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述曾，土木工程专家。长期致力于水利、河港及交通工程建设。抗战时期，他组织与参加修建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昆明机场等工程；抗战胜利后，主持了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长江、黄河防洪和水利建设做出了突出成绩。长期担任湖北省工程建设领导职务，对我国的水利和交通工程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长期水利建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治水理论，卓有建树。在从事水利教育工作中，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献身于科普和科协事业

1951年以来，他一直活跃在湖北科坛上，为湖北科普和科协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1951年，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武汉分会和湖北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相继成立筹委会，他分别担任了两会的副主任委员，并且连续被选为两会第一、二届副主任委员，副主席和主席。1958年两会合并成立了湖北省科协，他当选为副主席。1978年省科协恢复时，他又担任副主席职务，在1987年的省科协三大上，被一致公推为名誉主席。在学术团体中，他还担任过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湖北省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武汉分会理事长等领导职务。在担任这些科学技术团体领导职务时，他积极组织科技专家解决国家建设中的疑难课题和攻关项目，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成为湖北科坛上很有影响的活动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也是积极的参政议政者。1952年，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担任了民革湖北省委第二、三、四、五届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现为民革湖北省委名誉主任委员。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为民革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做出了贡献。他还曾任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第一、二、四届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陶述曾毕生从事的是交通工程和水利工程建设，是一位勤奋的工程师，在工作中一向以严谨、严格、不墨守成规著称。

陶述曾，湖北省新洲县（今属武汉市新洲区）人，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他早年积极投身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他以国家利益为重，不畏条件艰苦，不顾个人安危，辗转于大半个中国，以满腔爱国之情积极投身公路、铁路、桥梁、机场建设。

抗战胜利后，他投身治理黄河。他坚持真理，维护了黄泛区人民的根本利益，获得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高度评价。这期间，他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1949年2月，他出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参与了保护湖北工业和各项建设设施、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陶述曾为国家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历任武汉长江中游工程局总工程师，武汉长江大桥设计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交通厅厅长、省水利厅厅长、副省长等职。他还先后当选为政协湖北省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93年1月19日在武昌逝世，享年97岁。

陶述曾，原名翼圣。1896年3月9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其居地今划入武汉市新洲县）。家乡的小河经常洪泛成灾。在他家的门楣上，就有祖父留下的洪水刻痕：“道光二十九年大水至此”。少年时期，他随在河南做知县的父亲念书。在父亲修沟洫，兴农田的政务工作影响下，他从小对《山海经》、《水经注》、《地理志》等读物产生了兴趣。1906年，入开封旅汴中学（五年制）读书至毕业。1911年10月，武昌辛亥首义成功。11月，他以一腔报国热诚，投入武昌革命军政府将校补充团受训，旋考入武昌军官学校工兵科学习。在军校学习期间，一位教地形的教官对学生们说：“为生民立命，为万世立功的禹稷才是真正的英雄”。这句话对家乡频受洪水灾害的陶述曾影响很大，竟决定了他终身立志的事业。1913年，他因病离开军校，决心弃戎学工。

1915年春，他与胞弟陶希圣同时考取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暑期起，工科调往北洋大学。1918年，预科毕业后升入北洋大学土木系。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风潮波及天津，陶述曾成为北洋大学学潮的策动者与领导人之一。1920年春，校长冯熙运借助军阀曹锐的军警压力开除了180 多名闹学潮的学生。北大校长蔡元培顶住了极大的压力，接纳被北洋大学开除的学生，陶述曾因此进北京大学土木系，并于1921年毕业。

大学毕业后，尽管学业优秀，家境小康，但他没有留洋，而是回到了他度过少年时代的黄河之滨，志向是想拯救黄河灾民于水火之中。先是应聘在“水利工程测绘养成所”执教，后被委派为“华洋堤”督工专员。在这期间，他看透了帝国主义侵华的狰狞面目和封建军阀政府的腐败，愤而离开河南。1924年，他又满怀“实业救国”的热情，回到湖北筹开蕲春寅山煤矿，他把公司起名为“振业”，同时全身心地投入了矿山建设。一年半后，正当矿山建设完成即将投产，安徽军阀陈调元率军西进，使矿场变成了战场，振业被战争摧毁了。

192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革命军政府交通部韶赣国道工程局任技佐。此后的5年间，他一直工作在华南的交通线上。先是在韶赣国道第四测量队，后到广东韶坪公路工程处当技士，到粤汉铁路星韶段测量队任帮工程师，到粤汉铁路株韶段工程局任工程师兼分段长，长年跋涉在岭南的崇山峻岭之中。

1933-1936年，他应聘赴河南大学土木系任教授、系主任，并兼职为河南水利专科学校授课。同时还应聘兼任了河南河务总局技正，参加黄河防汛。

1935年夏，湖北发生特大洪水，汉江钟祥遥堤溃决，造成严重水灾，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故乡的这一消息紧紧揪住了陶述曾的心，无奈当时黄河也正涨大水，黄沁两河大堤紧张异常，使他无暇顾及研究家乡的水情。翌年6月，他带领河南大学与河南水专的十几名毕业学生，奔赴湖北钟祥参加遥堤堵口工程，任遥堤善后工程委员会工务主任。他运用黄河传统的堵口方法，与汉江的水情，泥沙、地质条件相结合，终于取得了堵口的成功。

