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涛（1917年7月~2013年4月5日），女，原名肖如琴。祖籍广东潮阳市（今属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镇，出生于上海。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新四军老战士，第三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原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化学工业部技术委员会原主任，原石油化工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第31届、第32届中国化工学会理事长。

陶涛，化工专家。1938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3月任上海大同大学地下党支部宣传委员。1941年1月后，在新四军军部财经部及所属江淮银行、苏中行署二厅、华中局财委会财政部工作。1945年12月后，任山东省政府财政厅会计科科长，大连建新公司工程部资料室主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计划处副处长、兵工局计划处处长。1954年3月，任苏联染料工厂实习总工程师。1955年12月后，任吉林染料厂副厂长，化工部有机局、生产司、技术司、一局、二局副局长、副司长，燃化部化工生产组及化工生产二组副组长。1975年10月后，任石油化工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化工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82年5月，任化工部技术委员会主任。1993年12月离休。陶涛是第三届、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陶涛原名肖如琴，1917年7月出生于上海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好学上进。她读初中时，恰逢“九·一八”事变，翌年1月28日日军又进攻上海，使她感到耻辱和痛心。她认为中国之所以长期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国力不强。于是立志努力学习，长大后做个科学家，用科学振兴国家。1936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化学系。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十分高涨。在新的形势面前，她感到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不能再等待读书救国了，必须首先参加抗日救亡，共赴国难。这时她的一个表舅（中共地下党员）对她进行了革命的启蒙教育，指引她参加学生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她参加中共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积极组织同学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在斗争中提高了政治觉悟，1940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在大同大学化学系毕业。由于她在大学时的活动比较暴露，1940年12月，根据党组织指示撤出上海，到苏北参加新四军。

开始她在新四军财政经济部生产建设科当科员，不久即调江淮银行任营业科科长。为了支持抗日战争及与汪伪货币作斗争，上级决定由江淮银行发行“抗币”（抗日民主根据地发行的货币简称），并由江淮银行自办印钞厂印刷。该厂先用在上海秘密制造并运到根据地的印钞铜版印刷“抗币”，同时组织自制铜版。在制造印钞所需的凹印铜版时，最后一道工序在技术上遇到了困难。1944年8月，组织上派她去印钞厂帮助攻克这一难关。她凭着在大学学到的化学基础知识，参考了两本英文化学书籍，就因陋就简地组织起电解铸铜版的小试验，迅速掌握了技术，于同年12月自制出第1批凹印铜版，并在除夕之夜印制出了钞票。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涛调到解放区山东省人民政府财政厅任会计科科长。1947年3月调到大连搞军工，在大连建新公司工程部任资料室主任，主要翻译国外化工技术资料，为领导决策和工厂组织生产提供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任计划处副处长兼兵工局处长。1952年她到北京俄语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俄语，1954年去前苏联，先后在乌克兰鲁别什诺也染料厂和莫斯科染料厂实习生产副厂长的工作。1955年回国后任新建的吉林染料厂（属前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的项目）副厂长，主管生产技术工作。她抓紧培训生产人员，做好各项生产准备，促进该厂顺利投产。

1956年6月化学工业部成立后，陶涛调任部有机化学工业局副局长，以后改任生产司副司长。她从1958年任技术司副司长以后，至1975年，长期负责为国防尖端技术配套的化工新材料的科研开发和生产管理。其间，1961年曾作为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团员，参加中苏经济科技协作项目的谈判；还去阿尔巴尼亚任中国化工专家组组长，负责援阿项目的谈判及选厂工作。1975年成立石油化学工业部，陶涛任副部长，主管化工新材料和医药工业。1978年恢复成立化学工业部，陶涛任副部长，主管化工新材料工业和化工生产工作。1982年退居二线，任化工部技术委员会主任。曾任第31届和32届中国化工学会理事长。

陶涛长期致力于化工新材料的科研开发和生产管理，是发展我国化工新材料工业的组织领导者之一。组织了品种繁多的化工新材料的科研开发和生产建设，为建立化工新材料工业、满足我国国防工业的需要作出了重要贡献。

