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昌（1906—1934），浙江镇海人。

陈寿昌，原名希堪，乳名立新，号袖沧，1906年11月15日生于浙江省镇海总浦桥一个书香之家。祖父陈继穰是光绪二十八年文举人，晚年以教书为生，倾向进步潮流。父亲陈伟贤是晚清秀才，早年教书，热心教育，1914年考取县佐，曾在安徽省高等检察厅充当书记官。母亲谢雪卿，为人贤慧，生育二子二女，陈寿昌排行居三。

陈寿昌自幼受祖父训导，勤奋好学，1913年进镇海便蒙小学就读，品学兼优。1918年随父母去安徽安庆。次年初，祖父受聘在汉口当家庭教师，陈寿昌随去伴读。农历五月，父母到汉口料理祖父丧事后，得悉陈寿昌的大哥陈希垲病重，遂全家返回故乡镇海。不久，陈希垲病故。

乡居半年后，陈寿昌全家回到汉口。1921年农历正月，陈寿昌倍觉现实社会暗无天日，决心离家出走，寻求报国之路。临行前，他留函家中：“我不想去银行谋职，要去从军，请父母放心!”当天，家人在汉口火车站把他寻回。不久，陈寿昌又随父去安庆，参加了商务印书馆函授学习，后进电报传习所学习，成绩优秀。

1922年，陈寿昌在电报传习所结业后，到郑州电报局供职。翌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制造了二七惨案。陈寿昌看到了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力量，深受教育，积极参加电报局职工声援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他们还利用电报通信之便，延误军政电报，秘密向罢工指挥部报告军阀来往电函内容。经过二七大罢工洗礼的陈寿昌不畏强暴，坚持革命斗争，于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秋，陈寿昌从郑州转到武汉电报局工作，继续投身工运。1926年秋，在李立三、刘少奇的指导下，他发动工人，组织工会，配合北伐军胜利进军。11月，武汉电报工会建立，陈寿昌任负责人。1927年1月3日，英帝国主义在汉口制造一三惨案，陈寿昌参与组织发动群众参加追悼“一三”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和会后的示威游行、收回英租界的斗争。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陈寿昌参与筹备和组织领导工作，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作《电报职工运动概况》的报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常委。7月15日，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公开反共、叛变革命，随后封闭、改组工会和人民团体，通缉工运领导人，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中共组织被迫转入地下。陈寿昌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从汉口辗转来到上海。一天，他路遇李立三，找到了党组织，投入了新的战斗。

1927年冬，在中共中央机关任秘书的陈寿昌，调任中共上海市政总工会党团书记。他常深入到石路(今上海福建中路)一带的衣庄业等基层工人中开展工运工作。

1928年2月，陈寿昌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3月兼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7月调任沪西区委书记，先后领导闸北、沪西地下党的工作，组织领导罢工斗争及群众性的爱国反帝活动。

1928年秋冬，陈寿昌调到中共中央特科，先在第二科做情报工作，并负责联络。1930年12月任特科第四科科长，负责领导电台和交通工作。他沉着、机智、勇敢地战斗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密布的上海滩，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情报联络、除奸反特、安全保卫以及通讯、交通(建立秘密交通线)等任务，为保卫党中央和苏区反“围剿”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9年五六月间，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佐野学由苏联回国途经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追捕。陈寿昌受周恩来委派，同进步人士陆久之联系，保护佐野学在陆家安居了一个多月。陈寿昌还指导陆久之组织成立上海轮船招商局职工会，以国民党上海轮船招局特别党部作掩护，开展工运和罢工斗争。

1931年4月24日，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周恩来在得悉钱壮飞的紧急报告后，即在陈云、聂荣臻等协助下，指挥陈赓、李克农、李强、陈寿昌等特科人员，抢先采取紧急果断措施，保卫了党中央和在沪党组织的安全。

同年12月，陈寿昌惜别老母、姐妹、两岁的幼女和怀孕的妻子，同聂荣臻等离沪赴中央苏区工作，于1932年1月抵达江西瑞金。当月，陈寿昌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党团书记、主任。2月，他主持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并致开幕词，会议通过了职工会的任务与组织问题、雇农问题、拥护与实现劳动法问题等8个重要决议案，正式成立了闽赣两省职工联合会和雇农工会。会后，陈寿昌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实话》上发表了《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的总结与成功》一文，阐述了大会确定的职工会的四大基本任务，即建立真正广大群众的阶级工会；发展无产阶级的经济争斗，改善工人生活状况；领导农民土地革命，巩固与农民的联盟；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巩固并扩大苏维埃区域，使工会成为苏维埃柱石。为实现此任务，以陈寿昌为首的全总苏区执行局，进一步在苏区组织各业工会，维护职工权益，开办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和训练班，创办《苏区工人》报，积极发展工人运动，同时动员和组织工人参军参战，发动基层工会举办各种类型生产合作社，新建、扩建兵工厂、制药厂、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等企业，有力地支持了苏区的政权、经济建设和反封锁、反“围剿”斗争。1932年6月下旬，陈寿昌当选为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主席，进一步组织苏区人民开展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33年初，全总苏区执行局并入全国总工会，全总改称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陈寿昌任中共党团书记。

在领导苏区工会工作期间，陈寿昌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指导性文章。如在《万泰工作的转变在那里?》一文中，他批评“现在有些同志往往不顾工作的质量而追逐赤裸裸的数目字”，以及“为了扩大红军工作强迫命令的错误”，并严肃指出，不能认为“群众逃跑即反水”，“‘反水群众’的观念”是“特别有害的”。以后他又指出：“何谓‘反水’，这必须是革命队伍中叛变出去而转与革命为敌的分子”。可见他在掌握党的政策时的严肃、认真态度和对党对人民利益负责的党性原则。

