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令（Chen Wenling），1969年出生于福建安溪县。1991年毕业于福建工艺美术学校绘画专业，1994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陈文令的雕塑表现了消费社会在中国形成后的精神群像。他的雕塑使用了一种寓言化的形象，揭示了九十年代的物质主义对一代人的精神渗透，以及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的自我状况和后意识形态的日常精神形式。他的雕塑主要表现两个方面的主题，一是对人性极端状况的表现，二是对消费社会中精神群像的表现。对于自我极度状况的表现开始于“红孩子”系列，这个系列既非现实主义，也非前卫雕塑，它主要是陈文令个人对生命临界状态的自我表达，比如恐惧、喜悦、游戏和幻想等基本的主题动机，“红孩子”系列表达的是一种个人自传性体验的自我形式。九十年代的雕塑潮流主要是对观念艺术和前卫艺术的吸收，这使当代雕塑表现为现实主义和前卫雕塑两条主线，陈文令的雕塑实际上很难归属到这两条线中的任何一条。

范迪安（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可以说，陈文令的艺术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新现实主义的特征。他敏感于在一个极速膨胀的消费时代里滋生的享乐主义，一直在寻找表达、揭露并批判这种世俗现实的语言，其结果是在人与动物的“生物性”上找到了表达的契机。陈文令在探索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拟人化”和“拟物化”并置的方法，并不断按照这种方法在作品中使语言获得增值与繁衍，由此形成一种自足的具有内在驱动力的发展态势。

在某种程度上，陈文令是一位信守雕塑力量的艺术家，他不像许多同代人对艺术的媒介有不断转换的兴趣，而是坚持在雕塑这种艺术形式上做深度的探寻。他的作品最鲜明的特征是对于“膨胀”这种感觉的造型。在人与动物的形象塑造上，他运用了宽厚浑实的体块和大量有弹性的曲线，使“欲望”这个抽象的概念透过形象的体积、肌肤的质感和通体的线条得以传达，并且有一种从内部涨溢出来的感性。在近些年的作品中，他更多地使用庞大体量的作品或单个形象的重复构成种种令人迷幻的景观，在那里，人与物、植物与动物、物的整体与细节粘连在一起，形成弥漫和延绵的氛境，折射出现实的斑斓光彩，又有强烈的虚幻性。在许多情况下，陈文令已经不是在雕塑一个具体的形象，而是运用雕塑的语言形成一种充满生活与生命气息的场景。

陈文令作品中夸张的造型和浑圆的体块等形式语言与闽南民间艺术中的传统有着暗合的关系，他敏感地捕捉到了生活经验中的视觉元素，并且将这些元素予以推向极端的处理。他曾重返故里，参加家乡庙会，在他拍摄的极为热烈的民俗活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陈文令艺术的本土来源。在那里铺天盖地的祭祀场面所展现出来的物质的力量，已匪夷所思地形成一种视觉奇观。影像纪录与雕塑两类作品，无论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具有清晰的关联，也揭示出陈文令这些年艺术创作的真正谜底。在这个意义上，陈文令的艺术可以说是“形有所据”。

顾振清（白盒子艺术馆艺术总监，独立策展人，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超常规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往往是艺术家赖以打破常规、以与众不同的形式语言脱颖而出的秘径。常规对陈文令而言，就是既有艺术的陈规、旧习、惯性和艺术史范本形成的条条框框。这些条条框框是双刃的。它既是人们窥探人类既有艺术遗产、认知既有艺术法则的门径，又是屏蔽现代视觉革命的复杂背景和深度逻辑、固化当代艺术史范本及其符号学范式的樊笼。陈文令不为常规所囿、所禁，尊崇的是一种来自天性的自由。他的思维为放电模式，时而是非线性的、发散的、跳跃的，时而又是重组的、旁通的和集成的。陈文令对自由意志的纵容和对世俗社会的批判，使思想不断塑形、不断成像。他的思想塑形和成像在自身作品中野蛮生长，触角所至，贯穿叙事与形式、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壁垒，构成一种超越符号学谱系的语境和一种个性化的知识生产。诚然，陈文令各种生动的形象符号往往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化的视觉文本链条，互相链接，互为因果。它们可以是侧向思维、逆向思维的结果，诉诸入世、夸张和自我搏斗；也可以是平行思维、多元思维的出口，诉诸出世、高蹈和宇宙奥义。

2024年7月，参加节目《三餐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