组建化工新材料科研开发网络

50年代中期，党中央作出了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国防尖端技术和新式武器装备需要很多品种的化工新材料。当时这些新材料在国内还是空白，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工业发达国家能够生产，但对我国严密封锁禁运。为了保证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需要，化工部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的化工新材料工业。

陶涛自1958年在化工部任技术司副司长以后，即与化工新材料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初创化工新材料工业时期，科技力量薄弱，资料缺少，设备条件差，而国防科技工业对化工新材料的需要又很迫切。为此，她认真贯彻上级的决定，在化工部党组和主管副部长李苏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和具体领导化工新材料的科研开发工作，力争尽快地使国防尖端技术所需的化工新材料能够基本立足于国内，在品种、质量和数量上满足军工急需。

为保证完成任务，她积极组织化工新材料的科研开发队伍。根据化工部直属的几个科技力量较强、装备条件较好、又各有擅长的科研单位及生产企业的情况，分别组织建立了各类化工新材料的专业研究室，如有机硅、有机氟等新型合成材料研究室，工程塑料研究室，辐照聚合高分子合成材料研究室，特种涂料研究室，特种橡胶制品研究室，稀有气体和特种气体研究室，特种感光材料研究室，重水及其他稳定性同位素研究室，低温工程研究室，液体及固体推进剂原材料的研究室等，其中有的逐步扩大成为研究所、院。此外，她还积极协助上海市化工局组建了上海市合成橡胶研究所（以后改名为有机氟材料研究所）、合成树脂研究所、塑料研究所、橡胶制品研究所等，从事国防尖端技术所需的特种合成材料及制品的研究。同时，她根据化工部党组的要求，与各地化工部门及其科研单位密切联系，组织协调，使化工新材料的专业科技力量与民用化学工业的科技力量结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化工新材料的科研开发网络。这支队伍的建立和发展，为创建和发展我国的化工新材料工业奠定了科技工作基础。

解决重水和偏二甲肼生产技术难题

60年代初我国发展核工业急需重水。这是一种制造氢弹热核材料的原料，也是重水型原子反应堆优良的中子减速剂和冷却剂。重水在普通水中的含量仅为七千分之一，所以制取重水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同位素分离技术。1955年我国化工部门开始探索制取重水的方法。1961年9月国家科委和化工部联合在上海召开重水会议，讨论了我国开发重水的技术路线，制定了对4种制取重水的方法同时开展研究的规划。会后化工部抓紧了技术攻关和生产建设工作。

