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陶承(1893—1987),女,原名刘桃英,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欧阳陶承,湖南长沙人。中共党员,烈士
欧阳立安的母亲,著有《我的一家》(1956年)一书,该书曾被改编为电影《革命家庭》(1960年)。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农历三月出生于长沙县新康都之靖港。幼孤家贫,由舅父寄养邻居(干娘)家。13岁湖南湘绣馆习湘绣,1911年18岁时因冲喜嫁给病中的欧阳梅生,住长沙三兴街。1914年生长子
欧阳立安(1914-1931)。以后又生应坚、稚鹤(1924-1940)、本纹。
1926年丈夫
欧阳梅生参加中国共产党,任湖南省总工会秘书长。1927年“
马日事变”后转移武汉,与张浩、龙大道组成中共汉阳县委,陶承负责掩护工作。1928年2月,梅生病逝,陶承带子女去泸,在上海工联、共青团中央秘书处和中央国际事务团以“住家”妇女身份掩护革命,并改名陶承。1931年2月7日,长子立安在上海龙华被杀害。11月被调至中共中央国际事务团去掩护机关,该机关设在公共租界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张家花园一幢三层洋房内,陶承的对外身份是商务印书馆林股东的太太。1932年初,因交通员被捕叛变,机关遭破坏,陶承与党失去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母子三人随难民群辗转抵汉口,找到八路军汉口办事处,将儿女稚鹤送到延安,陶承只身奔赴重庆,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从事机要工作,后调第五保育院。1943年夏,去延安,获知儿子稚鹤已与1940年牺牲。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建国后,先后在政务院、内务部、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机关工作。1956年写成《我的一家》一书(何家栋、赵洁执笔,工人出版社出版),深受青年喜爱,发行600多万册。后改编为电影《革命家庭》。1968年3月“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入狱,1973年7月出狱,1975年9月经邓颖超、周恩来过问,被恢复党籍。1986年7月11日,在长沙病逝。
失去孩子的陶承含悲忍痛,于1938年夏带着两个儿女辗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分配任务,并坚决请求组织把两个孩子送去延安。这年秋,她被分配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调四川战时儿童第五保育院,负责教养难童。1943年6月,陶承到达延安,得知小儿子稚鹤已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在同浦战场上。她化悲痛为力量,积极投入
延安大生产运动,同时坚持学习文化,后参加怀安诗社练习诗文,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陶承改名为欧阳陶承,先后任职于政务院、内务部。生活在新中国的晴朗天空下,使她更深切地怀念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烈士和她的家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在报上发表了纪念儿子欧阳立安的文章。
丈夫欧阳梅生1928年由于劳累过度送医院抢救无效逝世。1930年,她的大儿子欧阳立安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小儿子稚鹤16岁时牺牲在战场上;二儿子立坚也很小就参加了革命。
1928年初春的一天深夜,欧阳梅生在起草给省委的紧急报告时,由于劳累过度,突然晕倒在地,送医院抢救无效,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息。党组织关怀和照顾陶承一家,陶承却说:“不必特别照顾我,你们不要只把我看是朋友的妻子,还应该把我当作自己的同志!”
陶承把对欧阳梅生的怀念写在诗里:“梁上有孤燕,晨去暮归来。不知说何事,喳喳费我猜。玫瑰红朵朵,青春能几回。回忆当年事,犹然令人悲。”但她绝没有在悲痛中消沉下去,从武汉到上海,从上海到重庆,又从重庆到延安,不论环境多么艰苦恶劣,她都紧紧跟着党,并历尽千辛万苦把孩子培养成革命的可靠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