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壹为东汉灵帝光和年间著名的辞赋家，善写抒情小赋，曾作〈刺世疾邪赋〉，表现了对当时奸邪当道，政治黑暗的不平。本篇〈非草书〉则以长篇专论强烈非议当时刚新兴的草书艺术，一则否定草书的功用，再则抨击时人痴狂学草书的风气，欲学者返于仓颉、史籀的正规文字，用心思于儒家经典之上。最后虽终势不可回，草书仍然持续由隶草、章草、今草、狂草一路发展。然从中亦反应出东汉草书艺术蓬勃发展的事实，足以弥补正史上记载的阙漏。

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又想罗、赵之所见嗤沮，故为说草书本末，以慰罗、赵，息梁、姜焉。

窃览有道张君所与朱使君书，称正气可以消邪，人无其衅，妖不自作，诚可谓信道抱真，知命乐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罗、赵，欣欣有自臧之意者，无乃近于矜忮，贱彼贵我哉！

夫草书之兴也，其于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而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为杜、崔之法，龟龙所见也，其蛮扶拄挃，诘屈犮乙，不可失也。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苍颉、史籀，竞以杜、崔为楷；私书相兴：「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

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兴手，可强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颦，众愚效之，只增其丑；赵女善舞，行步媚蛊，学者弗获，失节匍匐。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惶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角思)出血，犹不休辍。然其为字，无益于工拙，亦如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也。

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正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

夫务内者必阙外；志小者必忽大。仰而贯针，不暇见天；俯而扪虱，不暇见地。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方锐精于针虱，乃不暇焉。第以此篇研思锐精，岂若用之于彼七；稽历协律，推步期程；探赜钓深，幽赞神明。览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折疑论之中，理俗儒之诤；依正道于邪说，侪「雅」乐于郑声；兴至德之和睦，宏大伦之玄清。穷可以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以兹命世，永鉴后生，不以渊乎？

与我同郡（今甘肃天水县）有两个读书人梁孔达（名宣）、姜孟颖（名诩），都是当代的硕彦贤晢，然而他们仰慕张芝的草书却超过了对孔子、颜渊的仰慕。梁孔达写信给姜孟颖时，都还口里诵念着张芝的文章，手里效法着张芝的书法，毫无倦怠。于是许多有志向学的晚辈竞相仰慕这两位贤者，其书写创作后，每人拿走一卷，当做是珍贵不轻易示人的珍藏。我害怕他们背离正统，趋于流俗，这不是弘扬大道、振兴风俗的作法；又想到当日罗晖、赵袭曾经受到张芝的讥笑、贬低（张芝〈与太仆朱赐书〉曾自谓：『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因此特地为大家说明草书的来源始末，以此来安忍罗晖、赵袭，停息梁孔达、姜孟颖所带起来的不良风气。

我私下曾观览过张有道（芝）写给朱使君（赐）的信，信上说「正气可以化除邪恶，人若自身没有疏失（衅，音信，即『衅』，指瑕隙）则妖妄邪恶的事情是不会自己发作的。」这真可以说是笃信正道，抱持真性，知晓天命，乐天行理的人了。至于他褒扬杜度（本名操，字伯度，光武至和帝时人，魏时因避曹操名讳而改）、崔瑗（明帝至灵帝时人，字子王，亦章草名家，为今草启蒙者之一），贬低罗晖、赵袭，欣然自得，自以为善，这岂不近乎于夸耀自己，看轻他人，贵重自己了吗？

草书的兴起，难道是接近传统的吗？对上来说，它既非天象所垂示的自然现象；对下来说，它也不同于水里涌现的河图洛书；对中来说，更不是圣人所创造的。大致说来，是因秦代末年，刑罚严峻，法网严密，官方文书繁琐冗长，战端齐发，军事文书来往迅速，紧急公文又急又多，到处飞送，所以才产生潦草的隶书「隶草」，纯是为了应付急速的需求，简便容易的传达指令，并不是圣人的功业。它只是贵于能够删省烦难，减少繁复更加简洁，一心只求能容易书写，容易认知，并非正规的书写方式。所以古书对此称赞道：「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便宜行事。」然而学草书的人，没考虑它走向「简易」的用意，径自认为杜度、崔瑗的书法，等于上古龙马所负的图、洛水之龟所显示的象（指河图&S231;洛书），且以为其草书中牵连萦绕、转折勺趯的笔法，是不可抛弃的。七、八岁以上的人，如果任由他们涉猎学习，都抛弃了仓颉、史籀所造的正规文字，而争相以杜度、崔瑗的草书为楷模。张芝在他私人书信互相往来时，还写道：「几乎是个人一想到就写，时间正好很紧迫仓促，所以来不及用草书写。」写草书本来是为求简易而迅速，反而变得既困难又缓慢，真是大大地失去它的意义了。

