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添，男，汉族。1941年2月生，广东新会人。笔名白云。中共党员。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广东省记协第八届常务理事，深圳市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政协深圳市第二、三届委员，广东省八次党代会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武汉大学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67年起历任《湖北日报》记者，1972年任二汽设备修造分厂办公室副主任，《二汽建设报》采访组组长，1978年广州外语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1983年入《深圳特区报》，历任记者、部主任、副总编、总编辑，1999年《深圳特区报》与《香港商报》合作，开内地报业对香港报业参股改革的第一范例，出任《香港商报》副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

广东省记协第八届常务理事，深圳市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政协深圳市第二、三届委员，广东省八次党代会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武汉大学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报告文学《历尽坎坷志未磨》、《梦里依稀丹青墨》，文学评论《假如是毒草》、《冷处理漫笔》，报告文学集《风采集》，人物传记《他的一生在燃烧——记饶彰风》，主编报告文学集《改革者的风采》等。报告文学《突破》获1984年深圳市优秀文学三等奖，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单列市头条新闻竞赛特等奖、广东新闻奖特别奖、全国改革好新闻一等奖、深圳新闻奖特别奖，其作品还获广东新闻界首届金枪奖。曾获韬奋新闻奖、广东省第六届宣传文化精品奖个人奖、中国人民大学校友特别奖。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他作为贴身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记录邓小平南巡的新闻人

志在新闻，却两次离开新闻岗位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那个春天，87岁的邓小平以非凡的智慧，又一次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正是这次“南巡谈话”，构成了“邓小平理论”最重要的精髓。那些在汽车上、散步中、参观时吐露出的字字珠玑，通过一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通讯，传遍全国，激励了10亿人。

一纸风行，名闻天下，从此，当时邓小平的贴身记者陈锡添的名字，与伟人、与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人会想到，这样一位新闻界的名人，他也有自己的无奈和叹息。

1966年，陈锡添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热爱新闻工作的他，在那个年代，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到处东碰西撞。1967年底，他被分配到湖北日报社，新闻工作的板凳还没坐热，第二年下半年就被迫到湖北钟祥县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好不容易把一年多的“再教育”熬到了头，却传来消息，这批大学生湖北日报社一个也不留，全部重新分配，而且不能分配到县以上单位，就这样，他被分配到湖北咸宁县一个广播站。

1970年，陈锡添被调到东风汽车公司专用设备厂从事行政工作。本着对新闻工作的热爱，1974年，他强烈要求从工厂办公室副主任岗位调到当时的《二汽建设报》任采访组组长。时至今日，陈锡添还清楚地记得，第一台东风车下线大巡游时，他激动地写了一个整版的稿子。

他的新闻事业刚刚有了好的起步，没想到“海外关系”又影响了他，当时只要有亲戚在国外，就会招来诸多是非。后来想到广东有“海外关系”的人比比皆是，回广东也许会好一些。可是，当时广东的新闻单位不要人，几经联系，他才于1977年调到广州外国语学院，具体工作是教党史。这是他第二次离开新闻岗位。

虽然冰冷的现实总是刺痛着一个新闻人的激情和梦想，但他一直没停过练笔。在学校任教期间，他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散文、杂文、文艺评论等各类作品。1982年，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人物传记《记饶彰风》，连载10天，受到当时《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的赞扬。

毛遂自荐，42岁再当“小记者”

1981年，陈锡添回母校新会三中（现在的棠下中学）参加一次聚会，学校请他这个当年的优秀生对校友讲话。站在台上，面对众多的校友，满腹的辛酸涌上心头。他想到，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品学兼优，甚至还是低年级学生的偶像，又从堂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那届毕业的还不到50人，现在却不能在新闻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感觉这么多年一事无成，实在无颜见江东父老。讲着讲着就哭了起来，再也讲不下去。这件事促使他再次下决心找准自己的人生定位。

