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继续发展南北朝时的驿传合一的制度，“驿”代替了以往所有的“邮”、“亭”、“传”。隋唐邮驿的规模相当大，唐代全盛时共设驿1639个，其中陆驿1297个，水驿260个，水陆相兼的驿86个，从事邮驿的人员达2万余人。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是我国历史上历来为史学家称颂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邮驿，也达到空前繁盛的阶段。

隋唐时期邮驿事业发达的标志之一是驿的数量的增多。隋唐继续发展南北朝时的驿传合一的制度，“驿”代替了以往所有的“邮”、“亭”、“传”。驿的任务包罗万象，既负责国家公文书信的传递，又传达紧急军事情报，还兼管接送官员、怀柔少数民族、平息内乱、追捕罪犯、灾区慰抚和押送犯人等各种事务，有时还管理贡品运输和其他小件物品的运输。隋唐时期的驿遍布全国，像一面大网似地密布在全国交通大路上。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水驿260个，陆驿1297个。那时，专门从事驿务的员工共有20000多人，其中驿夫17000人。这是一支很庞大的邮政队伍。驿夫又称驿丁。根据不同的驿站等级，驿丁的配备数目不同。《大唐六典》载，唐代最大的驿称为都亭驿，是国都所在的驿站，每驿配驿夫25人。各道陆驿分为六等：第一等驿配驿夫20人，二等驿配驿夫15人，三等以下递减，最后一等第六等驿为驿夫二至三人。水驿则根据驿务繁闲，也分为三等：事繁水驿配驿夫12人，事闲配驿夫九人，更闲水驿配备驿夫六人。有些学者据有关各种资料统计，有唐一代，全国的驿夫数实不止上述17000人，有许多盛唐时期新增之驿，尚未统计在内，其总数合计当在25000人以上。这和1949年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邮政人员总数几乎相当。这说明唐朝邮驿事业确是发达的。

那时，交通线路畅通全国各地。著名散文家柳宗元在《馆驿使壁记》中记载，唐时以首都长安为中心，有七条重要的放射状的驿道，通往全国各地。第一条是从长安到西域的西北驿路，自长安经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北）、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北）、兰州、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瓜州（治所在今甘肃安西东南）、沙州（治所在今甘肃敦煌）直达安西（今库车）都护府。第二条是从长安到西南的驿路，自长安经兴元、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剑州（治所在今四川剑阁）、成都、彭州（治所在今四川彭县）、邛州（治所在今四川邛崃）直达今川藏地区。第三条是从长安至岭南的驿路，由长安经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鄂州（治所在今武汉市武昌）、洪州、吉州、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直达广州。第四条是从长安至江浙福建的驿路，由长安经洛阳、汴州、泗州、扬州、苏州、杭州、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衢州（治所在今浙江衢县）直达福建泉州。第五条是从长安到北方草原地区的驿路，自长安到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再经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县），直达北方单于都护府。其他两条各自长安至山东、东北地区和荆州、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县）、忠州等四川云贵地区。这些驿道，通过的驿站，在《唐书·地理志》和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中都有具体的记述。可见这是唐朝驿道纵横的实际情况，丝毫没有夸张成分。在宽敞的驿路上，则是：“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那时邮递效率非常之高，据推算，中央的政令一经发出，两个月内便可推行全国。

除国内七条主要邮路外，唐朝对外还有若干国际性的驿道。中唐有一位地理学家贾耽，写过一篇《记四夷入贡道里》，说到唐朝的国际交往线也有七条：一为从营州入安东道，二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为从夏州、云中至蒙古草原道，四为入回鹘道，五为安西西域道，六为安南天竺道，七为广州通海夷道。通过这些水陆通道，可通往朝鲜、日本、中亚、印度和东南亚各国。

因为全国空前的大统一，隋唐时期从中央发至各地和由各地送达中央的官方文书特别多。仅各州送到中央的统计材料，每年即达50万张。《新唐书》记载，中唐著名诗人元结在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县）任上做刺史才不足50天，收到的各地文书就有200函之多。

隋唐邮驿的发达，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保证了中央各种制度在全国的推行。

隋唐时期，邮驿制度的完善，保证了全国驿传的正常进行。

隋朝国祚甚短，史书上关于邮驿系统的记载不多，但零星留下的史料，也足以使我们观察到当时邮传的效率。《隋书》记载，隋炀帝亲征高丽，30万大军就是凭邮驿结集的。当隋军集中于涿郡时，炀帝下诏：“凡此众军，先奉庙略，驰驿引途，总集平壤。”杨玄感叛乱时，隋炀帝两次发兵讨伐，都依靠全国的驿路，终于平息了这次兵变。炀帝时，兄弟汉王谅叛乱，权相杨素授权李子雄出兵进讨，所依赖的军队，也是在幽州“传舍”附近临时召募的《隋书·李子雄传》。

