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以下称青岛交易所），以土产、纱布的期货交易为主。交易所设有理事会，订有必要的规章制度，并注册备案。交易所担保买卖双方按期交货、收货；向成交双方收取一定的费用。其章程规定，在青岛市土产、纱布的期货交易，不准在所外私自进行。

山东省是我国花生的主要产地，青岛市地处山东半岛，黄海之滨，水陆交通便利，成为花生的重要集散地。花生米、花生油由各产区通过铁路、公路、船舶运来青岛，由青岛的华洋出口商收购加工，行销华南港澳及欧美、日本、南洋等地。此外，日商在青岛设有8家纱厂，在当时来说，产量颇为可观，这些纱厂生产的棉纱棉布，销往全国各地。青岛交易所的商品成交行情动态，影响国内外的土产、纱布市场。因此，青岛交易所在国内外颇有名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对推动城乡物资交流，发展生产，促进出口贸易，换回我国需要进口的物资，繁荣我国经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滋生了买空卖空、投机倒把之风，同时也为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提供了某些方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以对德宣战为借口，于同年11月11日攻占了它觊觎已久的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我国的优良港口——青岛，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成了青岛市的第二代帝国主义占领者。大批日本商人乘势涌进青岛，在青岛兴建工厂，开设商店，凭借占领者的权势，大肆掠夺。1920年日本占领者在青岛设立了青岛取引所株式会社，经营土产、纱布、面粉等期货交易及日本金票买空卖空交易。青岛取引所是日本帝国主义垄断市场、掠夺我省资源的一个重要机构。

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被德国霸占了16年、又被日本霸占了8年的青岛市及胶济铁路等。但是，在谈判过程中，由于北洋政府昏庸无能，屈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允许它保留在青岛的一些经济特权。如青岛取引所仍由日本驻青领事馆控制，并单方面决定，将日方资本占四分之三、中方资本占四分之一的信托株式会社合并于中日资本各半的青岛取引所，改名为青岛取引所信托株式会社，经营管理大权完全操纵于日本人之手，中方理事徒有虚名。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激起了我国人民的无比愤怒，青岛市的工商业者，出于爱国热忱，群起抵制日本帝国主义，举行罢市，不去取引所进行交易。当时取引所理事长安滕荣次郎，对我经营土产、纱布的爱国工商业者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他们就范。我爱国工商业者不为所动，坚持不进取引所交易。同时，青岛市商会代表广大工商业者的意向，酝酿筹设一个完全由我国工商业者经营的土产、纱布贸易中心。在当时的青岛市长沈鸿烈的暗地支持下，经过一番努力，于1931年冬成立了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工商业大户宋雨亭、柳文亭、张立堂、梁和璞、董希尧、于维霆、姚仲拔等21人担任筹备委员，随即开始筹备。交易所地址暂设在馆陶路齐燕会馆，先行开业，经营土产、纱布期货。开始交易之日，工商企业的代表踊跃参加，生意兴隆；由日本人把持的青岛取引所，则门庭冷落。日本人在嫉恨之余，乃采取卑鄙无耻的手段，收买一些日本、高丽浪人，头缠黑布，手持棍棒石块，一再袭击到交易所参加交易的各商号的代表，进行捣乱破坏。为避开日本人的捣乱干扰，各商号代表改由陵县路齐燕会馆后门进出，但仍摆脱不了日本浪人的袭击捣乱。交易所筹备处遂决定把土产交易市场移到北京路同丰益土产代理店门前，纱布交易市场移到河北路同兴昌纱布代理店门前。河北路、北京路是我商民聚居的闹市区，来往行人众多，日本浪人不敢公开来这里捣乱破坏。

青岛交易所在筹备期内，一面开始营业，一面组织内部机构，兴建交易所大楼；同时申请市政当局，转呈南京政府注册备案。迨至1933年2月，在天津路兴建的交易大楼落成，同时也领到了正式开业执照，遂将土产、纱布交易由临时市场迁至交易大楼，并举行了正式开幕仪式。从此青岛交易所的营业蒸蒸日上，日本人把持的青岛取引所的营业则急剧下降。

青岛交易所的组织形式和规章制度，多取法于青岛取引所。青岛交易所筹备时，定为2万股，每股20元，资金总额40万元，筹备委员率先认购股票，其他工商业户则协商认购。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理事25人，再由理事中选出理事长1人，常务理事4人，监事3人。凡属交易所的重大事项，须经理事会决议后，交理事长执行。理事长主持交易所的一切事务；4个常务理事协助理事长工作，分管土产部、纱布部、证券部、会计科。会计科办理会计、庶务、文牍事宜。3位监事负责检查账目及业务活动是否违反规章制度。当时交易所每年可获纯利20万元，利润分配比例如下：公积金13%，房屋修缮费2%，职工奖金14%，家具折旧费22%，股东红利4%，滚存下年度9%。青岛交易所只设土产部和纱布部两个市场，每部有40—60家殷实商号为代理店。这些代理店须经理事会严格审查，资本雄厚、信用卓著者，方为合格。各代理店依次编号，编号就是各代理店在交易所内的牌号，取得牌号的商号的经理，叫经纪人，只有经纪人或经纪人的代表，才有资格进所交易。这些商号除为自己在交易所内买卖，还为一些没有牌号的工厂、商号及外地客商代理买卖，也为一些专事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人代理买卖。星期一至星期六的上午、下午进行交易，头一笔成交的“行市”叫做开盘，最后一笔成交的“行市”叫做收盘或锁市。每一笔交易成交，立即以交易双方代理店的牌号为标记，写在公告牌上，以示公开为证。花生米以50吨为交易单位，以百市斤为计价单位；花生油以车（每车1万斤）为交易单位，以百市斤为计价单位；棉纱以10件为交易单位，以件为计价单位；棉布以25件为交易单位，以匹为计价单位。