为满足核工业急需少量重水，首先集中优势力量突破技术上比较成熟而且也较易解决的水电解交换法，1963年底中间试验取得成功，制得了合格的重水产品，满足了核工业试验的需要。1965年根据中间试验的成果建成第一套重水生产装置，保证了研制热核材料的需要。但是水电解交换法的耗能量很大，成本很高，不宜用以建设规模较大的生产工厂。因此化工部大力组织突破投资省、耗能少、成本低的硫化氢双温交换新工艺方法。这种新工艺方法所用的化工原料毒性很大，腐蚀性很强，控制不好极易发生事故。1964年底中间试验装置建成。1965年初在进行化工投料试车前，陶涛赶到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协助解决设备试车中发现的问题，为化工试车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中间试验完成后，1969年建成了生产工厂。在化工试车之前，她又到现场具体组织了全系统的检查和消除缺陷的工作;促进设计、生产、施工人员大协作，共同克服化工试车中出现的许多艰险。当攻克了最主要的技术关键得到重水的半成品时，又出现半成品中杂质的含量过高，试车难以进行下去，大家对此十分着急。陶涛经过反复考虑，提出了一个除去杂质的临时措施，简便易行，采用后效果很好，使试车工作能顺利进行，为当时打通全流程起了重要的作用。1970年6月该厂生产出了合格的重水产品。这套新工艺方法生产装置的基建投资仅为相同规模的水电解交换法的1/8;经过几年的生产以后，产品成本仅为水电解交换法的1/6，工艺技术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为了既能生产重水，又能生产高能燃料液氢，开展了液氢精馏法制取重水的研究开发工作。液氢的沸点很低（零下253℃），而制造液氢的氢气，其纯度则要求非常高（要达到99.9999%），因此需要采用极为严格的净化工艺。科研人员在攻克了原料气的纯化、深度冷冻、绝热保冷、分析检测等技术关键之后，于1964 年中间试验取得成功。但是陶涛对工艺中的气体纯化问题仍不太放心：一是采用活性炭作纯化氢气的吸附剂，易于造成吸附器粉碎及系统堵塞；二是吸附和脱吸的温度相差太大，达220℃，使吸附器的材质难以承受。这个问题不解决是不能进行工业生产的。为此陶涛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后，安排科研人员采用一种新的吸附剂进行试验，获得了很好效果。新吸附剂吸附能力强，不易造成吸附器碎裂和系统堵塞，工艺操作安全；吸附和脱吸的温度差也降到仅几十摄氏度，设备材质也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化工部根据陶涛的建议采用液氢精馏法改造了水电解交换法的重水生产装置，仅用了原来基建投资1/4的费用，使生产能力提高了1倍多。以后根据航天事业的需要，又将此装置改为专门生产高能燃料液氢，满足了为发射通信卫星而研制长征3号火箭的需要，并为新建液氢生产装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965年中国科学院研究开发成功含氘化合物制取重水的新方法。此法的设备不需特殊钢材，投资省，能耗亦低，建设规模灵活性大，适合我国国情。根据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成果，化工部建设了工业试验生产装置。化工试车时，陶涛到现场蹲点，试车出现半成品浓度低于设计指标40%～50%的问题。她细心观察和检测装置运转情况，终于找到问题症结所在，采取了措施，使半成品的浓度达到了设计指标，为打通全流程又解决了一个关键。

我国发展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急需偏二甲肼。偏二甲肼是一种可以贮存的液体推进剂原料。化工部先采用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成果，1965年建成了生产装置，产品满足了火箭发射试验的急需。但是由于此种生产方法所用的原料价格昂贵，成本高，生产过程的毒性很大，所以化工部同时安排了氯胺法制取偏二甲肼的研究。此种方法原料易得，成本低。1966年建成了此法的生产厂，可是在试车中遭到了严重的挫折。1967年春陶涛赶到现场，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工程的质量存在严重问题。她决定将一部分设备和厂房加以修改，由设计人员重新进行设计。她在现场蹲点，帮助和促进搞好保温、消灭跑冒滴漏及改建工程的完成，直到1968年2月顺利投产。产品保证了长征系列火箭发射的需要，生产成本约为前一种生产方法的1/3。

组织突破聚四氟乙烯中间试验

50年代国防科技工作要求化工部迅速研制供应聚四氟乙烯。这是一种耐高温、耐强腐蚀、电绝缘性能好，号称“塑料王”的高分子合成材料，从制造单体到聚合，工艺流程长，技术非常复杂，物料毒性大，各项控制要求都非常严格，稍有不慎即会酿成爆炸、中毒和强腐蚀等事故。为了保证国防尖端技术的需要，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国家科委和化工部组织化工系统的有关研究、设计院所、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及部分高等学校，对聚四氟乙烯进行科研开发攻关会战。会战先后在上海鸿源化学厂和上海合成橡胶研究所进行。陶涛经常深入现场了解情况，组织研究解决会战中的问题，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1964年，建成年产30吨聚四氟乙烯的中间试验装置。试车前，陶涛到现场，对装置全系统组织了严格、细致的检查和返修，消除全系统的泄漏点，使系统中的含氧量低于设计要求值，坚持将设备、管道和仪表在安装中的缺陷都消灭在化工投料试车之前，保证了试车安全，促使化工试车达到一次成功。在中间试验装置试产出聚四氟乙烯树脂后，她又继续到加工树脂的塑料研究所蹲点劳动，仔细观察树脂在加工过程中的工艺性能和制成品的检测性能，直到确信聚四氟乙烯树脂和塑料制品的质量都合格后她才回北京。