到李唐建国以后，邮驿制度在隋朝的基础上，更加完善。通过《唐会要》和《大唐六典》关于邮驿的律令，可以看出唐王朝存在一个相当完备的邮驿系统。在王朝中央和地方，有专职的邮驿官吏。按照《唐六典》的记载，唐朝政府规定，六部中的兵部下设的驾部郎中，专管国家的驾舆和驿传之事。驾部郎中同时也管马政，这样可以方便于邮驿中马匹的统一使用。在地方，唐朝有一整套的邮驿管理机构。诸道节度使下，有专管邮驿的馆驿巡官四名；各州，则由州兵曹司兵参军分掌邮驿；到县一层，则县令兼管驿事。至于县以下的乡一层，《通典》记载，唐玄宗以前，主理驿务的称为驿将，本不固定，由当地“富强之家主之”，到唐肃宗以后，改由政府任命驿长主管。这一套十分完备的邮政机构，管理着全国两万多名邮官、驿丁和总计约五万里驿程的邮路。除此而外，唐政府还有定期对全国邮驿的考核制度。《唐会要》载，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曾让各道观察使任命判官，到各州县考核邮驿事务，完成任务者有奖赏，有违法越轨行为者将受到惩罚。考核而外，还有不定期的巡视。唐玄宗、肃宗、代宗时都曾派政府大员到各地视察邮驿执行情况。为保证邮驿的正常运行，不受盗贼和地主豪贵的干扰，唐政府在各驿站还设有防兵。唐代宗时在洛阳至淮河的运河两岸，每两驿置驿防兵300人。唐朝规定30里一驿，即每里有驿兵五人。这是相当有效的一支保障邮驿畅通的队伍。

唐朝规定，全国各地的邮驿机构，各有不等的驿产，以保证邮驿活动的正常开支。这些驿产，包括驿舍、驿田、驿马、驿船和有关邮驿工具、日常办公用品和馆舍的食宿所需等等。唐王朝是我国历史上富盛的帝国，一切都甚讲排场，清朝学者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评论说，唐朝“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府舍必皆宏敞”。唐朝的驿舍也“丰屋美食”，比较“雄大”。唐朝的驿田，按国家规定，数量也较多，据《册府元龟》记载，唐朝上等的驿，拥田达2400亩，下等驿也有720亩的田地。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其他收获，也用作驿站的日常开支。唐朝陆驿备有驿马，水驿备驿船。按《唐六典》规定，陆驿上等者每驿配备马75至60匹不等，中等驿配45至18匹，下等驿配12匹至8匹。唐朝时驴也成为通常的运载工具，所以有些驿站也配有驿驴。水驿则配备驿船，从四艘至一艘不等。除上述外，唐政府每年还固定给各驿站经费补助，每年从全国各地收上驿税约150万贯左右，分到每个驿站经费约1100贯。

完备的邮驿管理制度和充足的驿传经费，保证了唐朝邮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正常运行。沿途从事传送政府文书的官员待遇是优厚的，连基层邮驿一站之长的驿长，也能过上悠闲的生活。在太平时期，有些小站驿长，因客稀事简，有时竟能以诗酒消磨时光。唐诗人赵嘏[jiǎ甲]有一首《赠馆驿刘巡官诗》说：“云别青山马踏尘，负才难觅作闲人。莫道馆驿无公事，诗酒能消一半春。”晚唐诗人李商隐也有诗曰：“绛台驿吏老风尘，耽酒成仙几十春。”当然这是个别的例子。一般情况下，驿长的邮务还是够繁忙的，就像柳宗元在《馆驿使壁记》文中所说的一样：“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送往迎劳之礼，无旷于日。”

唐朝对邮驿服务范围，有详细的规定。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动用邮驿呢？唐朝法律规定了明细规则13条，内容包括：军务紧急报告；在京诸司须用；诸州急速大事须汇报；国事活动时各州的奉表祝贺；诸道租庸调附送驿务；在外科举人员进京应考；政府要员过往迎送；政府官员因公去世家口还乡照顾等等。上述乘驿给传人员，概称“驿使”。这是一种不同于平日递送邮驿文书的驿丁的高级使者，他们因级别的不同，各享受不同的驿送待遇。根据《新唐书·百官志》的规定，一品官可给驿马八匹，二品官六匹，三品以下五至二匹不等。高级驿使和普通驿使（驿丁）在驿路上行使驿权，都需要特殊凭证。在唐朝通常有四种凭证：一曰银牌，由门下省统一发给，是一种宽二寸半长五寸的银制牌，上有隶书“敕走马银牌”五字；二曰角符；三曰券；四曰传符。后两种都是纸质证明。角符何种形状，史无明载，估计形状似角。有了上述证明，在全国驿道和关口才能通行无阻。

