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汝鼐（1601年-1683年），字仲调，又字燮友，号密庵，明亡后更名为鞠延，字忍草，号忍头陀，或署石溪农。湖南宁乡人。明末清初时期官员、诗人。

《清史稿》所载其传如下：

陶汝鼐[nài]，字仲调，一字密菴，宁乡人。与郭都贤交最笃。崇祯初，充拔贡生。会帝幸太学，群臣请复高皇积分法，祭酒顾锡畴奏荐汝鼐才，特赐第一，诏题名勒石太学。除五品官，不拜，乞留监肄业。癸酉举於乡，两中会试副榜。南渡后，剃发沩山，号忍头陀。生平内行笃，父歾，哀慕终身。事母曲尽孝养，处族党多厚德，尝为人雪奇冤，冒险难，活千馀人，然不自言也。诗古文有奇气，著有广西涯乐府、古集、寄云楼集、褐玉堂集、嘉树堂集，都贤为序而行之。有“生同里、长同学、出处患难同时同志”之语。

陶汝鼐原本只想做一名处江湖之远的文人，不问政治，终日以读书为乐。

但在明清之际巨大社会变动下，山河破碎，家业飘零。陶汝鼐不得不走出书斋，投身到当时遍布全国的反清活动中。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时，他受人举荐担任了何腾蛟的监军。南京陷落，弘光政权灭亡后，他又转道广西，参加了永历政权，并官授翰林院检讨。但腐败的明政权贪图享乐，无所作为，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复国无望，陶汝鼐只能再次归隐不仕。

顺治十年（1653），他受到牵连，以叛案下狱，被定为死罪。幸而友人多方努力，尽力搭救，才免于一死，但仍被囚禁了一年多才得以放还。晚年，在沩山剃发为僧，号忍头陀。遁迹江湖，郡县曾以“隐逸”荐举，坚辞不仕。

他年轻的时候曾加入过复社，才华横溢，诗文书法俱佳，名动海内，被当时的人称为“楚陶三绝”。著有《广西涯乐府》、《嚏古集》、《寄云楼集》、《褐玉堂集》、《嘉树堂集》等。另有合刻的《荣木堂文集》、《荣木堂诗集》共三十六卷，流传于世。《清史稿》卷五零一有传。

他的诗多感慨兴亡，自伤身世之作，激越凄楚，声情并茂。如《白水六月五日》一诗：“此地余茅屋，相邻近钓矶。村香吹岸帻，竹粉■披衣。野旷人烟贵，兵深物命微。得闲殊自诧，何也■忘归。”《放还贻别诸同难者》：“填海移山事岂成，湘天不明人夜行。十年离乱各风雨，一劫修罗共死生。辽鹤乍来城郭变，枯树纵去江潭平。归欤莫负雄慈力，好着袈裟安钓耕。”都写出了清初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浮动的状况，文辞间流露出非常痛迫的感情。

他的文章内容也多是涉及到明清之际的历史，忆古思今，文笔纵横驰骋，颇有气势。

《荣木堂文集》共十二卷，所以见到的最早的刻本是清康熙年间的刻本。卷一为论、策和代人所作的制词，卷二到卷四为序，卷五为志序，卷六碑记，卷七游记，卷八传、志传，卷九题跋，卷十书启，卷十一祭文与墓志，卷十二杂著。作者并不是一位关心时政的人，入清后，虽归隐不仕，但却也并不继续抗清的活动，反而是安于现状。因此文集中不象当时大多数明朝遗民的作品那样，充满了明显讥刺怨怼清朝统治的文字，相反，在某些文章中还流露出对清王朝有所称颂。如卷四《新修长沙府志后序》称清朝统治者使“世乱而复始，地危而复安，政教失而复修，如行■海中再睹澄霁。幸矣！”

这时陶汝鼐已经安心于做一名清朝的顺民了。但旧王朝的影响和痕迹毕竟不是很容易消退的。何况他在过去曾有过少年得志，名动海内的美好记忆，因此在许多文字里仍然不时表达对明王朝的怀念之情。如卷二《商歌自序》云：“思报国恩，独惟文章……余明之逋人也，……三十以前习成，宗伯、冢卿、宰相皆持奏其举子文，先皇帝诏勒其姓字于石，欲早用之。……嗟乎！君国之恩，报无日也。”“今即有人笔削三百年王业之盛，无缘得见，姑撮其奇事数十，广昭代之异闻者，咐诸《嚏古》焉。”这篇文章作于顺治八年（1650年），那时作者虽已削发为僧，却生缘未断。遥忆当年自己颇得朝中重臣的推许及崇祯皇帝的赏识，封官扬名的情形，仍然感激涕零，为不再有机会上报国恩而扼腕长叹。因此，只能以文章记录旧朝“奇事”来寄托自己的情感。

