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成达（1929年—2022年3月24日），原名志刚，出生于上海，曾是新中国第一代男足国家队队员，并曾在1994年获国际足联（FIFA）特别功绩奖。1945年，他加入沪上小型球会“联星”队和上海甲组球会“精武”队，1949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曾任中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中国足协秘书长、亚足联副主席。

陈成达10岁时即参加七人制小足球比赛。1945年加入沪上小型球会“联星”队和上海甲组球会“精武”队，1949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建国后于1950年效力于上海学联队，1951年入选上海市队和华东区队，1952年入选国家队，1954年随国家队赴匈牙利学习，1958年被评为中国首批足球运动健将。主要踢右前卫，也踢中卫和中锋，传球意识强，善于组织进攻并为同伴制造射门机会，抢断准确稳健。1957年起任国家队教练，至1963年连任7年。率队获得1959年中、苏、匈三国对抗赛冠军和1964年中、朝、越、蒙四国对抗赛冠军。1964年调国家体委足球处工作，1971～1973年任河北队教练，1974年调回国家体委足球处。1982年获国际足联洲际高级教练证书。1983年任国家体委足球处处长和中国足协秘书长。1984年被推选为亚足联执委会委员及竞赛、紧急委员会委员。1986年离休，任国家体委足球办公室调研员，同年被选为亚洲足球联合会副主席。多次主办教练员训练班，写作并翻译过数十篇有关足球训练的文章。

2022年3月24日，陈成达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1994年6月，美国芝加哥，国际足联代表大会，雷鸣般的掌声中，陈成达在时任国际足联委员霍英东的陪同下登台，前国际足联主席、巴西人阿维兰热将一枚金色的奖章戴到陈成达的胸前，那上面镌刻着FIFAORDEROFMERIT(国际足联特别功绩奖)。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人在国际足联取得的最高荣誉。FIFA这样介绍陈成达：“他曾是中国国家足球队的运动员、教练员，中国足协秘书长，中国足协副主席，亚足联副主席……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足球。”

13年的时光让那枚FIFA奖章不再灿然如新，而55年的流逝也给另一枚珍贵的奖章蒙上了岁月的尘埃，那是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参赛纪念章，是当年作为新中国第一支国家足球队队员的陈成达从芬兰带回来的。如今的陈成达已经是一位78岁的老人，每星期有三个上午，他会准时出现在北京天坛附近的一个网球馆里挥汗如雨。网球是他的锻炼和消遣，而足球，是与他不解的缘。

从圣约翰走进奥运

1951年，22岁的陈成达还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工程系的学生，理想是继承父亲的事业，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师。圣约翰大学是中国成立最早的教会大学之一，早在1890年就举行了第一次运动会，开创了中国学校运动会的先河。在圣约翰浓厚的体育气氛熏陶下，陈成达从中学到大学一直担任校足球队队长，校垒球队队员，还拿过多个校中长跑冠军。1951年11月，他代表华东区队参加第一届全国足球锦标赛，比赛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次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选拔球员。陈成达善于组织进攻、射门，又讲求巧劲、线路刁，最终作为中场球员入选国家队。

1952年2月初的一天，寒冬中的北京大雪纷飞。接到调令的陈成达与队友方纫秋和郑德耀从上海坐火车赶到了北京，冰天雪地里却没有人来接站。打电话到当时国家体委的临时办公地绒线胡同，得到的答复是“你们自己雇三轮车到燕京大学去报到吧”。大家找了辆三轮车，把铺盖卷堆在车上就出发了。从上海过来，他们都还穿着单裤和皮鞋，坐在车上感到刺骨的寒冷。勉强挨到西直门，实在冻得受不了，三个人跳下车对师傅说：“你骑车拉行李，我们就跑步跟着吧。”就这样，陈成达从西直门跑到了燕京大学，住进了临时为足球队准备的阁楼宿舍里。这是国家队给他上的生动的第一课。

前往赫尔辛基的路程是漫长的。因为当年国际奥委会中个别人的阻挠，耽误了中国代表团赴芬兰的行程。正当大家犹豫之时，周总理指示：“一定要去，只要五星红旗能在奥运会的赛场升起，这就是胜利。”

那是陈成达第一次坐飞机，还是架前苏联生产的小飞机，只坐了团长荣高棠和足球队一共17个人，其他成员坐在另外两架小飞机上。才飞了两三个小时，飞机就在蒙古上空遇到大风，前苏联飞行员把飞机迫降在沙漠上，等风势小了重又起飞，第一站停在了伊尔库斯克。就这样，飞机一站一站起起落落，抵达赫尔辛基的时候，一路上共用了三天三夜。陈成达记得，当时队里的几个东北大汉因为晕机脸色非常难看。团长荣高棠很着急，因为他们这架飞机是中国代表团最先抵达的，代表着新中国体育的形象，已经有不少外国记者举着照相机守候在机场。陈成达也晕机，但是情况好一些。到了奥运村，大家来不及放下行李，升旗仪式就开始了。足球队的张邦纶担任升旗手，陈成达因为英语好、晕机症状又不严重，就担任了护旗手。他清楚地记得，那面五星红旗有一人多高，中国代表团升旗时，一些国际奥委会官员和前苏联、捷克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员在旁边鼓掌。那是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奥运会上升起。

