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藏文研究社于其第一次社员大会上正式向社会宣告，它是一个学术团体，是民间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西藏文字，沟通藏汉文化”。设社长一人，由黎丹担任。

社员分为基本社员与普通社员二种。原西宁藏文研究社的具有独立进行研究能力的社员和社会人士，以及藏族学者顾问、教师等均被吸收为基本社员；具有中等学校文化水平，且有一定藏文根基的藏、汉族青年则吸收为普通社员，共有社员40余人。设研究、教务、评议三个业务部，研究部以进行专题研究为主，凡有志于从事研究活动的基本社员皆属于这个部，由陈显荣负责，陈文、龚瑾、陈锦文、更登曲成（藏族）、欧旺丕（藏族）、龚藏（藏族）、洛桑香趣、祁建昌（土族）、刘定奎（时刘已被贵德县本教却摩寺认定为该寺却摩仓“夺社”转世的活佛）、蒲涵文、苟戊甲等作为研究人员；教务部专门负责对普通社员的培训，由杨质夫负责，陈文（亦以字行称陈智博，湖北宜昌人，专门研究萨迦派教义，玉树藏族称为“汉喇嘛”）、海善言（藏）等辅之；评议部负责对社务活动及研究成果的评议，负责人由黎丹兼，聘藏族学者古朗仓、拉卜坚贡仓、的扎·智化达吉、格塘·罗桑华丹、久麦·丹曲嘉措、甘禅·嘉义仓、广惠寺夏鲁瓦仓等为评议员。

青海藏文研究社租用西宁隍庙街（今西宁市解放路）原崇庆寺（今少年文化宫东侧原隍庙街小学）第三进东西楼房为社址，楼上辟为图书室，由黎丹拨所藏的藏文《嘛呢宝训》、《五部遗教》、《塔尔寺志》、《莲花生传》、《宗喀巴传》等典籍及汉文《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记要》等供社员研读。楼下为教室，由大通广惠寺以敏珠尔呼图克图名义捐赠课桌50套，供教学使用。

（1）教学：青海藏文研究社的主要活动为教学。自1930年至1933年三年多时间中，由杨质夫负责教读古典藏文，如《萨迦格言》、居·米旁《王道论》、《格丹嘉言释》、《文成公主进藏记》、《猴鸟故事》、《水木喻》等，陈文授《司徒文法大疏》，海善言教《藏语会话》等。每日下午，授课2小时（有时延长至3小时）。教材用钟灵印字机、石印及油印印发，所需经费均由黎丹个人以私人工资提供，无偿供社员使用。社员不缴纳任何学费，教师皆为义务制，没有任何报酬。当时参加学习的社员计有20余人，由于皆系自愿参加，都能自觉学习，勤奋攻读，学习之风甚浓。?

（2）培训：该社自西宁藏文研究社时起，即一直重视实习与培训。自1932年开始，又按社员志愿，先后选送王任邦赴贵德米那塔寺，祁佩椿赴同德拉加寺，沈桐清赴尖扎南宗寺，侯生桢与张斌赴化隆支扎寺（后又转赴塔尔寺）。1933年年底，送我、温存永、纳朝玺赴同仁隆务寺，杨福龄赴大通广惠寺，皆住宿于各该寺寺主府中，遵守普通学僧应遵循的制度，参加一定的学院生活，在名师教导下，勤工俭学，进行深造。这是该社较西宁藏文研究社规模更大的一次选派社员进入藏传佛教各派寺院实习深造的举措。这些社员经过数年勤奋自励，学习成绩得到各寺寺主的肯定，曾授予不同的命名（等于学位），于1935—1936年先后回到西宁参加工作，在此后的民族教育和藏汉文化交流中都各有表现。

