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裴子野撰。是南北朝时期以儒家教义批判浮靡文风的著名论文。自晋、宋以后，文坛风气趋于华艳，至齐梁而更甚，其流弊亦日益显露。裴子野遂作《雕虫论》尖锐地加以抨击。他在序中指出这种颓风是由于宋明帝的倡导而泛滥的，显然有借古讽今之意，因为梁武帝也是如此好文的皇帝。正文更追本穷源，远溯到明帝以前。他以儒家诗论为准的，提倡发扬风雅精神，即所谓“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他认为这才是文章的根本，而辞藻的华美只是枝叶。但是后世却逐末弃本，走上了歧途。他将绮靡之风的根子归之于屈原和司马相如，楚辞、汉赋已背离《诗经》的传统，以后踵事增华，致使辞赋与俳优、雕虫等列。他论五言诗，肯定了建安风力，但批评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的崇尚藻饰。他把当时流行的作品斥为“淫文破典”，亡国乱代之音，并着重指摘“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的山水诗，评之为“其兴弱，其志浮”，“巧而不要，隐而不深”，颇能击中要害。裴子野批判形式主义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只强调“止乎礼义”而排斥“吟咏情性”，比《毛诗序》后退了一步，以为文学的演变是每况愈下，今不如古，甚至将屈原赋的“悱恻芬芳”看做绮靡之风的滥觞，要求重新埋头于章句之学，表明其文学观有保守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