1937年，他应邀前往海南，任琼崖铁路工程局第一测量队队长，测量海南的第一条铁路。抗日战争爆发，海南铁路停建，他又带领部分职工和设备转到湘桂铁路衡桂段工程局。当时的抗战形势急需修通湘桂铁路连通越南海防，以维系与国际联系的交通，修路任务相当紧迫。衡桂段工程局局长杜镇远任命他担任灵川桥工处主任，并限期完成任务。他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按期完成了建桥任务。

1938-1945年，整个抗日战争的8年时间里，陶述曾几乎全部参与了滇缅铁路、中印公路等交通建设工程。从在滇缅铁路当总段长、副处长，在中印公路当工程处副处长、总队长，在昆明飞机场工程处当处长，直到出任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处长、副总工程师，他为修建这些工程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那时的滇西，民族矛盾尖锐，情况复杂，自然环境恶劣，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再加上落后的工程装备，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广阔的襟怀和勇敢的胆识，是不敢去开拓这条崎岖而又维系民族存亡的道路的。尤其是澜沧江畔的无量山，山势挺拔，地形险峻，是滇缅铁路的困难工段，过去曾由英国人查勘选线。陶述曾对这里的地形地质条件反复研究后，重新订正了这条线路，使铁路坡度与长度都比原线优越，被誉为“陶氏线”。滇缅边境的勐定是全线中最艰苦的地段，“瘴疬”与“土匪”使人们不敢轻易进去，而陶述曾却主动挑起了修建西段工程的重担，在滇缅铁路测量和路基施工的4年中，他曾三进勐定，并且是在疟疾猖獗的雨季连当地人也回避的时候进去的。同去的员工大多数为这条抗战交通线献出了生命，他也多次染上疟疾险些葬身于林莽。

1946年春，他处理完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善后事宜，又欣然领命出任黄河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局总工程师。挑起了让黄泛区人民在抗战胜利后能早日重建家园的施工重担。

黄河自1938年从花园口南流以后，成为一条没有尾间的河流，失去控制的洪水恣意肆虐在没有防范的平原上，居民村落一夜之间即可成泽国。而干涸断流8年的黄河故道两岸，原有的大堤，或被沿堤挖战壕，或被开为大车缺口，甚至被挖平了种庄稼，如果不修复故道的河道堤防就堵塞花园口，无异于让黄河洪水在故道造成新的泛区。陶述曾在1946年4月到工地查勘后，对这一形势认识是很清楚的。然而，当他从故道查勘后到达花园口堵口工地时，眼前的情景却使他万分惊讶。原来，堵口工程在美国联勤总部委派的顾问，美国工程师塔德的指挥下，在3月1日就开了工，1 460米宽的决口，已捆厢进占了1 060米，只剩下400米宽的口门。黄水在口门中湍急奔泻。塔德计划要在当年大汛到来以前的6月将口门合龙闭气，情势紧急，一定要阻止塔德计划的实施。陶述曾顾不得旅途劳顿，立刻以总工程师的身份编制了一份施工计划。但美国顾问塔德拼命反对这个计划，并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

陶述曾因此离开工地，塔德则日夜赶工，架桥抛石。无奈黄河伏汛6月28日就抵达花园口，数日之内，所搭栈桥尽被冲没。塔德面对滔滔黄水，只得承认失败。为此，原堵复总局局长引咎辞职，由朱光彩继任局长。朱光彩电请陶述曾复任总工程师。他返回工地后，发现口门河势刷深剧烈，原设计的栈桥平堵方案已难施行，便重做设计，创造性地在黄河上采用双仔戗立堵的方法，终于在1947年3月胜利完成了这个在黄河史上最后的堵口工程，便黄河安然流回了故道。

花园口竣工以后，陶述曾就任了交通部广州港工程局局长职。经过数月在人员、机构、经费、房屋上的筹备，开始了对广州港的勘测、规划设计和研究工作。由于日军撤退时在黄浦港抛下了大量枪枝弹药和炸弹，工作进行得相当艰难。经过大半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规划设计，并做了建港模型报送交通部。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展神速，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眼看南方大港计划已不可能实施。他于年底返回了家乡武汉。

1949年2月，他受聘任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中共地下党支持他就任，并利用这一职务保护好解放前夕武汉市的建设设施。他就在这个岗位上，在我党的领导下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解放伊始，武汉百废待举，他主动接过大冶源华煤矿公司董事长的重担，四方奔走借贷筹款，积极开掘新井，三个月后，煤产回升，缓解了武汉市的供煤紧张状态。

