸿声(秉文)、蒋竹庄(维乔) 韩诵裳、张绶卿(渲)诸君，合著有《考察日本菲律宾教育记实》印行。民国八年(1919)考察美国教育，同行者为袁希涛(前教育次长)金曾澄(广东高师校长)、谈锡恩(武昌高师校长)、杨守堃(成都高师校长)及江苏教育界任诚、邹楫、章钦亮、刘文辂，甘肃教育界王天柱、水梓诸君，合著有《八年欧美考察教育团报告》印行。

李叔同与陈宝泉有世交之谊，两人早有来往。民国四年（1915年），陈宝泉赴杭州，在烟霞洞与在杭从事西洋艺术教育的李叔同相遇，约李叔同北来任高等师范教授，李只是笑而应之。陈北归后，李复信谢绝，不久即人空门。李与陈相唔时，李特将1906年8月作于天津的《喝火令》抄录下来，示予旧友，以表怀故之情。陈对李也很怀念。事后专写《忆旧》一文记录此事，对李的举动表示理解，后将此文收入《退思斋文存·叙记类》之中。

藏书故实

喜藏书，14岁即开始对藏书感兴趣，后自己购书有《四库简明目录》、《曾文正公家训》、《书目答问》、《二十二史约编》、《輶轩语》等，开始其藏书生涯。有藏书楼为“退思斋”，自称“惟书籍之嗜好，则强尔难制”，“今日藏书逾万卷，每过书肆，尚流连不能去”。和天津当地文人严修、王守恂、赵元礼过往甚密，王守恂题写有“近闻万卷收罗富，可许衰翁得再窥”之句；赵元礼有《退思斋图》题诗：“轩窗幽敞翳花树，图书四壁恣探窥”。著《中国近代学制变迁史》、《退思斋诗文存》、《陈筱庄五十自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