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侂胄（1152年11月6日—1207年11月24日），字节夫，相州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市）人，魏郡王韩琦曾孙，南宋权相。

韩侂胄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十月八日，年轻时以恩荫入仕，历任閤门祗候、宣赞舍人、带御器械，淳熙末年官至汝州防御使、知閤门事。

主词条：绍熙内禅

绍熙五年（1194年）六月，太上皇宋孝宗病逝。宋光宗与孝宗素来父子不和，以患病为由，拒绝主持丧礼。朝野内外议论纷纷。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与韩侂胄、殿帅郭杲等人谋议，决定发动宫廷政变，迫使光宗退位，拥立皇子赵扩为皇帝。当时，太皇太后吴氏尚在，住在慈福宫中。韩侂胄因是吴太后的外甥，被遣往慈福宫，密告谋议。他几次入宫，通过慈福宫内侍张宗尹、重华宫提举关礼向吴太后进言，终于取得了吴太后的支持。赵汝愚又命郭杲率殿前司禁军进驻大内，进行军事布置，控制皇宫。

七月，吴太后在孝宗灵前垂帘，以太皇太后的名义宣布光宗退位，由太子赵扩继位，史称宋宁宗。韩侂胄本欲借此定策之功，获取节度使之职。但赵汝愚却认为“外戚不可言功”。韩侂胄最终只升一阶，被授为宜州观察使。他大失所望，由此对赵汝愚怀恨在心。当时，韩侂胄还兼任枢密都承旨，负责传达诏旨。他逐渐获取宋宁宗的信任，便开始伺机打击赵汝愚。

宋宁宗即位后，赵汝愚升任右丞相，以独相的身份执政。他引用理学人士，推荐朱熹为皇帝侍讲。当时，朱熹多次进言，认为应厚赏韩侂胄而不让其参预朝政，但赵汝愚却不以为意。后来，右正言黄度欲上疏弹劾韩侂胄，却因谋划败露被贬斥出朝。朱熹、彭龟年又先后攻击韩侂胄，也都遭到贬官。

同年十月，韩侂胄进拜保宁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但他对赵汝愚的怨恨却日益加深。当时，知閤门事刘弼因未能参与绍熙内禅，也对赵汝愚心怀不满。他对韩侂胄道：“赵丞相是想独揽拥立大功，您岂止是不能得到节度使之职，恐怕还会被贬到岭南边荒之地。您只有控制住台谏，才可保无忧。”韩侂胄遂通过内批，将监察御史吴猎免职，任命亲信刘德秀、杨大法、刘三杰为御史，逐渐控制了言路。他还将参知政事京镗引为同党，共同对抗赵汝愚，赵汝愚的地位受到威胁。

庆元元年（1195年），韩侂胄指使右正言李沐，奏称赵汝愚以宗室之亲担任宰相，不利于社稷安定。宋宁宗遂免去赵汝愚的丞相之职，将他外放为福州知州。太学生杨宏中、张衟、徐范、蒋傅、林仲麟、周端朝上疏保救赵汝愚，结果都遭到编管处置。当时，朱熹、彭龟年、黄度、李祥、杨简、吕祖俭等人皆因攻击韩侂胄而获罪，朝官因议论韩侂胄而遭责罚的达数十人。

主词条：庆元党禁

赵汝愚罢相后，韩侂胄升任保宁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并通过向宁宗荐用亲信的手段，掌握实权。他指称理学为伪学，以此打击理学人士。言官何澹、胡纮弹劾赵汝愚，称其放任伪学泛滥，并有十项不逊之罪。赵汝愚因此又被贬到永州（治今湖南零陵），他途中因病在衡州（治今湖南衡阳）停留。衡州守臣钱鍪在韩侂胄指使下，对赵汝愚百般窘辱，致使其暴病而死。

庆元二年（1196年），宰相留正因曾与韩侂胄不睦，被刘德秀劾以“引用伪党”，罢相贬出朝廷。不久，韩侂胄又加授开府仪同三司。言官为迎合韩侂胄，纷纷大肆攻击理学，但因畏于清议，皆不敢公然指斥理学领袖朱熹。韩侂胄遂提拔沈继祖为御史，通过沈继祖弹劾朱熹“十大罪”，宋宁宗遂免去朱熹的一切职务。