每50吨花生米成交（合扶），交易所征收经纪人手续费8.4元，经纪人收取委托商家手续费16.8元。每车花生油成交（合扶），交易所征收经纪人手续费2元，经纪人收取委托商家手续费5元。棉纱每10件成交（合扶），交易所征收经纪人手续费6元，经纪人收取委托商家手续费12元。棉布每25件成交（合扶），交易所征收经纪人手续费12.5元，经纪人收取委托商家手续费50元。所有成交货物均为期货，以本月末或下月末为交货、收货日期，到期不能交货、收货，无论盈亏都必须合扶割清；交货、收货时，由交易所取样按照规定的规格标准检验评定合格与否，检验不合格者，则须另行备货检验。交易所设有仓库，如收货一方无仓库存货，交易所可为代存，收取栈租、保险费等，出具存货单交货主执存，凭存货单可向银行抵押借款。交易所每天成交的某种货物的最高价与最低价的平均数值，名为公定价。交易所按照各代理店在交易中的亏损数字收取押金，以后如行市再有变动，还要根据新的亏损数字收取续押金，以此类推。在这种情况下，如委托人无力交付押金、续押金，代理店要对交易所负责，承担亏损债务；如因以后行市的涨落，亏损有所减少，或转亏为盈，则可退还押金、续押金。退还的押金、续押金，在期末以前并不交还原代理店，而由交易所暂为保存，等到期末结算后，才能发还。押金、续押金存入银行的利息，则为交易所的收益。交易所收取的手续费、佣金、仓库租赁费、押金利息，都是有增无损、稳妥可靠的收益。

举例说明押金交纳、发还的情况：五号经纪人，在本日午前、午后两市，共买进花生油50车，又卖出45车，兑除买进花生油5车，计5万斤，平均价格每百斤20元。当日交易所的公定价格每百斤为18元，则每百斤亏损2元，计亏损1000元。交易所做出结算后，立即书面通知经纪人，在翌日开市前必须交纳5车生油的亏损押金。如次日价格继续下降，交易所做出结算后，再次通知经纪人交纳续押金。如价格回涨到20元，或回涨一小部分，交易所结算完毕，于次日退还该代理店前交之押金、续押金的全部或一部分。交易所每天收场后，必须做出结算，把所有经纪人的盈亏数额列出表来，据此收取或发还经纪人的押金、续押金，并做出各经纪人存、空数目余额表，分送各经纪人。

总之，到交易所进行交易者，不论是买方还是卖方，也不论是盈是亏，均会遭受层层盘剥，如交付交易所代理店的手续费、押金、栈租、保险费、利息以及其他附征捐税等，这些与赌博场中的抽头极为相似。

1935年，青岛交易所的营业达到鼎盛时期，日本在青商人眼红心恨，在日本驻青岛领事馆的唆使下，日本商人制造借口寻衅闹事。他们煽动日本居留民团集合，游行示威，扬言要放火烧掉交易所大楼；日本海军也以要登陆占领青岛相威胁。在最紧张的时候，交易所里只有几个职工上班，理事们都吓得不敢露面。当时的青岛市政当局出面与日本驻青岛领事进行谈判，谋求和平解决的办法。谈判结果是，青岛市政当局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承认以下条件：（1）允许日商化名进入交易所做经纪人（因在政府注册的交易所章程规定不许外国人参加，故有此变通办法）。（2）交易所每年所得纯利分给取引所40%。（3）让给取引所部分商品交易业务。青岛交易所接受了上述屈辱条件，才得以继续经营下去。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8月，青岛交易所停止营业。12月31日夜，青岛国民党军政当局撤离青岛。1938年1月10日，日本帝国主义重新占领了青岛，日本商人紧随其后返回青岛，他们大肆掠夺我国公私财产。青岛取引所当即恢复营业，并召集留在青岛的交易所的理事刘宾廷等，开了一个两所理事联席会议，日方代表迫令刘宾廷等同意交易所与取引所合并。青岛交易所从此宣告结束。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原青岛交易所理事长宋雨亭等由沪归来。1946年3月20日召开股东大会，成立了青岛交易所复业筹备处，宋雨亭、柳文廷、刘子东、田星五等组成筹备委员会，筹备复业。这时交易所已别无他物，只剩空楼一座，这座空楼还被国民党军队占用。由筹备委员及原交易所的几位经纪人垫借法币数千万元作筹备费，进行筹备工作，备文申请国民党政府，准许复业。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们正忙于“接收”，哪里顾得上这个与自己利益无关的“闲事”。请求奔走达两年之久，终无结果，青岛交易所终于永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