他的文章中也有一些记载抗清志士轶事的文章。如卷八《扬龙友中丞传》中详实记叙了友人扬文骢（龙友）坚持抗清，不屈不挠，被俘之后，不为清政府威逼利诱所动，慷慨赴义的经过。《黎平何公殉节传》记述了南明督师何腾蛟受伤被俘，誓死不降，绝食五、六日，终于被杀。作者曾做过何腾胶的监军，朝夕相处，共同斗争，对他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写到何殉国时，说“天为之■”，又云：“呜呼！公于是成仁无憾矣。……封疆大臣能鞠躬尽瘁，从容而死节者如公几人！”

陶汝鼐的诗文风格颇受公安、竟陵的影响。卷三《刻荣木堂诗集自序》云“十三补弟子员，即私效袁公安近体诗”。卷三《车孝恩高霞堂集序》中也说他曾在二十多岁时北上游历关中，在回乡的途中特地到鄂城向钟惺请教诗学。他对明七子的复古倾向，并不赞同，主张诗歌应以写性情为主。卷二《嚏古自序》说：“窃尝披撷春华，追寻古响，不若汉魏乐府诸诗，苏李而下犹能真真朴朴，写山川风俗，忧思怨悱之情也。……明兴，吴越诗最盛，中叶乃推七子，然所为乐府不过拟古题目，刻画无盐。即通肖古人口吻，何关风义！”

卷三《廖大隐覆巢全草序》又云：“噫嘻！汉魏诗歌莫高于苏李蔡琰，而皆以骨肉生离，痛沦肌髓。”同时称赞廖大隐诗歌“悲则悲矣，其沉郁顿挫之节，忧思怒悱之情，犹江潭遗响也。”可见作者推崇的是那些抒发真实感情，能打动人心的作品。他还认为李白杜甫之所以最为人称道，是由于“盖代词人，遭逢祸乱”，“一则子然流夜郎，一则无家寻弟妹”，因此沉郁顿挫之节，忧思怨悱之情溢于言表，诗作感人肺腑。而明七子刻意仿古，结果作品呆板乏味，自然不能动人，而比拟之处往往不伦不类，就象以丑女比美人。

作者是一个寄情山水，率性而为，疏离政治的人。因此《荣木堂文集》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他的游记。如《月夜游君山记》叙述了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仲冬与友人月夜游洞庭湖君山事“甫及中流，月光渐吐，波粼粼有金色”，“余灭烛受月，君山青影若岸”，“取径入山，修篁古木掩翳有声”，“月明烟淡，薄暖如春”，“斯时也，气若椒兰，响无虫鸟”，“倚杉下长啸，极目湖霜缕缕白而青天无纤生，遥指人寰，如隔瀛岛，神仙可接。”

又如《淞海观涛记》叙述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在一个夏季在海边从午夜到黎明观赏潮水的情形。“声来如雷！”“澎湃喧■，若万马奔至，卷地拍天，毛发欲竖。须臾红轮出曙，在百丈银山中，而此银山亿万腾涌，迸为火齐，散为紫贝亦亿万，未易名状。群舶帆樯，转瞬而没，移时水立，舶文在银山上，随潮落去，如坠危崖，”“雄奇变幻，约廿刻许而渐平，迥澜伏波，而观者神态始定矣。”两篇文章都写得清新生动，无论是月夜下静谧的湖光山色，还是朝霞中澎湃起伏的海潮，都被作者描写得逼真生动，引人入胜。

陶汝鼐交游广泛，与晚明的许多文人，如陈继儒，董其昌、钟惺、黄周星、杨文聪等都多有往来。文集中许多相关文章可以作为研究他们的佐证、参考。另外，文集卷八是陶汝鼐所撰补续的《长沙府志》中的人物列传，数量亦颇为可观，而且他所记的又多是明末清初的人物，亦可以用来补正史方志的缺失，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乾隆四十三年，湖南巡抚查出陶汝鼐之孙陶煊与张灿同辑的《国朝诗的》内有吕留良、屈大均的诗作。这是雍正朝的一桩文字狱。当时雍正皇帝利用这桩案件，一面清除了诸王朋党的残余势力，另一方面大大打击了汉人的反满意识。当时此案牵涉面极广，处理也极为残酷，但凡同吕、屈有关联的人、事，收有他们文字的书籍，都统统被列入禁毁的行列。因此湖南巡抚派人到陶煊后人家中搜查，是否还有其他的违碍书籍。又抄出了陶汝鼐的《荣木堂集》，认为书里有“隐合怨谤”语，于是奉旨将《荣木堂集》与《国朝诗的》连同书板一起销毁，列为禁书。这样一位不问政治的文人的抒发心性的作品，意然也会因莫须有的罪名而招致禁毁，清朝文字狱的泛滥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