庆元三年（1197年），刘三杰入宫奏对，称伪党已演变为逆党，韩侂胄也表示认同。宋宁宗遂下诏严禁理学，并在王沇的奏请下，订立《伪学逆党籍》，将赵汝愚、留正、朱熹、周必大、彭龟年、徐谊、杨宏中等五十九人列名籍上，其中以赵、留、周三人为罪首。当时，施康年、陈谠、邓友龙、林采皆因攻击理学而久任台谏官，张釜、张岩、程松也因此升为执政。

庆元四年（1198年），韩侂胄进拜少傅，封爵豫国公。

庆元五年（1199年），韩侂胄又指使蔡琏告发赵汝愚，称赵汝愚在绍熙内禅中怀有异谋。他还要逮捕彭龟年、曾三聘、徐谊、沈有开等人，送大理寺问罪。中书舍人范仲艺据理力争，方才劝止韩侂胄。后来，韩侂胄又升任少师，进封平原郡王。

庆元六年（1200年），韩侂胄又进位太傅。当时，婺州布衣吕祖泰上书朝廷，认为不可封禁理学，并请皇帝诛杀韩侂胄。韩侂胄大怒，将吕祖泰施以杖刑，流放钦州。但随着党禁的主要推动者京镗的去世，韩侂胄也逐渐放开了对党禁的管控。张孝伯声称“不弛党禁，恐后不免报复之祸”，陈景思亦劝他“勿为已甚”。韩侂胄遂于嘉泰二年（1202年）正式建议宋宁宗解除伪学之禁，并追复赵汝愚、朱熹等人的官职。被列入“逆党”的健在者，如徐谊等，皆得复官。庆元党禁至此结束。

韩侂胄执政后，宋光宗朝被排斥的主战官员，再被起用。陈贾任兵部侍郎。吴挺子吴曦回四川，任四川宣抚副使。家居的辛弃疾也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

开禧元年（1205年）改元，一个进士廷对，也上言“乘机以定中原”。本来准备北伐的宁宗、韩侂胄，得到辛弃疾等人的建言，在朝野抗金声中，决意发兵了。不久，韩侂胄加封平章军国事，总揽军政大权，下令各军密作行军的准备，出朝廷封桩库金万两作军需。命吴曦练兵西蜀，赵淳、皇甫斌准备出兵取唐邓。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指挥渡淮。

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郭倪派武义大夫毕再遇、镇江都统陈孝庆定期进兵，夺取泗州。金兵闭城备战。毕再遇建议提前一日出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陈孝庆领兵假攻西城。毕再遇自东城杀入，金兵败溃。毕再遇树起大将旗，喊话说：“我大宋毕将军也，中原遗民可速降”。城中汉官出降。宋军收复泗州。郭倪来劳军，授毕再遇刺史官职。毕再遇说：“国家河南八十一州，现 在攻下泗州两城就得一刺史，以后还怎么赏官？”辞官不受。陈孝庆继续进兵，攻下虹县。江州统制许进攻下新息县。光州民间武装攻下褒信县。宋军出兵得胜，形势大好。五月间，韩侂胄请宁宗正式下诏，出兵北伐。

韩侂胄出兵伐金，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是充分的，但军事准备却很不足。他推荐老师陈自强担任左丞相，引用旧日的僚属苏师旦为枢密院都承旨，辅佐指挥军事。决策出兵前，宁宗、韩侂胄解除伪学逆党籍，重新任用一些在籍的官员，争取他们一致对外，但其中的某些人并不真诚合作。韩侂胄拟用广帅薛叔似去前线统帅淮西军兵，薛叔似不赴任。又命知枢密院事许及之守金陵，许及之也不出守。调任光宗时派往四川的丘崈为江淮宣抚使，丘崈辞不受命。将帅乏人，宁宗下诏：朝内外举荐将帅边守。邓友龙曾出使金朝，说金朝内部困弱，主张北伐，用为两淮宣抚使。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仍为副使。伐金的主力军分布在江淮、四川两翼。

主词条：开禧北伐

韩侂胄部署北伐时，宋军中已出了内奸。早在宁宗下诏伐金前一月，吴曦已在四川里通金朝，图谋叛变割据。派遣门客去金军，密约献出关外阶、成、和、凤四州，求金朝封他作蜀王。宋出兵伐金，金朝指令吴曦在金兵临江时，按兵不动，使金军东下，无西顾之忧，密许吴曦作蜀王。韩侂胄日夜盼望四川进兵，陆游诗翰多次催促，吴曦不理。金蒲察贞领兵攻破和尚原，守将王喜力战。吴曦下令撤退，宋军败溃。金兵入城。吴曦焚河池，退军青野。兴元都统制毋丘思（毋音贯guàn）领重兵守关。金兵到关，吴曦下令撤防。毋丘思孤军不敌，金军陷关。

