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道德》是章太炎所著作品，出自于《汤寿潜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古之所谓革命者，其义将何所至耶？岂不曰天命无常，五德代起，质文相变，礼时为大耶？夫如是则改正朔、易服色、异官号、变旗识，足以尽革命之能事矣。名不必期于背古，而实不可不务其惬心。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呜呼！天步艰难，如阪九折，墨翟、禽滑厘之俦，犹不能期其必效，又乃况于柔脆怯弱如吾属者！世无黄中通理之人，而汲汲焉，以唇舌相斫，论议虽笃，徒文具耳。旷观六合之邦家，虽起废不常，盛衰相复，若其沦于异族降为台隶者，则亦鲜有。有之，必素无法律政治与愚昧无知之民也。中国之学术章章如彼，其民不可谓愚。秦汉以降，政虽专制，非无宪章箸〔著〕于官府，良治善法足以佐百姓者，亦往往而有。举吾炎顼嬴刘之苗裔，提封万里，民籍巨亿，一旦委而弃之于胡羯，其根本竟安在耶？晋之乱于五胡也，桓温、刘裕起而振之；宋割于女真也，岳飞、虞允文出而匡之。蒙古不道，宰割诸夏，改玉改步，人无异心，濠州真人奋臂大泽之间，元政瓦解，北方郡县，传檄而定。综观往古，戎夏交捽之事，侵入者不过半壁，全制者不逾百年，硕果虽食，不远而复。今者，满洲之在中国疆域已一统矣，载祀已三百矣，川楚磨顶于前，金田趼足于后，陨身赤族，卒无一成，是孰使之然耶？昔王而农发愤于晚明之丧，推而极之，至于孤秦、陋宋，以为藩镇削弱，州郡无兵，故夷狄之祸日亟，此可为汉族自治之良箴，非所论于覆亡之后也。近世学者推寻祸始，以为宋世儒者妄论春秋，其教严于三纲，其防弛于异族，故逆胡得利用其术，以阻遏吾民爱国之心。然自季明以后，三纲之名虽存，其实废久矣，而里巷鄙人之言鞑靼者，犹相率以为鄙夷之名，是其心亦未尝泯绝也。或者又谓祸本之成，咎在汉学，虽日本人亦颂言之。夫讲学者之嫷于武事，非独汉学为然。今以中国民籍量其多少则识字知文法者，无过百分之二，讲汉学者于此二分又千分之一耳，且反古复始，人心所同，裂冠毁冕之既久，而得此数公者，追论姬汉之旧章，寻绎东夏之成事，乃适见犬羊殊族非我亲昵。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于此数者，欲寻其咎，而咎卒不可得，微芒暗昧，使人疑眩，冥心而思之，寤寐而求之，其衅始于忽微，其积坚于盘石，呜呼！吾于是知道德衰亡诫亡国灭种之根极也。今与邦人诸友同处革命之世，偕为革命之人，而自顾道德犹无以愈于陈胜、吴广，纵今喑其口焦其唇破碎其齿颊，日以革命号于天下，其卒将何所济？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则可矣。虽然吾闻古之言道德者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今之言道德者曰：公德不逾闲，私德出入可也。道德果有大小公私之异乎？于小且私者，苟有所出入矣；于大且公者，而欲其不逾闲，此乃迫于约束非自然为之也。政府既立，法律既成，其人知大且公者之逾闲，则必不免于刑戮，其小且私者，虽出入而无所害，是故一举一废，应于外界而为之耳。政府未立，法律未成，小且私者之出入，刑戮所不及也；大且公者之逾闲，亦刑戮所不及也。如此则恣其情性，顺其意欲，一切破败而毁弃之，此必然之势也。吾辈所处革命之世，此政府未立法律未成之世也。方得一芥不与一芥不取者，而后可与任天下之重。若曰有狙诈如陈平、倾险如贾诩者，吾亦可以因而任之，此自政府建立后事非今日事也。今世之言革命者，则非直以陈平、贾诩为重宝，而方欲自效陈平、贾诩之所为，若以此为倜傥非常者。悲夫！悲夫！方令中国之所短者，不在智谋而在贞信，不在权术而在公廉。其所需求乃与汉时绝异。楚汉之际，风尚淳朴，人无诈虞，革命之雄起于吹箫编曲。汉祖所任用者，上自萧何、曹参，其下至于王陵、周勃、樊哙、夏侯婴之徒，大抵木强少文，不识利害。彼项王以勇悍仁强之德，与汉氏争天下，其所用皆廉节士，两道德相若也。则必求一不道德者，而后可以获胜。此魏无知所以斥尾生孝己为无用，而陈平乃见宝于汉庭矣。季汉风节上轶商周，魏武虽任刑法，所用将士愍不畏死，而帷幄之中参豫机要者，钟陈二荀皆刚方皎白士也。有道德者既多，亦必求一不道德者而后可以获胜，故贾诩亦贵于霸朝矣。其所以见贵者，以其时倾险狙诈之才不可多得，而贵之也。庄周云：药也其实堇也，豕零也，鸡痈也，桔梗也，是时为帝者也。风教陵夷，机械日构，至于今日求一质直如萧曹，清白如钟、陈、二荀，奋厉如王陵、周勃、樊哙、夏侯婴者，则不可得，而陈平、贾诩所在有之。尽天下而以诈相倾，甲之诈也，乙能知之，乙之诈也，甲又知之，其诈即亦归于无用。甲与乙之诈也，丙与丁疑之；丙与丁之诈也，甲与乙又疑之；同在一族而彼此互相猜防，则团体可以立散。是故人人皆不道德，则惟有道德者可以获胜，此无论政府之已立未立，法律之已成未成，而必以是为臬矣。谈者又曰：识世务者存乎俊杰，所谓英雄在指麾而定尔。世有材杰敢死之士，吾能任之，使为己死，则大业可成，逆胡可攘，若必亲莅行陈，以身殉事，此无异于斗鸡狗者，亦天下之大愚也。呜呼！为是言者，若云天下可以不战而定，则亦已矣，若犹待战，宁有不危而获者！最观上世之事，汉高与项氏战，涉险被创，垂死数四，大〔太〕公、吕后、孝惠、鲁元之属登俎堕车，固不暇顾，广武之矢，荥阳之围，皆以身冒白刃，然后士卒用命，乐为尽力；光武昆阳之役，亲率将士以与虎豹相搏，幸而获济；魏武智计殊绝于人，然犹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伯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此其成事可见者。夫其政府已立，军队已成，驱使将校易如转轴，犹必躬受矢石而后获之，又况天造草昧，壮士乌集，纪律未申，符籍未著，不以一身拊循士卒，共同安危，而欲人为尽力，虽乳儿知其不能矣。且汉魏诸君志在为己，与诸将固有臣主之分，主逸臣劳，主生臣死，犹可以名分责之。今之革命非为一己而为中国，中国为人人所共有，则战死亦为人人所当有，而曰甲者当为其易，乙者当为其难，可乎？若以人材难得，不欲使之创寿于旗幢者，不悟艰难之事，固非一人所任，为权首者常败，而成者必在继起之人。且人材非天成也，固以人事感发而兴起之。前者以身殉中国矣，后者慕其典型，追其踵武，则人材方益众多，夫何匮乏之忧乎？昔华盛顿拯一溺儿，跃入湍水，盖所谓从井救人者。若华盛顿作是念曰：溺儿生死轻于鸿毛，吾之生死重于泰山，空弃万姓倚赖之躯，而为溺儿授命，此可谓至无算者。如是，则必不入湍矣。华盛顿以分外之事而为之死，今人以自分之事而不肯为之死，吾于是知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

