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毛泽东屡遭排斥旋即再起，靠的是这种乐观主义。毛泽东诗词中洋溢的是这种乐观主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这种精神；“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也是这种精神。邓小平三落三起，最后领导人民群众走上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丰功伟绩，靠的何尝不是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我们知道，人的一生要
经历不同的阶段：童年、青少年、中年、老年。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又会遇到不同的人生问题——青少年时的游移不定，人到中年时面对各种压力导致的心力交瘁，老年时不断增强的失落感以及对临近死亡的恐惧，等等。可是，许多人没有想过，所有的人生问题都会因为不同的人生态度而对人发生不同的效应。我们常常看到，身处同一个时代、同一个
年龄段的人，却有着不同的人生状况：有的纸醉金迷，得过且过，有的身无分文，却心怀天下；有的一帆风顺，却倍感空虚，欲振乏力，而有的身陷逆境，但精神昂扬，斗志不减。个中原因固然多多，但有无一个
正确的人生态度却也十分关键。在对待人生问题的诸多态度中，乐观主义、悲观主义、自然主义是主要的三种：
乐观主义是积极进取的。我们老祖宗在《周易大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种支撑我们民族屡经磨难却能生息繁衍下来的深厚民族精神，也就是孟子所谓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在古代士人眼中，一个人若有了这种精神或气概，是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坦然面对的。
悲观主义是消极退让的。这种哲学带着有色的眼镜观察世界、观察事物：无人不可悲、无物不可悲、无事不可悲。现代西方的存在主义思潮，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悲观主义的。在他们看来，“存在”本身就是一切烦恼、焦虑、痛苦的根源。
自然主义即主张清心寡欲，无所作为。这是我们的老祖宗庄子使用的方法。宠辱不惊，哀乐不入，顺其自然，安之若素，什么是非得失、功名利禄、生死富贵、寿长寿短都一样。天下万物，“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不过，这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非双谴，物我两忘的相对主义做法，虽能使人的心灵得到暂时解脱，但也可能使人从一种人生危机走入另一种人生危机，即跌入太虚幻境。
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乐观主义者，但不是一般通常意义上的乐观主义者，而是基于对客观规律的自觉认识和把握之上的刚健有为，百折不挠，是能忍受失败和痛苦的革命乐观主义者。毛泽东说过，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