每个人的气血、筋骨都不相同。心思有粗、精密之别，运笔技巧也有巧妙、钝拙之异。因此书迹的美与丑，端赖作者心思与运笔技巧的不同，怎能勉强得来？就像人的容颜有美丑之分，怎能因为学习而使其相像呢？以前西施心痛时，捧着胸口皱着眉头，许多愚人效法她，只有增加他们的丑陋罢了；赵国的美女善于舞蹈，走起路来真是漂亮迷人，而学习她们的人不得要领，反而失去原来走路的步法，变得只会在地上爬行。你看那杜度、崔瑗、张芝，他们都有超越凡俗，无人可继的才华，以博学之余的一点点休闲时间，放手在草书中游乐创作，后世的人仰慕他们，却专心致志地学习草书，钻研艰难，仰望高度，忘了疲劳。天都晚了还警惕自己不肯休息，太阳偏西了都还没空吃午饭。平均每人十天就写坏一支笔，一个月就用掉数丸的墨；衣服的领袖子都像墨布一样；嘴唇和齿也常常是黑的；即使和大家群坐在一堂，也没时间谈天、博戏，只顾着伸出手指在地上画来画去，以草书在墙上刮来刮去，以至于手臂都破皮了、刮伤了，指甲都断了，甚至指甲都外露、出血了，也还不肯休息、停止。然而他们所写出来的字（指草书），对写字的工巧也没什么帮助，就像那些效法西施皱眉的人更加丑陋，学习赵女美姿的人失其故步那般啊！

而且草书对人来说，大致只是琐细才艺罢了：地方不以之考较才能；朝廷不以之科试取吏；博士（教授官）不以之讲考核学生；察举孝廉的四科（儒学、文吏、孝悌、能从政者）不要求它写得完善；中央征聘贤者，不问他此中的道理；考核绩效升迁时，也不察核他字体的才艺。就算写得好，也不能通晓政情；写得不好，也无损于治事。由此说来，草书难道不是琐细的才艺吗？

专注于内的一定会外部有所缺漏；用心在小地方的一定会疏忽了大地方。抬头穿针，便无暇看天空；低头抓虱，便无暇看地面。天地那么广大，却写草费尽心思、用尽精神，不如将心力放在七种经书上：用来稽考历法、协调律吕、一步步走向预期目标；探讨钓勒其中幽微深奥的道理，暗中助行圣光明的旨意。观览天地的本心，推究圣人的情怀；分析疑义使归于平正恰当，清理俗儒的争议；在邪说之中能依止于正道之上，在郑声（淫声）之中能向雅乐看齐；兴起和睦的至大德行，宏扬玄妙清和的伟大伦常。如此则失意时可以明哲保身，留名后世，得意时可以尊崇明君、平治天下，以此著名于当世，永为后代借鉴，影响不是很深远吗？

在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统一下，汉代人的学习主要限于儒家经术。“黜罢百家，独尊儒术”，经术作为官方一种公开的思想，是朝廷用以取仕的重要依据，在社会中占据着十分煊赫的位置，士人趋之若鹜，为学笃甚。当然，在经术之外，还是允许别有所习的。只不过是有所节制的，是不能背离儒学之大要的。其他的术道只能是作为辅政的一种手段，其功能也无法游离出“政”这一核心。诸如天文、历数、阴阳占候、医术卜噬等。

后汉的这种“重儒术、轻艺道”的思想是十分普遍而公开的。

《后汉书·窦融传》载：窦融上疏曰：“有子年十五，质性顽钝。臣融朝夕教导以经艺，不得令其观天文、见谶记。诚欲令恭肃畏事，恂恂循道，不愿其有才能。”

王充称巧习、技能诸事为“小贱之能，非尊大之职。”、“大道未足，而小伎过多。”[4]

仲长统在《昌言》中轻蔑地说：“故知天道而无人事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耻之民也。”

针对草书风气炽盛这一现象，赵壹的看法是承绪传统的儒家观点的，士大夫的使命在于精通圣人经典，“穷则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这才是士大夫的大业。对草书的痴迷无疑是与儒家重经、兴世弘道思想相叛离的，只是一种世俗之人所追求的雕虫小技而已。

这应该是赵壹所处时代的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世人所习的草书，也只是“技艺之末”，是无益于“治”的俗学小道。是与现实的、重大的政治功用相背离的，是不值得人们朝夕操持、用精致力的。“齐国治天下”，经术之于政治、功业是士人应该去且值得花毕生之精力去学习的。于此，赵壹认为“夫务内者必阙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扪虱，不暇见天。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方锐精于虮虱，乃不暇焉。”

针对这种因小失大、务内阙外、不务正业的肖小之道，充其量只能是政事之余的业余消遣，而不应该成为士大夫之族成就功业的障碍，不应该在他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公开地占据地位。明经善政、匡国平治是士大夫的第一要务，而是否符合经术，是否有益于政道成为判定一切事物的尊卑、大小、高下的唯一标准。

在现实的社会面前，对那些通过辞赋书画这条终南捷径入仕的，根本不具备明经善政之才，相反只会搬弄是非、残害忠良，却位居庙堂之上的屑小之徒，赵壹是嗤之以鼻、深恶痛绝之的；同样，对那些企图通过此捷径而在劳神费思、竭智尽虑的人们也给予了当头棒喝，晓之以大义，明之以要理，在国家衰微、汉室倾颓的危急存亡之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是一个文化人必须肩负的，“家事”、“国事”，孰轻孰重，不辩自明。