1933年2月，陈寿昌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7月，中共苏区中央局调陈寿昌任湘鄂赣省委书记，同时中革军委决定陈寿昌任湘鄂赣军区政委。10月底，陈寿昌率领赴湘鄂赣省工作团离开中央苏区瑞金。他同徐彦刚、刘玉堂、谭启龙等一行46人，在部队护卫下，历经艰险，越过敌占区和敌人封锁线，于1934年1月初抵达形势日益恶化的省委驻地江西万载小源。

1月中旬，陈寿昌在小源主持了湘鄂赣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苏区中央局关于改组湘鄂赣省委的决定，宣布新省委和军区领导组成人员。陈寿昌接任省委书记兼中国工农红军湘鄂赣军区政治委员，徐彦刚任军区司令员。由于战事紧迫，会议在初步总结前省委工作经验教训，部署粉碎敌人第五次军事“围剿”、保卫和发展湘鄂赣苏区的任务后结束。新省委即领导苏区军民投入异常紧张的反“围剿”斗争，在鄂东南取得了摧毁敌人碉堡13座，消灭敌军两个团，俘敌800多人，缴获长短枪千余支，收复木石港一带苏区的胜利。

在反“围剿”同时，新省委着重纠正前省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制止了乱捕乱杀的恐怖现象。在纠错中，陈寿昌注重团结教育犯错误的干部和对案情的深入了解。他审阅案卷十分认真，亲自找“肃反”工作干部和被关押的干部谈话；举办训练班，批判“肃反中心论”、“肃反”唯心论。他对搞“肃反”工作的干部说：“不能搞逼供信，不要轻信口供”，“搞肃反工作，不能急躁，要谨慎从事，要搞得清清楚楚，不重证据，不调查是不行的。”由于他耐心、负责的工作，不仅教育了犯错误的同志，更使绝大多数受冤屈的干部恢复了自由，从而团结一致投入对敌斗争。

1934年2月，陈寿昌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省委小源会议后，敌人加紧对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驻地的封锁和包围。在敌众我寡、实难胜敌的情况下，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陈寿昌于1月下旬和4月间率领省级机关，先从小源撤至铜彭县的幽居、祖庄，后从幽居、祖庄向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边界的龙门山区转移。同年6月，在转移途中，红十六师整编，陈寿昌兼任政委，在武宁澧溪击溃敌1个营。后至龙门山区、准备坚持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时，敌以4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红军包围过来，而红军兵力、装备、供给更趋劣势，为此省委决定分路突围，向平江县的黄金洞苏区转移。突围途中，红十六师损失惨重，仅剩约1个营，省级机关干部也大部牺牲、失散。省委称此次失败为“六、七月事变”。

8月，陈寿昌在黄金洞何家垅召开省委紧急会议，他代表省委作关于“六、七月事变”的总结报告，并承担了省委、军区在指挥上的失误和战斗失败的责任。会议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并严肃批评和反对“因‘六、七月事变’暂时局部的损失而失去对整个革命战争与湘鄂赣苏维埃前途发展的信念的右倾机会主义”，把“坚决为巩固黄金洞基本苏区，以开展湘鄂赣斗争局面”，“恢复与壮大红军主力，保卫并联系苏区”，作为湘鄂赣党组织的最主要的战斗任务。

“六、七月事变”后，湘鄂赣苏区大部分被敌人分割、占领，进入了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在中央红军主力北上长征，邻近苏区红军主力先后离开根据地后，湘鄂赣苏区更是趋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敌人常以多于红军几倍、十几倍的兵力进犯湘鄂赣苏区，并进一步采用杀光、烧光、抢光和层层封锁、强迫移民、保甲联防等等最残酷的手段，残害苏区人民，加上“六、七月事变”中省委电台被敌击毁，中断了同党中央的联系。在此严重恶劣的环境中，以陈寿昌为核心的湘鄂赣省委，不畏艰难，紧密团结，统一意志，领导苏区军民顽强地坚持游击战争，保持红旗不倒。

10月，陈寿昌在黄金洞米筛锅主持省委会议。会上，他不顾自己身体不好，眼睛又高度近视以及同志们的劝阻，坚持要求再上前线，说：“我们现在就靠红军打胜仗，打好胜仗就什么都好办了，我不上去，是不放心的。”于是他同徐彦刚一起赴前线主持恢复红十六师的工作。

11月上中旬，陈寿昌、徐彦刚率红十六师四十六团到修武崇通苏区游击活动，边打仗边扩军，部队士气很高。到通山冷水坪后，陈寿昌正式宣布恢复红十六师。这时陈寿昌、徐彦刚从国民党报纸上获悉中央红军已西进到湘南，为牵制敌人部分兵力、配合中央红军行动，遂决定部队向西南发展。11月22日，当部队行至崇阳、通城边界的老虎洞时，遇敌第三十三师的两个团，陈寿昌、徐彦刚亲临前敌指挥，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但陈寿昌不幸中弹，身负重伤，于当晚在崇阳县的河坪村牺牲。

陈寿昌牺牲后，湘鄂赣省党政军民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称颂他“是一位难得的好省委书记，他的牺牲是湘鄂赣苏区的重大损失，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1935年2月，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在他牺牲地区——崇阳、通城边界建立了寿昌县，以资纪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崇阳县委、县人民政府在金塘镇河坪村建造了陈寿昌烈士墓，河坪人民建造了“寿昌桥”；家乡人民纪念陈寿昌烈士，把建在镇海城关古海塘旁的公园命名为“寿昌公园”，并在园中建造了陈寿昌烈士纪念馆、碑、阁和铜像，聂荣臻元帅为烈士题词：“陈寿昌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