开禧元年（1205年）年底，吴曦秘密接受金朝的诏书、金印，作蜀王，示意程松离去。程松兼程逃出陕西。吴曦叛变，宋军伐金的部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金军有吴曦在四川作内奸，得以集中兵力到东线作战。宋郭倪军驻扬州，派遣郭倬、李汝翼会师攻取宿州，被金兵打败，退至蕲州。建康都统李爽攻寿州，也战败。皇甫斌又败于唐州。江州都统王大节攻取蔡州，不下。只有毕再遇一军继续获胜。

开禧二年（1206年）六月，韩侂胄因出兵无功，罢免指挥军事的苏师旦和邓友龙，又用丘崈为两淮宣抚使，用叶适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丘崈受命上任，就放弃已占领的泗州，退军盱眙，说是可以保全淮东兵力。宋军退守，金军分九道进兵。战争形势由宋军北伐变为金军南侵了。十一月，丘崈任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兵马。金完颜纲军陷光化、枣阳、江陵，又攻破信阳、襄阳、随州，进围德安府。仆散揆军偷渡淮水，宋兵大败，金军进围和州。纥石烈子仁攻陷滁州、真州。淮西县镇，都被金军占领。

开禧二年（1206年）底，金军又秘密派人去见丘崈，示意讲和。丘崈密送金使北归。从此，丘崈多次遣使与金军谈和，暂行停战。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崈主和，韩侂胄日益陷于孤立了。

开禧三年（1207年）正月，丘崈被罢免，改以张岩督视江淮兵马。韩侂胄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又派遣使臣方信孺到开封同金朝谈判。这时，四川的形势是：叛徒吴曦在开禧三年正月，公然建行宫，称蜀王，置百官，请金兵进入凤州，献出四郡，并准备削发（改女真辫发）向金称臣。

长期以来坚持抗战的四川军民，对吴曦的叛卖，展开了强烈的反抗。吴曦召用大安军杨震仲。杨震仲拒不附逆，服毒药自杀。陈咸剃去头发，拒绝向金朝臣服。史次秦自己弄瞎了眼睛，拒不作官。一些官员也都弃官而去。随军转运使安丙却受伪命，作了吴曦的丞相长史。监兴州合江仓杨巨源和吴曦的部将张林、朱邦宁、义士来福等相联络，策划讨伐吴曦。杨巨源去找安丙说：“先生做逆贼的丞相长史么？”安丙见势不妙，号哭说：“我没有兵将，不能奋起。必得有豪杰才能灭掉此贼。”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结合兵士李贵、进士杨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数十人，也在计划杀吴曦。杨巨源与李好义等商议，杀吴曦后，得有个“威望者镇抚”，准备推安丙出来主事。杨君玉等伪造皇帝诏书，命安丙为招抚使，诛反贼吴曦。李好义等七十多人闯入伪宫，宣读诏书，兵士都散去。李贵当场斩杀吴曦。吴曦称王仅四十一天。诛灭叛徒，大快人心。军民抗金情绪，极为高涨。

韩侂胄得知吴曦叛变，曾密写帛书给安丙说：“如能杀曦报国，以明本心，即当不次推赏。”帛书未到，安丙已奏报吴曦诛灭。韩侂胄即任安丙为四川宣抚副使。吴曦被杀，金朝大为沮丧，又无战备。杨巨源、李好义等请乘势收复四州。李好义出兵，一举收复西和州。张林、李简收复成州。刘昌国收复阶州，张翼收复凤州。孙忠锐收复大散关。李好义进兵至独头岭，会合当地民兵夹攻金军。金军大败。宋兵七日到西和，所向无敌。金将完颜钦逃走。李好义整军入城，军民欢呼。李好义又请乘胜进取秦陇，以牵制侵淮的金军。安丙不许，士气大受挫折。大散关又被金兵夺去。安丙不许乘胜北伐，却在宋军内部自相残杀。安丙与孙忠锐不和，命杨巨源伏兵杀孙忠锐。吴曦原部将王喜指使党羽刘昌国在酒中放毒药，害死李好义。安丙又诬指杨巨源谋乱，把他下狱害死，假说是自尽，报给朝廷。抗金将士，无不愤慨。由下级军官和民众武装发展起来的大好形势，又被安丙等断送了。