竭尽全力，为国防尖端技术发展作贡献

陶涛十分重视科研成果落实到工业生产的问题，经常对工作人员说：国防尖端技术向我们要的是“产品”，不是“展品”。对重点工程项目，她都亲自抓，从项目的确定、技术路线的选择、科研工作的进展，以及在设计和施工中出现的问题等等，都一抓到底，直到科研成果转入生产、拿到合格产品。她抓住了设计这个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环节，支持并鼓励工程设计人员参加到科研工作中去，了解攻关情况和技术难点，使科研和设计工作互相配合。在项目转入工程设计时，她又支持设计人员进行现场设计，使设计和施工互相配合。这样做，既缩短了科研开发周期，提高了效率，也培养和锻炼了人才，促进了我国化工新材料工业的高速发展。

陶涛作为发展我国化工新材料工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和具体组织者，几十年如一日，一直为此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地奋斗，为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进行配套服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保护毛泽东的遗体献力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央决定，要想尽办法把毛泽东主席的遗体保护起来，让广大群众瞻仰吊唁。当天中午陶涛接到任务，迅速制作一个有有机玻璃罩的灵床，安放毛泽东主席的遗体。在玻璃罩内要避免接触空气，并保持低温以进行保护。陶涛立即到有关单位进行部署。职工们忍住巨大的悲痛，星夜赶制完成了有机玻璃罩及灵床，次日送到现场。遗体移人后，在玻璃罩内缓缓通上氮气，使毛泽东主席的遗体在低温的氮气气流下得到保护。吊唁活动结束后，要将毛泽东主席的遗体移到永久性的保护设施内。为防止在转移时遗体再度接触空气可能发生的问题，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陶涛提出了一个在小范围内造成氮气环境以进行遗体转移的办法：先将放置遗体的有机玻璃罩灵床和准备转移安放遗体的钛棺摆在一间临时搭成的房内，房内再堆满充满氮气的聚乙烯袋子，刺破聚乙烯袋，即可在房内造成氮气环境，从而使遗体能够继续在氮气的保护下安全地完成转移工作。这一简便、科学、实用的办法，为以后长期保护毛泽东主席的遗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1983年开始，陶涛组织编写《当代中国的化学工业》一书，任主编，此书已于1986年出版。

为表彰陶涛为发展化工新材料、保证国防尖端技术需要所作出的贡献，1985年国防科工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联合授予陶涛“国防军工协作先进个人”称号。

1990年化工部为她颁发“为化工事业作出贡献的老专家”荣誉证书。

1990年她被评为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党员。

1992年化工部为表彰她在化工新材料工业的创建和发展中作出的卓越贡献，为她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章。

2013年4月5日22时55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新四军老战士，第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原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技术委员会主任陶涛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陶涛同志去世前给组织留下遗嘱表示“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等任何仪式，不写生平。家中不设灵堂，遗体火化后不保留骨灰”，并交给党组织2万元党费，充分体现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老共产党员、老战士的高风亮节。

为表达对陶涛同志的悼念之情，国资委石化离退休干部局在充分尊重陶涛同志遗愿的前提下，在北京协和医院告别室向陶涛同志作了简单的告别。参加告别的同志有：贺国强、顾秀莲、盛华仁、杜源泉、秦仲达、洪虎、杨光启、潘连生、李士忠、王心芳、李寿生、张文宏、张晓群、吴清溪，以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国资委石化机关服务中心的领导，陶涛同志的亲属和生前友好，部分石化离退休干部和石化离退休干部局部分在职干部职工。

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赵乐际、王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朱镕基、温家宝、吴仪、顾秀莲、成思危、盛华仁、秦仲达、洪虎、陈士能等老领导，以及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张毅，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务院参事室、石化联合会、国资委石化离退休干部局、国资委石化机关服务中心、原化工部一局和二局全体同志，以及北京新四军及华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及苏中分会等单位送了花圈。

陶涛忠诚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组织上交给她的任务，无论熟悉与否都勇于承担，并且刻苦钻研，辛勤工作，不遗余力地去完成。她作风朴实，脚踏实地，严以律己，平易近人，热情地组织和带领广大职工，坚持不懈地为保证国防尖端技术的需要攀登化工科学技术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