1983年10月陈锡添到深圳旅游，听说《深圳特区报》这一年12月要由周报改为日报，可能需要人，就跑到报社毛遂自荐。

当时，他什么背景也没有，就是拿作品给社领导看。结果他回到学校还没有跟外语学院提出来，《深圳特区报》的调令就来了，要求12月1日报到。学校当时不放，他就给院长写了一封长信，写自己毕业后到处辗转的情况，以及对新闻事业的执著追求，院长看完信，当即同意放人。

来到报社，陈锡添感觉如鱼得水，热情澎湃。白天一接受任务就出去采访，晚上就骑个破自行车去采写人物通讯、报告文学。随着诸多力作的接连面世，他终于被人们接受和认识，并且很快得到领导的赏识。半年之后，他就当上了部门副主任，过了两年，他又当选为大部门的主任，1988年5月，到报社不满5年的陈锡添被提拔为副总编辑。1992年，他又评上“正高”职称，成为当时深圳仅有的三位高级记者之一。

当时，陈锡添42岁才开始重新成为一名普通的“小记者”，51岁时终于因为邓小平南巡遇到一次重大机遇。对此他有何感想？陈锡添引用一位哲人的话说，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鹰总是要高飞的。

抓住机遇，一文而名动天下

在中国新闻史上，如果要在新闻工作者中寻找一个与邓小平有关的人，很多人会第一个想到陈锡添。1992年3月26日，由他撰写的那篇1.1万字的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刊出后，马上被国内所有重要传媒转载刊发，海外通讯社也作出强烈反应。一个加快改革开放的浓郁的舆论环境迅速在中国形成。陈锡添，也因此“一文而名动天下”，在中国新闻史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1992年1月18日的下午5时，陈锡添接到电话通知后赶到深圳市委，被告知邓小平同志将在第二天到达深圳，由他随行采访，并特别叮嘱，此事绝密，不得外传。从18日到23日，他一直跟在邓小平身边。当时领导的意思是“不题词、不接见、不报道”。但他感觉老人家不像是来度假的，好多话不吐不快，虽然是聊天的形式，但没有一句话是闲话，谈话的内容很多，针对性、指导性很强，如果归纳起来，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架构。他觉得总有发表的机会，所以采访很细。

1月到3月初，陈锡添一直在整理材料，没动笔。其间，上海文汇报、深圳青年杂志都派人找他，让他写好稿子，发在他们那里，并愿意承担一切风险。他却没有同意。直到3月22日，《南方日报》发了一篇相关短文，陈锡添一下就着急了。问《南方日报》相关人员，对方说是请示过谢非（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于是，陈锡添从22日中午开始写，到24日下午就写出一篇长篇通讯。第二天，他和社长一块儿去找时任深圳市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广慧，杨部长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但要注意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杨广慧犹豫一下，这篇稿子就出不来了。发稿子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通讯中很多是‘邓小平说’，弄错了不得了。好多报纸都转载了，我这才放下心来。现在看来是好事，但在当时还是很冒险的。深圳当时的市委书记李灏在市委常委会上说了一个事情——1992年的‘两会’上有一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问市领导，这个稿子怎么出来的？李灏说，‘我不知道，家里定的吧’。意思是他在北京开会，是在家的深圳市领导定的。中央领导说：‘你们的胆子好大啊’。”

走近伟人，“小平充满人情味儿”

在贴近小平的5天时间里，一代伟人给他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陈锡添说，邓小平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老人家，他刚刚走下火车的时候，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黑裤子，满面笑容，非常慈祥，也很朴素。5天整个全程陪同下来，和蔼可亲的感受越来越深。他没有作任何报告，都是用闲聊的方式。讲话慢条斯理，还一边打着手势，非常幽默，常常引起一阵阵笑声。

