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存在于雅典的一种仅限于公民集体成员的民主政体。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称之为奴隶主民主政治。

现代西文中的民主(德摩克拉西，democracy)一词由古希腊文“德摩克拉提亚”衍化而来。古希腊文中的“德摩”有“人民”之意，“克拉托斯”意“主权”、“权力”。两词合成一个即“人民主权”(民主)。作为一种政体，它可能最早出现于雅典，是雅典平民与贵族长期斗争的产物。因而“民主”一词最早是在雅典得到使用的。希罗多德的《历史》提到这个词(《历史》6.43)。 雅典民主制思想的根源可追溯到原始氏族民主的观念。约在公元前8世纪贵族政治取代王政，改变了政体直接发展为君主专制的方向。公元前594年，梭伦在平民推动下实行改革，解放负债平民，促进了包括中小土地所有者在内的公民集体的形成、巩固，提高了公民大会在政治决策中的地位，建立公民普遍有权参与的民众法庭以及400人议事会，为民主制奠定扎实的基础。公元前509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地域原则划分政区，建立抽签选举产生的500人议事会和实行陶片放逐法，进一步削弱贵族势力，民主制得以确立。公元前461年，厄菲阿尔特民主改革彻底废除贵族会议政治特权，完善民主制。至伯利克里时代以及前4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民主制已相当成熟，包括如下主要内容:最高立法、执法与行政权力机构是公民大会，每13天举行一次。公民均在大会上有投票权、辩论权、提出动议权。所有有关国家的重大事务，包括重大案件均由大会以多数票表决。附属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是500人议事会，职能是在公民大会休会期间主持国政，为大会准备提案，监督各级公职人员。议员从30岁以上公民中抽签选出。日常司法机构为民众法庭，审判员也由30岁以上公民中抽签产生。此外，还有隶属公民大会和500人议事会的众多具体行政、军事机构，多由10人组成，如将军会议、公卖员、市场监督等。成员均通过抽签或投票产生，无财产资格限制，无职业官僚。某些低级公职，如记录、警察等则由奴隶充任。为保证公民下层积极参加公共生活，国家对许多公职、甚至观看文艺演出都发放津贴。这是建立在社会上一部分人(公民)对另一部人(奴隶和外邦移居者)以及附属国压迫、剥削基础上的有限民主制。但在古代各地专制横行的条件下毕竟是较先进的政体，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它对其他邦民主制的确立有重大影响，对雅典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古希腊众多最杰出的哲学家、戏剧家、历史家、美术家、修辞家等等或是雅典人，或长期在雅典生活，这无疑是公民民主生活的结果。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雅典民主思想曾被资产阶级思想家发掘出来，成为反封建的锐利武器。在古希腊，民主是指一种国家形式即政体，按近代政治术语称之为民主政体、民主政治、民主制。而按照希罗多德及其他古典学者根据当政人数及其宗旨和方法手段划分政体类型的传统方法，可分为三种正宗政体及其相应的三种变态政体：实行一人统治的为君主制和僭主制；体现少数人统治的为贵族制和寡头制；实现多数人统治的则为民主制和极端民主制（或称暴民政治）。在本文中所说的民主，乃是奴隶占有制城邦的一种政体。这种政体在把整个城邦的利益置于首位的同时，确实能够保证绝大多数公民有一定的参政权利，使其对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积极影响，确实能够使绝大多数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一定保障。

根据史料，古希腊城邦中，雅典民主政体的建立在时间上先于其他城邦，因此可以认为雅典是古希腊民主政体的发源地，而雅典民主政体的成因即可视为古希腊民主政体的成因。这些成因不外是：原始社会民主遗风；工商业发展及独立小生产经济的稳定；平民力量增强和贵族内部的分裂；以梭伦等为代表的个人作用等等，均为雅典民主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人类社会中的民主历史长河的源头，可追溯到人类的史前时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说到：“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和内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尽管史学界关于原始民主因素对日后各国家尤其对雅典的影响仍有分歧，但是摩尔根《古代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都承认，雅典民主蕴涵有原始民主的遗风。在生产力不很发达的情况下，原始民主有效地平衡和协调着氏族社会内部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原始民主内容主要包括：氏族成员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等内容。而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私有财产等社会因素的萌芽，原始民主在一些原始氏族中过渡到军事民主制。恩格斯曾将这种军事民主称作原始氏族制度“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模范制度”。军事民主制下的人民大会、部落议事会和军事首领这三个氏族部落管理机关，也体现氏族制度的民主原则。总的来说，原始民主因素在世界各地进入国家后影响不甚相同，而对雅典的民主制的影响却是显著的，雅典民主机构及运行机制，一定程度均带有原始民主遗蕴。因此雅典民主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原始民主的影响。

雅典民主在承继古代原始民主遗风的同时，其本身经济的发展也是促进雅典民主制产生不容忽视的重要的因素。雅典的自然条件决定其工商业的迅速崛起。经济作物种植、工艺品乃至航运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雅典商业利益远远超出了其城邦的边界，甚至远达西西里、埃及、腓尼基等地。这些说明了雅典工商业活动的兴盛，其造就的工商业奴隶主，在雅典民主发展轨迹中发挥了不小作用。工商业的发展也为中小手工业者和小农阶层提供了更多的致富机会，开辟了更广的财源。史学界关于雅典究竟是商本还是农本社会仍然有分歧，但是雅典工商业以及小农经济的发展，的确为民主制产生造就了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

而推动古代雅典民主政体演变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广大自由平民的斗争。雅典相对广大的地域，众多人口，加上既能发展农业又能发展工商业、采矿业的自然条件，为中小所有者队伍即平民力量的扩大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独立的中小所有者数量众多并且有力量，是发展民主、巩固民主不可缺少的因素。强调平民在民主政体的作用，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论述的重点之一。平民即社会中下层群众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政治力量的壮大，构成了民主派的骨干力量和基本群众。这里说的社会中下层群众，主要指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的、梭伦改革划定的，第三、四等级，第三等级包括中小工商业奴隶主和小农阶层，第四等级主要是无地贫民。而正是由于工商业与小农经济的发展，民主力量不断壮大，贵族势力相对削弱，从而引起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一般认为平民是民主政体的中坚力量，因而社会中下层群众力量壮大，促进了民主确立并成为雅典民主坚实的阶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