且道德之为用，非特革命而已。事有易于革命者，而无道德亦不可就。一、于戊戌变法党人见之；二、于庚子保皇党人见之。戊戌变法惟谭嗣同、杨深秀为卓厉敢死；林旭素佻达，先逮捕一夕，知有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杨锐者，颇圆滑知利害，既入军机，知其事不可久，时张之洞子为其父祝寿，京师门生故吏皆往拜，锐举酒不能饮，徐语人曰：今上与大〔太〕后不协，变法事大，祸且不测，吾属处枢要死无日矣。吾尝问其人曰：锐之任此固为富贵而已，既睹危机复不能去，何也？其人答曰：康党任事时天下望之如登天，仕宦者争欲馈遗或不可得，锐新与政事，馈献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恋之不能去也。呜呼！使林旭、杨锐辈皆赤心变法无他志，颐和之围或亦有人尽力；徒以萦情利禄，贪箸赠馈，使人深知其隐，彼既非为国事，则谁肯为之效死者。戊戌之变，戊戌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庚子保皇之役，康有为以其事属唐才常，才常素不习外交有为之徒龙泽厚为示道地。其后，才常权日盛，凡事不使泽厚知，又日狎妓饮燕不已。泽厚愤发争之不可得，乃导文廷式至武昌发其事，才常死。其军需在上海，共事者窃之以走。是故庚子之变，庚子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彼二事者，比于革命其易数倍，以道德腐败之故犹不可久，况其难于此者。积芦灰以塞鸿水，断鳌足以立四极，非弘毅负重之士，孰能与于此乎！

或曰彼二党之无道德者，以其没于利禄，耽于妻子也。今革命者则异是，大抵年少不为禄仕，又流宕无室家。人亦有言：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则道德或可以少进乎。若然，吾将大计国人之职业，而第论之。

【注】：以上为原文部分内容

汤寿潜（1856—1917），一位讲求“时务”、追求真理的思想家，写下了不少影响广泛的思想论著，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均有过针砭时弊、规划未来、为时人所传颂的真知灼见；也是一位毕生追求宪政的政治改革者，不仅贡献理论，且勇于实践，孜孜不怠地吁请立宪、策动立宪，碰壁之后，又迅速转身支持并参与共和立宪，以首任都督和中央政府总长的身份推行民主宪政；还是一位国家富强的积极追求者和主权的捍卫者，不仅提出铁路强国、保护利权的主张，且身体力行，不畏艰难险阻，出任浙路公司总理，成功筑成沪杭甬铁路，并以不屈不挠的勇气，坚持捍卫铁路主权的抗争，成为辛亥革命前中国政治潮流的中心人物。编者简介汪林茂，1949年生，浙江省开化县人，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至今。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晚清史。已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有《江浙士绅与辛亥革命》、《清末文字改革：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等40余篇。正式出版的论著有《浙江通史•晚清卷》、《晚清文化史》、《从传统到近代：晚清浙江学术的转型》等8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