尽管看似闲聊，谈话的内容意义却十分重大，他解决了当时中国存在的许多需要解答的问题，当时东欧之变带来了一些人思想的动摇，老人就讲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避免了把防止“和平演变”当成重点；对于特区姓“社”姓“资”的争论，他定性深圳姓“社”不姓“资”；当时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前景感到迷茫，经济步伐缓慢，他就鼓励大家要大胆地闯，没有这种精神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老人的话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加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由于有纪律，采访不准录音，我只能凭笔记。白天，我总是尽可能挤到距小平同志最近处，关注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好在老人家讲话慢，很多话他的女儿会在旁边大声重复，我记得下来。比较麻烦的是边走边讲，这时我就记几个字的要点，详细内容凭大脑记，晚上抓紧时间整理，每天都是凌晨两点以后才休息。”

“作为军事家、政治家，邓小平不乏亲和力，充满人情味儿，甚至80多岁了还带着童真。”在跟随邓小平南巡的每一个场合，他都尽量靠近、靠近、再靠近邓小平，为的是“听清楚邓的言谈”，看清楚邓的“音容笑貌”和“一举手一投足”。

陈锡添回忆说，在游深圳仙湖植物园并种下长青树时，邓小平完全陶醉在南方盎然春意之中。在参观仙湖过程中，老人憨态可掬。比如，他看到天鹅绒竹芋时，用手去摸摸像天鹅绒的叶子，还问长不长芋头；看到叫“跳舞兰”的兰花时，高兴地说“哎呀，这花真的很像姑娘在跳舞。”植物园负责人介绍园里很有特色的一种竹子是从成都“悄悄弄来”的，老人打趣说：“我可是四川人，你们要赔偿的哦。”当时邓小平陶醉于仙湖湖光山色中，久久不愿意离开。他的女儿毛毛告诉他，要回宾馆了，老人却充满童真地说：“这就回去啊？一点自由都没有！”

贴近民意，才能提高报纸的公信力

1999年，《香港商报》与《深圳特区报》进行合作，开创内地报业对香港报章进行参股改革的第一范例。陈锡添跨过罗湖桥，出任《香港商报》总编辑，他踌躇满志而去，想到此行的两个可能结局：或立住脚跟，或铩羽而归。

具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的王牌学历，在内地报业闯荡已有数十年光景，跻身香港报业的他一匹黑马。

定位是报纸的主线，特色是报纸的灵魂。在陈锡添和同事们一番精心策划之后，商报作了全新的定位，整个办报理念最后凝聚为两句话八个字，一为“立足香港”，二为“在商言商”。如此定位既涵盖了商报在香港生存的条件，又在报业之林中独显特色。

现在，《香港商报》社评平均每周都有二至三篇被不同通讯社转发，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通讯社等经常引用或转发商报社评；各大网站摘录的就更不计其数；还经常被香港无线电视、亚洲电视、有线电视、香港电台、新城电台以及凤凰卫视等传媒摘要播出，摘用播出率达到七成以上。

自深圳报业集团接手《香港商报》以来，《香港商报》史无前例地连续3年分获香港最佳新闻奖两个冠军一个优异奖，这标志着《香港商报》的报道质量开始在传媒圈与受众圈中得到高度肯定。2002年，在香港报业公会“2001年香港最佳新闻奖”评比中，“珠三角长三角世纪大比拼”系列报道，夺得最佳经济新闻组报道组别的冠军。此前，系列报道《台湾行脚》获得1999年度新闻特写组冠军，而2000年度经济新闻类优异奖，也花落《香港商报》。

在陈锡添眼中，新闻不仅在纸上，更在脚下。他先后率领部下北上东北，最先推出振兴东北国策系列报道；西进甘肃，揭示大西北投资环境与崭新面貌；穿梭南粤，向港人推介粤港合作的前景与机会。

对于如何办好报纸，陈锡添坦言：“结合《香港商报》的实践，我们有这样的深切体会，那就是，只有关心民生，贴近民意，才能提高报纸的公信力。具体一点说，就是要更多、更广泛、更准确地反映群众的所思所想，贴近他们的生活，反映他们的心声，维护他们的利益。唯有如此，媒体才能进入市场，进入家庭，争取更多的受众，从边缘走向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