这时的金朝，正如辛弃疾所判断的，处在“必乱必亡”的前夕。只是由于宋朝出了叛徒和内部的不和，部署失宜，才使金兵得以侵入淮南；但金朝实际上已不再有继续作战的能力，只是对宋朝威胁、讹诈。宋使方信孺到金，金朝先把他下狱，虚声恫吓。九月初，方信孺带回完颜宗浩给张岩的复信，说若称臣，以江淮之间取中划界。若称子，以长江为界。斩元谋奸臣（指韩侂胄等），函首以献，增加岁币，出犒师银，方可议和。韩侂胄大怒，决意再度整兵出战。宁宗下诏，招募新兵，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代苏师旦）指挥军事。六十八岁的辛弃疾这时得病家居，任命下达后，还没有去就任，就在家中病死。

韩侂胄筹划再战，朝中主降的官员大肆活动。史浩在光宗朝病死，其子史弥远这时任礼部侍郎，是朝中投降派的主要代表。庆元六年（1200年），韩侂胄的侄孙女韩皇后去世，中宫之位空缺。杨贵妃和曹美人当时都很受皇帝宠爱，然而因为杨贵妃擅于权术，韩侘胄对皇帝赵扩进言，说女人才学高、知古今、性机警不是好事，建议立性格柔顺的曹美人为后。但宁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嘉泰二年（1202年），宁宗立杨氏为后。

杨皇后对韩侂胄深怀仇怨，在政治上则和其兄杨次山以及史弥远一起，反对韩侂胄。史弥远秘密上书，请杀韩侂胄。杨后又叫皇子赵询上书，说韩侂胄再启兵端，于国家不利。宁宗不理。杨后、杨次山和史弥远秘密勾结，阴谋对韩侂胄暗下毒手。

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中军统制、权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等在史弥远等的指使下，于韩侂胄上朝时突然袭击，将他截至玉津园夹墙内暗杀。事后才奏报给宁宗。韩侂胄被暗杀，军政大权全归杨后、史弥远所操纵。随后，他们又把苏师旦处死。投降派完全遵照金朝的无理要求，把韩侂胄、苏师旦的头割下，派使臣王柟送到金朝，并且全部接受金朝提出的条件：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金军自侵占地撤回。南宋又一次屈膝降金，算是完成了“和议”。

韩侂胄作为外戚帮助宁宗登上皇位后，他获得了宁宗的无比信任。他不仅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高官，还掌握了一日一朝的命令权和宰相的印信，这使得他能够完全独揽政治权力。然而，庆元党禁后，许多理学派的支持者被排除在南宋政坛之外，对于理学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限制。韩侂胄的专权导致文官集团逐渐与政治中心疏离，而大量武选官却进入了政治核心。然而，这些武选官的整体素质较低，被视为次等官僚，他们的晋升空间也受到严格的限制，无法进入高层行政权力中心。可惜的是，这些侂门官员却紧密接近最高权力，这为他们带来了悲剧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总的来说，韩侂胄的专权对南宋的政治体制造成了结构性的影响，导致文官集团的边缘化和武选官的崛起，限制了理学的发展，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困扰。

韩侂胄当政时的一件大事，是崇岳飞、贬秦桧。孝宗初年，追复岳飞原官。淳熙六年（1179年），加岳飞谥号武穆。嘉泰四年（1204），又追封岳飞为鄂王，给予政治上的极高地位，以支持抗战派将士。秦桧死后，宋高宗加封他申王，谥忠献。孝宗时，揭露秦桧的奸恶，但还没有改变爵谥。开禧二年（1206年），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荒谬、丑恶）。贬秦的制词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时传诵，大快人心。韩侂胄对秦桧的贬抑，实际上也是对投降、妥协势力的一个沉重的打击。崇岳贬秦，为北上抗战作了舆论准备。

韩侂胄专权时期，南宋朝廷对金朝的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起初，南宋积极筹备对金的讨伐，并准备发动战争。然而，由于战略上的失策，导致政敌史弥远上台后，南宋失去了北伐的能力。尽管开禧北伐以失败告终，但这次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南宋的军事实力，使得金朝后继者不敢轻易对南宋发动战争。因此，在金章宗之后的四十年间，南宋与金朝之间保持了相对和平的状态，为宋朝休养生息创造了较为安宁的环境。