（1）研究：自1931年起，该社的研究工作集中编辑藏汉文合璧的《分解名义大集》（通称《翻译名义集》），由的扎·智化达吉指导，陈显荣负责，于1932年完成。《翻译名义集》是一部著名佛学词书，国内有梵汉合文和梵藏合文的两种。梵汉合文的《翻译名义集》，系宋时汉族僧人法云（1088——1158）所编，有较详的注释和考证。梵藏合文的《翻译名义集》，系唐时吐蕃国王可黎可足（可黎可足，为吐蕃王朝第四十一代国王，本名赤祖德赞，于公元822年，致力和好唐蕃甥舅关系，在拉萨举行唐蕃会盟，823年，树立拉萨甥舅会盟碑。他大集天竺和西藏译师，建立译场，统一译名，使藏文得以规范化。史家以之与松赞干布和赤松德赞并称为“祖孙三王”。）时由当时的噶瓦贝则、焦若·鲁坚赞、祥·也协德三大译师主持，集众多译师汇编而成。两书名称虽同，但编纂的时间有先后，内容不尽相同。青海藏文研究社根据梵藏文本，略去梵文，加上汉文，成为藏汉合璧的词书。故按藏文名为《分解名义大集》。

1933年，黎丹得到著名藏学家吕澄先生提供的日本学者编订的《瑜伽师地论法数》。这是将佛教法相宗主要典籍《瑜伽师地论》一百卷中各词类整理成为便于检查使用的词汇性质的册子。但只有汉文，且无释文。乃于是年冬，组织社员欧阳鸷（江西人，后按藏文法名称欧阳无畏，台湾政治大学教授，1992年去世）、吴均、詹生桢、沈桐清、温存永、纳朝玺、王任邦等人，由杨质夫负责，在黎丹的西宁寓所，按《藏汉大辞典》体例，对照藏文《瑜伽师地论》，分类进行藏汉文对勘，一一摘录全部藏汉文词条和释义，制成卡片，分别补充于大辞典各该词条之中，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使《藏汉大辞典》的内容得到进一步的充实。

（2）出版：资金与印刷条件，始终制约着青海藏文研究社研究成果的问世。它在教学当中虽以石印印行了一些典籍和资料，但印数不大，使用范围仅限于社员群中，无法提供社会人士之需，而且所需经费出自黎丹个人的捐助，力量有限，难以承担批量印刷的所需。1933年秋，黎丹终于说服当时的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麒，由省政府拨出一部分经费，交青海省政府印刷局，以石印印行《藏汉小辞典》（上下二册）和《分解名义大集》（计4册），石印所需的缮写藏汉文技工，藏文由杨质夫、陈显荣、蒲涵文等承担，汉文由青海省政府秘书处工作人员承担，皆义务献工，不取报酬。黎丹以“为什么要学习藏文”为题给《藏汉小辞典》写了序文，阐述学习民族语文对民族工作、民族教育、民族团结、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性，的扎·智化达吉以藏文为《分解名义大集》写了一首情文并茂，规格严谨，宛转回环，纵横成文的藏文回文长诗。这首典雅隽永的藏文回文诗和藏汉合璧《分解名义大集》，被藏学者誉为珠联璧合，得到极大的赞誉。这两部工具书，于1934年春全部印出。这两部工具书的出版，既是青海藏文研究社为探索藏汉文化交流途径而艰难探索的一个小结，也是藏汉族学者们坦诚相与，积极协作的结晶。

由于石印条件的限制，《藏汉小辞典》和《分解名义大集》虽出版发行，但印数只有数百，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抗战时，北平菩提学社曾删去《藏汉小辞典》的序文及出版单位，以石印盗印一次，但印数不详。建国后，民族工作者及各民族学校亟需藏汉合文词书，一些求学心切的学生曾相互传抄《藏汉小辞典》及藏汉合璧《舂解名义大集》，供学习之用。1951年，西北民族学院曾剔去《藏汉小辞典》的序文等在上海影印若干册，供教学之需。《分解名义大集》以内容份量较大，宗教词条较多，没有得到重印的机会，但作为工具书，仍在学习藏文的人士之间传抄流行。而今时逾多半个世纪，西宁及北平所印的石印本仅在个图书馆中尚可窥见，上海的影印本，也以时移境迁，不复多见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