隋唐时期，一般公文传递，分水驿和陆驿两种。水驿负责传递文书的有驿夫、水夫。他们的生活相当艰苦。唐代诗人王建曾有一首《水夫谣》的诗，描述他们的生活说：“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衣寒衣湿披短縠，臆穿足裂忍痛何！”水驿送信，唐政府有一定的期限规定。一般规定在逆水行重舟时，河行每日30里，江行每日40里，其他45里；空舟行驶，则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他60里；在顺水中，则不管轻重舟，一律规定江河行一日100至150里。陆驿一般有马递和步递两种，后来又添驿驴传递。马递按唐政府官方规定，快马要求一天走六驿，即行180里左右，再快些则要求日行300里。最快的要求则为日驰500里——这是用于送赦书等紧急公文的速度。赦书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自然要求更快一些。步递人员在唐朝称为“步奏官”、“健步”、“脚力”、“送铺卒”等，这些名词表示不同的等级，其速度要求步递人员一天行走50里。

唐时建立了“明驼使”的组织。什么叫“明驼使”呢？据明人杨慎的考证，就是用一种能快行的骆驼来负担传递公文书信的任务。这种骆驼，“腹不帖地，屈足漏明”，能日行千里（《丹铅总录》卷十三）。又一说此驼“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驰500里”，所以叫做“明驼”（《杨太真外传》卷下）。据说唐玄宗时著名番将哥舒翰就使用过这种“明驼使”，经常派使者乘这种骆驼进京奏事，往往日行500里。杨贵妃也曾私自用明驼使将交趾上贡的龙脑香寄给安禄山。此外，武则天还曾创办一种叫做“匦[guǐ轨]”的木箱，收受民间各种来信。内容无所不包，可以毛遂自荐，可以请求伸冤，也可以给政府提意见，还可以把自己的好作品，尤其是为武则天歌功颂德的文章，投在这种信箱里。这也可以算作当时的一种特殊的了解下情的通信方式吧。

隋唐时期，在各种驿里服役的人，一般叫做“驿丁”、“驿夫”，或称“驿卒”、“驿隶”。从名称来看，他们的身份比较低下。前面已提到其中的一种水驿中的“水夫”生活相当艰苦，“辛苦日多乐日少”。陆路上的驿丁，也同样受到煎熬。他们在烈日之下，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在倾盆大雨之中，都毫无例外地要身背文书袋，匆匆奔驰在驿路上。敦煌有一幅晚唐时期题为《宋国夫人出行图》的壁画，就描绘了当时驿使身背布袋的形象。他们日常的任务很繁重，除途中奔跑着传递文书外，还要兼管扫洒驿庭等事。

更难以忍受的是当时邮驿通信制度很严。在唐朝法律中把邮递过程中的种种失误的处罚，都规定得很细。稍有差错，便要受到严厉的处置。唐朝规定，驿长应负有若干责任，首先必须每年呈报驿马死损肥瘠，呈报经费支出情况。若有驿马死损，驿长负责赔偿；若私自减去驿站人员和马匹，则“杖一百”。对驿丁的处罚更严。唐朝规定，驿丁抵驿，必须换马更行，若不换马则杖八十。唐律还规定，凡在驿途中耽误行期，应遣而不遣者，杖一百；文书晚到一天杖八十，两天加倍，以此类推，最重的处徒罪二年。假如耽误的是紧急军事文书，则罪加三等。因书信延误而遭致战事失败则判处绞刑。唐律对文书丢失或误投，也有很重的处罚。《唐国史补》曾记载一个负责签发公文的员外郎的官，他处理一个从河北发配到岭南的囚犯的文书，本应向河北、岭南两处发文，因夜间疏忽，只发了岭南一地，河北未发。事发之后，这个员外郎遭到了免官的处分。泄密应受到更严厉的处分，唐律规定，泄露重大机密者处以绞刑，私拆书信杖六十至八十。

驿丁中，大部分是被迫服劳役的百姓，也有一部分是各种犯法的囚徒。这些人本来就倍受封建制度的压迫，罚配到边远地区充当驿户。唐朝中期以后，邮驿制度开始混乱，一些贪官污吏利用驿传任意克扣驿丁的口粮，使他们的生活更为艰苦。唐武宗时候，终于爆发了肃州（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地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驿丁的起义。这次起义为首者汜[sì巳]国忠、张忠都是亡命的囚犯。他们从肃州一直打到沙州，一路上得到各驿户的支持。政府得不到情报或得到的是假情报，仓皇不知所措，起义军却“张皇兵威”。因为平时他们都是快马快步，“千里奔腾，三宿而至”。唐政府损兵折将，给统治者很大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