从文字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播上看，书体的使用一直是依附于文字的功用的而贯穿于文字的发展和演化的。文字的广泛使用促成了书体的分化与演进，可以说正是基于“文字之为用”的这种文字本身与生俱来的民俗基因，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形成。

书体演化的最为剧烈和彻底的时期正是赵壹所处的这一特殊时期，书法正以一种艺术的形式从早期的交织发展，逐渐从日常的书写应用当中剥离开来，并一直与文字的书写相互补充、相互约束而交相发展。这使得书法的艺术性表现因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在纯艺术的理论思想指导下得以提升，而文字的书写应用也因其功用的不同融入了不同的、或多或少的艺术因素，并从中获得稳定的艺术审美元素，从而达到雅俗共赏，但又不失去其实用性的社会功用。二者完全是一种共生的联合体，一方面，文字的艺术性是与生俱来的，在长期的演化与应用中，由于文字的民俗因素和中华民族延绵不绝的、强大的民族生命力，以及华夏民族天生的一双审美的眼睛，赋予了文字超强的艺术生命力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这种艺术性在文字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承续与积淀，升华、发散而形成异彩纷呈的艺术表现形式。对于浩瀚如烟的古人书写遗迹，我们很难通过它所蕴涵的艺术表现来界定它到底是属于艺术创作，还是实用书写。

另一方面，从书写到书法艺术的表现，都具有一种与其他文化艺术特殊的、坚韧的亲和力。从艺术创作的观念上来看，创作与实用性的书写相互揉杂、生发，反映出书法艺术的独特的、广泛的、复杂的文化因素。这也是为什么中外学者一直认同“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的核心”的根源之所在。

从赵壹的《非草书》中考察，从草书的技巧的复杂化到对名人草书的仰慕与摹习，虽然有汉赋的夸张成份在，但从“匆匆不暇草书”与“今反迟而难”“其扶拄挃，诘屈乙”正是书法从实用性走向艺术化的一个显著时期。这种汉文字本身所具有的较强的普及性和亲和力的民俗性基因，是汉文字所独有的并赖以持续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艺术特质的生命本原。

其中书写材料改变是催生作为艺术形式的草书又一重要因素。

从秦八书到汉六书，从甲骨文到金文、籀文，再到小篆、隶书，书体的演变无不与书写（或类书写）的材料和文字的功用密切相关。书写工具与书写材料，加上文字的民俗基因，决定了文字的表现具有丰富的可塑性与延展性。在以实用性为基调的文字演化过程中，从书写到识记整体上始终是贯穿着由繁到简、由难到易的发展规律的。其中，书写材料的更替与广泛的介入直接影响着、推进着书体的嬗变。

从战国末期到西汉末期简牍缣帛作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催生出字体扁宽、书写便捷的隶书书体的产生。形扁，在单行书写的简牍上，因简与简之间形成自然的间隔，故既醒目又容量大，满足了较大量的文字书写要求，又能达到阅读者清楚易识的目的。

碑刻作为书写媒介的引入，使得以单行主要表现形式的简牍式的书写一下变得开阔起来，(这里我们还可以从西汉到东汉早期简牍式的碑刻向东汉)行与行的联系给书法艺术的表现提供了新的形式。尽管我们看到的所有碑刻的铭石书体还只是局限在隶书上，但隶书（铭石书体）的字距大、行距小的行与行的痛痒相关(包括行间字与字的收放、穿插、揖让等技巧的运用)便足以说明了大的书写空间给书写整体所带来的刺激与思考。这也是草书得以滋生和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碑刻作为一种整体空间形式，激发了书写者对书写章法的探索。那么题壁书法的盛行与纸张的产生，则是草书得以发展并与实用性的书写逐步分离的催化剂。题壁书法的目的十分明确——展示艺术个性与艺术魅力，(关于题壁书法，可以参阅侯开嘉先生的《书法史新论》一书)从师宜官、陈遵等人的题壁行为和影响来看，题壁书似乎已深入人心，有着极大的群众基础。况且这种大块面的题壁书写，其最适宜表现的书体就草书。

草书从产生与发展，其最初只是作为快捷书写的，运用于下层官吏的一种便捷的书写形体，到逐步的演化成为艺术技巧丰富细腻，表现形式复杂多变，最能体现书家书写情趣和书写情感的一种书体，这可能是赵壹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艺术之与政治，书法作为艺术的特殊形式的一种，由于其天生的与实用书写共生式的交互影响，又因为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政治的功用性的干预使得书法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字体和书体，甚至书法的审美取向等影响应该是十分巨大的。我们艺术发展相对自由，书法艺术应该说与实用性的书写也早已呈相离之势，书法艺术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书法艺术的学科化、科学化也势必会促进书法艺术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当然这正是我们大家所共同企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