不过中国队还是去晚了，陈成达没能赶上奥运会的正式足球比赛。后来中国足球队与芬兰队踢了一场友谊赛，输了。在从赫尔辛基回国的路上，中国队在波兰踢了4场比赛，全部告负，其中一场对阵波兰克拉科夫的比赛输得很惨，1：7。中国队又到前苏联莫斯科与斯巴达克队踢了两场友谊赛，再度告负。

7场失利，让回到祖国的陈成达心灰意冷。他觉得中国足球在技战术上与世界先进水平有着巨大的差距，搞足球根本就没有希望。陈成达表示坚决不再干足球，希望回到圣约翰大学去完成自己的建筑工程学业。但是国家的命令难以违抗，经过3个月的思想斗争，陈成达走上了一条从未在自己的人生规划中的道路，他的命运就此与足球联结在了一起。

1952年底，时任西南军区司令的贺龙邀请国家足、篮、排队到西南去比赛访问，邓小平那时是西南军区政委。大家先到武汉，然后坐船去重庆。11月天，江面冷风飕飕，大家就睡在渡轮的甲板上，只能把床单搭起来挡一挡风。这样坚持了两三天，抵达重庆的时候天色已晚。渡轮不能直接停靠码头，大家只能利用船与船之间搭的木板跳上岸。队里管行李的肖子文脚下一滑落进了湍急的水流中，幸好他情急之下抓住一条绳子，被大家救了上来。重庆的比赛结束，大家又坐了几天几夜烧木柴的卡车(当时没有汽油)到贵阳去，山路的颠簸和寒冷让陈成达至今记忆犹新。他把这段经历称为奥运会之后的拉练。

1953年，匈牙利队应邀来华访问。匈牙利是赫尔辛基奥运会足球冠军，又刚刚以6比3在英国本土战胜英格兰队，震惊了世界。来华访问的仅仅是国家二队，就在中国以7场全胜的战绩横扫。1954年，国家领导人贺龙、邓小平决定派中国青年队到匈牙利去学习，陈成达成了新中国第一批留洋的国脚之一。大家憋足了一口气，练得很刻苦。一年之后，在波兰华沙联欢节的开幕式上，中国青年队面对波兰国家队，贺龙元帅亲临现场观看。开场不久，中国队就攻破了对方城池。虽然最终以2比3告负，但是贺龙仍然很高兴，因为中国队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波兰当地媒体这样写道：“中国队进攻迅速、防守稳固有如万里长城。”就在那之前的3年，中国队还曾经以1比7输在波兰一个城市队克拉科夫的脚下。

1956年，由于国际奥委会推行“两个中国”政策，中国抵制了墨尔本奥运会，陈成达没能再次前往奥运会赛场。1958年，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退出了国际足联。尽管只能踢国际友谊赛，但是那一届拥有着年维泗、张俊秀、张宏根等人的中国队非常出色。1958年，中国队把奥运冠军前苏联队以1比1逼平。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的闭幕式上，中国队又凭借着冼迪雄的一个进球1比0战胜了来访的匈牙利队。在那之前一年，陈成达已经接到了国家体委的正式任命，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专职的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关于那场球的临场指挥，陈成达只是淡淡地说，是他和队员们商量着来的。实际当时大家都面临着很大压力，因为有国家领导人现场观看，对手又是世界一流强队，不能输得太难看。获胜的结果让大家欣喜不已，作为“老师”的匈牙利人也表示了钦佩。

从1952年的7场失利到1959年的胜利，中国足球从一个低起点迅速上升，拉近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这让陈成达悟到，只要勤奋学习、全身心投入训练，中国队是可以赶上去的。

文革中断了陈成达的足球生涯。1974年，他重返中国足协工作，后来又在国际足联和亚足联任职。当年在圣约翰大学打下的扎实的英语基础使他在足球外交战线上游刃有余。陈成达明白，中国必须加强与国际足联和亚足联的交流，提高中国人说话的分量。

前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一直坚持，足球应当从青少年抓起。他主张开办的世界青少年比赛却得不到大家的响应，因为很多国家都怕青少年比赛吸引力不够，担心会赔本。陈成达看准机会，在1985年促成中国承办了第一届U16世界杯，结果比赛出人意料地成功，场场观众爆满，为这项比赛继续办下去打下了良好基础。4年之后，陈成达再次响应国际足联，促成中国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女足锦标赛。这两个“第一届”为他后来获得国际足联颁发的“特别功绩奖”埋下了伏笔，不过陈成达表示，无论是这个奖项，还是1992年亚足联授予他的DISTIN-GUISHEDSERVICE(卓越功绩奖)，都不应归功于个人，而得益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虽然已经退休十余年，但是陈成达与足球的缘分未断，他仍然是中国足球理智的旁观者。在他看来，中国足球切忌急功近利。足球该从孩子抓起，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建立起阶梯式的训练和竞赛机制，充分挖掘人才资源，单单孤立地搞几个专业队是行不通的。中国足球并不缺优秀的苗子，但是需要通过阶梯体制去发掘人才、培养人才，再加上勤奋的训练和敬业精神，中国足球一定能把水平赶上去。

1951年入选中国国家足球队

1952年赴芬兰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

1954年随国家青年队赴匈牙利学习，成为新中国首批留洋国脚

1957年-1963年担任国家队主教练

1982年任国际足联奥林匹克足球赛组委会成员

1983年任中国足协秘书长

1986年当选亚足联副主席、技术委员会主任

1988年任国际足联技术委员会委员

1992年获得亚足联“卓越功绩奖”

1994年获得国际足联“杰出功绩奖”，同年被授予亚足联荣誉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