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井是一节节用泥土烧制的陶圈套叠起来砌成筒状的井。1956年，配合永定河引水工程，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地区陆续发掘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陶井151座，其中属春秋战国时期的36座，西汉时期的115座。陶井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是在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计有130座，最密处6平方米内重叠达四处之多。

1965年以来，配合北京市建设工程，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发掘出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陶井120座。这些陶井分布在宣武区陶然亭、姚家井、北线阁街、琉璃厂等处。较密集的地方仍为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计发掘陶井55座。1972年，配合人防等工程，又先后在宣武区境内的中国图片社、药材公司、回民学校、印刷一厂、大华陶瓷厂、南椿树馆、汽车三厂、北京京剧院、卫生材料厂和椿树馆、韩家胡同等处，陆续发掘出一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陶井，其形制与永定河引水工程中发掘的陶井相同。其中，在牛街北口的回民学校发掘陶井中，还出土了五铢钱和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铜钱。战国时期燕国都邑蓟城的地理位置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甚少。仅据《战国策·燕策一》所记，推断燕蓟城的位置约在今北京城的西南部。而出土陶井的地区有陶然亭、南线阁街、北线阁街、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表明历史上这个地区的居民比较稠密。在这些地区出土的瓦当、陶井圈等。陶井圈做工精细，战国时的陶井圈节高27厘米—54.5 厘米，直径60.5厘米——63.5厘米。外壁印席纹和绳纹；内壁一般是素面，个别的印有席纹和绳纹。汉代陶井圈每节高20.5厘米—38.5厘米，直径68厘米—91厘米。外壁印粗、细绳纹；内壁印旋涡文、云纹，也有素面的，为研究和确定蓟城即位于今宣武区广安门一带提供了佐证。

南阳汉墓中用陶井随葬十分普遍。在已发表的唐河石灰窑村汉画像石墓、唐河郁平大尹冯君孺人汉画像石墓、方城县党庄汉画像石墓、南阳县蒲山汉墓、新野县樊集汉画像砖墓等均有陶井随葬。南阳地区汉墓中出土的陶井，从质地上可分为泥质或夹砂灰陶、红陶；红釉、黄釉和绿釉陶几种，早期多灰陶或红陶，晚期多红胎釉陶。根据其形制，可将这些陶井归为三型，各型内有若干式并有附图。

分二式

Ⅰ式：敞口，平沿，方唇，筒腹，腹径上大下小，无底，腹饰宽大的凹弦纹。

Ⅱ式：敛口，平沿，筒腹，腹径上小下大，无底，腹饰不规则的宽凹弦纹。

分七式

Ⅰ式：敛口，平沿，腹稍鼓，最大径在腹下部三分之一处。下部的腹壁内收，平底或稍内凹。

Ⅱ式：敛口，平沿，方唇，腹壁斜直，平底或无底。

Ⅲ式：口微敛，宽沿，束颈，平底，底径小于腹径。

Ⅳ式：敛口，平沿，腹稍鼓，腹部最大径在1/2处，下腹呈直筒形，平底。

Ⅴ式：口微敛，平沿，腹稍鼓，腹部最大径在中部，下腹部内收，小于中部，平底。有的在腹部饰两周凹弦纹。

Ⅵ式：敛口，平沿或方唇。腹部稍弧。最大径在下部，平底。此式多有拍印的纹饰，在口沿部和整个腹部，以菱形纹、叶瓣纹、鱼纹、小方格纹、回纹和凹圆圈纹等较常见，繁缛复杂，十分美观。

Ⅶ式：敛口，平沿，斜腹，最大径在下部，平底。小汲水壶塑在腹壁外部。

分六式

Ⅰ式：长筒形井筒，平沿外折，平底。在井上部约三分之一处为井栏，井栏较井筒为粗。

Ⅱ式：长筒形井筒，口部平唇，上有提梁形陶制井架，井架上有四阿式井亭。

Ⅲ式：圆井筒，平沿，井沿上有对称的两直耳为井架，架上设横梁，梁下设滑轮。

Ⅳ式：方形，整体仿木石结构制作。无井筒，井口有井栏，其上设井架，呈梯形；井架上装有滑轮。井外壁饰作浅浮雕式的几何图案，其间并饰五铢钱图案。该井造型特殊，同南阳汉墓中常见的陶井形制不同，但与洛阳烧沟汉墓第二型陶井相仿。