1949年8月他欣然应聘为武汉大学土木系教授。为了把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传授给学生，他经常工作到深夜，亲自撰写教材。在武汉大学，他是学生们最热爱的教授之一，他的学生有不少现在已成为知名学者。

6月，他出任湖北省防汛总提挥部副总指挥长，挑起了江汉防洪的重担。在历史上长江洪水灾害十分频繁，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威胁。陶述曾有丰富的黄河防汛经验，他一上任就跑遍了江汉平原，查勘长江，汉江河势，调查堤防围垸的历史和现状，研究险工险段的防护，并且通过地质考察，指出了江汉平原堤基青沙层的普遍存在是影响堤防安全的严重隐患。

1954年，长江发生百年未遇的罕见特大洪水，武汉关水位达到创记录的29.73米（吴淞高程），远远超过1931年和1935年的洪水水位。此时陶述曾受邀任市防汛总指挥部总工程师。当时环绕武汉市的大堤全长147公里，堤基情况复杂，堤防质量较差，堤顶高程普遍偏低，防汛难度极大。他首先派出总工程师室的全体工程师去现场摸清堤防情况，对全体防汛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协助总指挥长健全防汛抢险的组织机构和物料供应。同时，他还日以继夜地赶写《防汛与抢险》小册子，印发到基层指挥员与技术人员手中，指导他们正确判断险情，运用恰当方法抢救。随着江水位不断猛涨，根据水情预报，参与总指挥部制定了五次大的加堤战役，始终把大堤的加高加固抢在洪水上涨之前。每一次重大险情，他必到现场亲自指挥。在防汛抢险中，他批判了过去习用的一些错误经验，提倡科学方法，如采用导渗的办法处理漫浸，用倒滤井的办法处理管漏，用木排防浪减轻对大堤的冲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打桩、沉船、抛石、压浸等方法更是制订出技术规定不准滥用。他言传身教，要前线指挥人员处险不惊，分析堤情水情，找到险情的原因再适当处理。不仅节约了大量工料，也提高了排险的保证率。他根据水情的变化（如上涨阶段、高水位持续阶段、退水阶段）和武汉市堤防的具体情况，预先指出可能发生的险情种类、预防措施和抢险方法，写成文章发表在《长江日报》上，对全面指导防汛抢险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防汛抢险中合理运用科学技术，为抗洪斗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54年冬，湖北省江汉干堤开展了规模浩大的堵口复堤工程，他又亲临各个主要工地指导工程施工。

1955年4月，湖北省水利局改组为省水利厅，他出任省水利厅厅长。1962年，任湖北省副省长，仍兼任省水利厅厅长，直至1966年。在这期间，湖北省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

抓防洪体系的建设

陶述曾上任后首先抓防洪体系的建设。江汉干堤普遍进行了加高培固、消除隐患的工程建设，江汉中下游在完成了杜家台分洪工程，尤其建成丹江口水库后，抗洪能力已大大提高。对江汉平原如何提高防御长江洪水的能力问题，他一开始便积极主张兴建三峡枢纽工程，并且主张三峡工程应把防洪目标放在首位。

平原湖区的治理

其次是平原湖区的治理。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的美誉，但湖区水系混乱，排泄不畅，每当外江高水、极易渍涝成灾，土地虽广阔肥沃，却不能稳产高产。陶述曾一上任便狠抓了勘测设计力量的扩充和基础技术工作建设。他除了亲率各行业专家多次到湖区考察，研究治理方案外，还积极组织技术力量开展了湖区治理规划。如今荆北四湖地区已建成800万亩粮棉生产基地；在汉北地区，他亲自率队选线，人工开挖汉北河，撤开丘区洪患，引来汉江水灌溉，已变成旱涝保收的米粮仓。此外，如汉南平原的灌溉与排水；东西湖的围垦等，都无不凝结着陶述曾的心血。

航运、供水、发电等综合利用

在治理湖区的同时，他也在为山区丘陵区的旱灾对农业生产的巨大影响操心，同时还想到了航运、供水、发电等综合利用。从1956年组织府河流域规划起，连续进行了多条小流域开发规划和大中型山谷水库选点，并对效益好，开发条件优越的工程开展了前期勘测设计工作，使漳河水库、白莲河水库、富水水库等一大批大中型骨干枢纽工程得以顺利建成。在指挥工程建设中，他既是厅长，又是总工程师。在他的指导和支持下，明山水库采用了先进的连锁管柱法处理基础防渗；白莲河大坝建成了代料心墙坝，为湖北大坝建设利用当地材料开创了新经验；对渠系建筑物推广了新型的结构设计和先进的施工工艺；全省的水利工程建设队伍也迅速成长。在这期间，他为湖北水利建设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

1976年，陶述曾被选为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时他已80高龄，却仍然孜孜不倦地工作。他参加了三峡选坝现场会议，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三峡可行性报告论证会和黄河流域规划会议，并且为这些会议撰写了论文。他还多次到鄂东大别山区考察水土保持情况，写出了多篇调研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