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兴起于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里（1920—1929）。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新文学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任务主要侧重于“现代民族文化的重建与民族人格的重铸。”所谓“普罗文学”即以描写革命为指归的文学。

“革命浪漫谛克”或曰“英雄主义的革命浪漫谛克”。

1928年前后，普罗文学成为锐不可挡的历史潮流涌现出来，许许多多的刊物（如《创造月刊》、《大众月刊》）等大量刊登普罗文学作品以蒋光慈（1901—1931）为代表的普罗文学作家凭着革命的高度热情和对背叛了革命的反动阶级的无比痛恨，要创建一种表现工农革命斗争的“新兴的文学”。在他们看来，这种文学无先例可循，无经验可借，因此他们便去寻找自己的创作路线，这便是“革命浪漫谛克”或曰“英雄主义的革命浪漫谛克”。

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个是它的兴起阶段，主要是以蒋光慈为代表的普罗文学青年作家创办文学社（如太阳社、创造社）为标志。

第二个阶段是普罗文学作家的“自我批评”阶段，以华汉为代表的作家首先意识到“革命浪漫谛克”倾向和“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所造成的普罗文学的种种弊端，而为了文学的发展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肃清”。

最后一个阶段是普罗文学在经过一段曲折道路后获得新发展的阶段，它是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分析派”的出现为标志。普罗文学的这三个阶段性特征恰是当时社会心理的反映。

,并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不仅反映在对此类作品的评论中,更多地体现在倡导革命文学、提倡文艺大众化的文章中,而更为深入地剖析和清算,则反映在马列文论的译介和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既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作用,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瞿秋白的文艺思想和左冀文学运动发展的曲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