Ⅴ式：方形，井体较短，下有方形座。井壁外有井栏，井筒与井栏合为一体，无显著区分。座为四面斜坡式，每面下边沿处各有水槽，造型别致，使用起来安全卫生。

Ⅵ式：方形，整体为仿木石结构的井楼房。方井筒，宽平沿，沿上两边有对称的墙壁形井架，壁上部各有一小圆孔。上为悬山式两面坡顶。整个井楼设计合理，使用方便卫生。

南阳地区出土的这批汉代陶井，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与洛阳烧沟汉墓出土陶井相比较形制上差别很大，只有方城党庄汉墓出土的一件绿釉陶井与洛阳烧沟汉墓二型井相仿，烧沟一型、三型井在这里不见。总的来看，南阳出土的陶井大部分为圆筒形，内有汲水小罐；少数为方形，一部分带有井栏、井架、井亭、滑轮等附件。圆筒形井，形制也有区别：或有底，或无底；或口小底大，或口大底小；或直筒腹，或弧腹、斜腹；或素面或饰有精美的纹饰，反映了汉代陶井形制的多样化及先进的制陶造型技术。

从制法上看，圆形井多为轮制，无井筒的方井栏则为模制，井栏上的支架及附件多模制。圆井筒下部三分之一比上部稍厚，接触地带痕迹明显，有的简单地用一周凹弦纹表示。口沿的制作上，有的为平沿，有的平沿再向下折成方唇。井身纹饰除弦纹外，多是模子印打在器身上的。

时代上，随葬的这批陶井从西汉晚期经新莽至整个东汉时期。

这批陶井中，有许多带有井栏、井架、滑轮等附件，那是当时先进的汲水设施的再现。随着井的深度的增加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促使提水用具不断有所改进和发展。首先是发明了简单的机械桔槔，进而有了较先进的辘轳和滑车提水工具。这两种机械装置，大大减轻了从井里汲水的劳动强度，无论用于生产和生活，都具有普遍易行的实用意义。用滑车汲水在汉代使用已很普遍，许多汉代画像石、砖上都有用滑车汲井水的图像，汉墓中出土的这类陶制水井模型，更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滑车等汲水机械及井的附属设施，弥补了考古发现中汉古井的不足。

经春秋战国至汉代，铁制工具广泛应用，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凿井技术的提高，开凿水井更加普遍了，水井已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汉代考古中，南阳市文物研究所1997年和2000年分别在南阳白河镇双铺村及白河滩上发现汉代井群，两处遗址均位于农业生产区内，附近没有发现大的建筑基址、墓葬等，疑为灌溉用井。文献记载，南阳汉代水利设施发达，西汉，南阳太守召信臣在修有大的渠堰等水利工程外，还建有为数众多的汉土当、汉井等小型水利工程，为促进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两处井群离白河较近，蓄水方便，用于灌溉的可能性较大，相对于灌溉用井，南阳市文物工作者在1959年和1994年，分别于南阳汉代冶铁遗址及汉代铸币遗址手工业生产区内发现汉井群，根据其位置断定，这些井显然是用于工业生产的，考古材料所提供的汉代水井，有瓦圈井，也有砖券井，券法既简单又坚固，券井技术进一步提高。而且井已在汉代工农业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91年，在南阳铁官所属的冶铁遗址制陶作坊，还发现了专门制造随葬明器的作坊。在七个陶窑址出土的遗物中，除一部分是鼓风管残片、耐火砖等残块外，一大部分是汉墓中常见的仓、壶、井、灶、陶狗等明器烧坏的残块，说明制陶作坊在保证冶铁所需的陶制品外，还多品种、大规模地生产随葬明器，成为南阳随葬明器的一个生产基地，为汉墓随葬陶井提供了充足的货源。

在汉代考古工作中，中原地区多发现水井及水井模型，而南方及成都、关中地区则多发现水田陂池模型，反映了各地作物种类的不同和种植上的区别。南阳地区出土的这批陶井模型，对我们了解汉代水井的形制，研究汉代丧葬习俗，是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

⑴《唐河石灰窑村汉画像石墓》，载《文物》1982年第5期。

⑵《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

⑶《方城党庄汉画像石墓》，载《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

⑷《河南南阳县蒲山汉墓的发掘》，载《华夏考古》1991年第4期。

⑸《新野樊集汉画像砖墓》，载《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

⑹《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⑺《南阳北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的发掘报告》，载《华夏考古》1991年第1期。

⑻《河南泌阳板桥古墓汉古井的发掘》，载《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