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文化，以简单朴素及内心平和为追求目标，不寻求认同为“隐”，自得其乐为“逸”。它是针对世俗文化而言的。世俗文化以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作为追求目标。两者皆无可厚非，个人取向不同而已。 但是在历史上也有以“隐”求显并成功取得富贵者，也有显贵过甚不得已隐姓埋名的隐者。他们都对隐逸文化有着不同的影响。 “隐逸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遁迹山林，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此种现象远古就有，但作为“隐逸文化”则生成于魏晋，它对这一时期乃至以后的世俗文化都有深远影响。

“隐逸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隐逸文化生成魏晋风尚对这一时期乃至稍后的南北朝的文化影响很深这一特殊环境。尽管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

“隐逸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有的诗的标题就用了“招隐”二字。比如西晋张载的《招隐诗》有这样的句子：“来去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因写《三都赋》而洛阳为之纸贵的左思，也写了两首《招隐诗》，其中有句曰：“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向，逍遥撰良辰。诗中提到的惠连是指柳下惠、鲁少连，曾屈已受禄；首阳的典故则是指不食周禄、宁愿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意思是说，无论是惠连的曲意求仕，还是夷齐的舍身全节，都与我无涉，我只知倘佯逍遥，怡然自得。

【词汇】：隐逸文化

【读音】：yin yi wen hua

【英语】：Seclusion Culture

【释义】：隐居不仕,遁匿山林的一种魏晋风气。在封建社会里,有些人不愿意跟统治者同流合污，隐居避世的做法。

古时，帝尧遍访圣贤，想将天下让给比自己更有智慧的人来治理。他访到了一隐逸的圣贤许由，恳切地要将天下让他。许由不仅借故逃走，并以听到此话为可耻，觉得两耳受了污浊，便去颖水洗耳，恰好遇到隐居树上的另一位圣贤巢父正牵牛犊到河边饮水。巢父得知许由洗耳之由，道：这个都是你自己不好，你果然诚心避世，何不深藏起来呢？现在你的两耳已经污浊了，洗过的水也是污浊的，我这只洁净的牛犊，不来饮你污浊的水。说着，竟把牛犊牵到上游去饮水。

魏晋清谈风气之盛、之烈，后人很难想象。清谈又称“微言”、“清言”、“清议”、“清辩”等。这种清谈经常通宵进行，所谓“微言达旦”；有人耽溺清辩，到了忘食的地步，所谓“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更有甚者，有的名士为了在清谈中应对制胜，竟至彻夜苦思而累病甚至累死的。晋人卫体弱而好清谈，一次在和谢鲲的通宵辩论中发病而亡，大概是死于心脏病发作。这种清谈并不是漫无目标，而是围绕着当时的文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比如“才性之辩”，就是当时一个热点问题。又比如，由于道家思想流行，对老庄之学感兴趣的人渐增，此外，同样被视为阐发玄学精微的“易”学，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探讨“老、庄、易”（并称“三玄”），也成了清谈的重要内容。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仅在清谈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谈，而且著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学家，如曹魏时的何晏、王弼、稽康、阮籍，魏晋之际的向秀，西晋时期的郭象、裴等。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和“隐逸诗”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山水诗，这也是“隐逸文化”的一个表现。 山水诗和“隐逸诗”可说是孪生姐妹。要隐逸，就必然会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泉，这必然会拥抱山川、赞美山川，吟哦之间，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则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婉约隽永。有人认为，六朝诗风过于浮靡，这如果是指部分诗作，特别是后期的某些所有的诗都归结为浮靡，是失之偏颇的。有人喜欢把六朝的诗同汉赋相比，认为后者气势雄浑，而前者则纤巧有余，凝重不足。这是一个审美取向的问题。犹之听惯了黄钟大吕声响的人，往往会不喜欢丝竹轻音。其实，汉赋也好，六朝诗作也好；黄钟大吕也好，丝竹轻音也好，凡是优秀的，都有其美学价值，而不能用一根尺子来衡量。拿六朝的山水诗来说，就不乏佳作。像左思的诗句“未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和“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谢的诗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诗相媲美。钟嵘的《诗品》，对谢诗的评价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讲到谢的诗时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故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说得很中肯。当然，六朝的诗作包括山水诗，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辞藻而流于浮靡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批评的“鬻声钓世”、“淫丽烦滥”，就是指的这种文风。

中国魏晋时代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的合称，成名年代比“建安七子”晚一些。七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被道教隐宗妙真道奉祀为宗师。其中，嵇康和阮籍的成就最高。

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隐逸文化”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的爱好。

玄学强调超越自然和宇宙本体之上的“道”、“无”的精神追求和哲学境界。玄学的兴起与汉末社会危机的加深、汉王朝的解体和经学的衰败有重要的联系，因受正始玄学的影响，嵇康等名士的荒诞异行实为释私显公的表现，自我意识、精神的觉醒和提升。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展现“竹林玄学”的狷狂名士风流自得的精神世界，刘勰《文心雕龙》评到“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肤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仙心”中显露“飘忽俊佚，言无端涯”的风格，从嵇康诗作文论中可一窥魏晋名士的玄远气度和名师风采，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