罗大经：开禧之举，韩侂胄无谋浪战，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当时太学诸生之诗曰：“晁错既诛终叛汉，于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盖未尝以名义言也。譬如人家子孙，其祖父为人所杀，其田宅为人所吞，有一狂仆佐之复复仇，谋疏计浅，迄不能遂，乃归罪此仆，送之仇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周密：绍兴秦桧主和，王伦出使，胡忠简抗疏，请斩桧以谢天下，时皆伟之。开禧侂胄主战，伦之子柟复出使，竟函韩首以请和。是和者当斩，而战者亦不免于死，一是一非，果何如哉?余尝以意推之，盖高宗间关兵间，察知东南地势、财力与一时人物，未可与争中原，意欲休养生聚，而后为万全之举。……寿皇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侂胄习闻其说，且值金人浸微，于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殊不知时移事久，人情习故，一旦骚动，怨嗟并起。而茂陵乃守成之君，无意兹事，任情妄动，自取诛谬，宜也。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

元·脱脱等《宋史》：①宋世内禅者四，宁宗之禅，……中更侂胄用事，内蓄群奸，至指正人为邪，正学为伪，外挑强邻，流毒淮甸。频岁兵败，乃函侂胄之首，行成于金，国体亏矣。②时侂胄以势利蛊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弃疾、陈谦皆起废显用，当时固有困于久斥，损晚节以规荣进者矣。若陈自强则以侂胄童子师，自选人不数年致位宰相，而苏师旦、周筠又侂胄厮役也，亦皆预闻国政，超取显仕。群小阿附，势焰熏灼。侂胄凡所欲为，宰执惕息不敢为异，自强至印空名敕札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预知也。言路厄塞，每月举论二三常事而已，谓之月课。③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宫省，权震寓内。

李贽：侂胄之得志，汝愚荐之也；道学之受祸，晦翁导之也。当时汝愚若以节度使授侂胄，则侂胄已矣。节度使不与，而与太师，可乎?夫当朝廷赏功之时，则宜以赏功为重，一毫已见不可用也。而曰我为宗臣，尔为外戚，可欤?我欲博宗臣不受赏之名矣，而欲抑侂胄以同我，又可欤?纵曰其人不可，吾姑欲假此以抑之，则此赏功者也，非所以论人也，吾又安得作好恶于其间哉?夫赵为丞相，朱为讲官，侂胄未得志也，而朱先生侍讲，首以侂胄为言，何哉?既约彭龟年共攻之矣，他日经筵复留身论奏，至于再，至于三，必欲决去之而后已。吾恐天下之人，耳尽聋，目尽瞎，亦必以我为阿附丞相者矣。

刁包：韩侂胄定策之功可命也，而不可用也，赵汝愚知其为小人而用之，卒致反噬，以基宋室之乱。（《易酌·卷二》）

叶山：①宋襄以天之所弃而争霸，燕丹以命之垂亡而刺秦，姜维以孤危之蜀而伐魏，韩侂胄以单弱之宋而谋金，速祸而已矣。（《叶八曰易传·卷二》）②日既中而昃，昃尽必夕，所当听也，自邑告命延其残喘，则已矣。燕丹不知大命之近止，而遣荆卿；姜维不知炎汉之已替，而九伐魏；侂胄不知失则之在宋，而复金仇；曹髦不知血食之非魏，而战阙下，旋踵灭矣，奚为者哉?易曰：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叶八白易传卷八》）③小人之引其类者，昌其党也，驩兜之荐共工、杨畏之举蔡京是也；其引君子也，饵之而欲食其肉也，蔡京之于司马光、韩侂胄之于赵汝愚是也。（《叶八白易传·卷十五》）

蔡东藩：①汝愚固非能成此举（指绍熙内禅）也，创议赖徐谊，成议赖韩侂胄，事定以后，自当按功论赏，岂可因己不言功，遂谓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乎?侂胄所望，不过一节钺耳，苟请命宁宗，立除外任，则彼已餍望，应不致遽起邪心。小人未尝无才智，亦未必不可用，在驭之有道而已。②光、宁以前误于和，光、宁以后误于战，要之皆幸臣用事之故耳。韩侂胄之奸佞，不贼桧若。桧主和，侂胄主战，其立意不同，其为私也则同。桧欲劫制庸主，故主和，侂胄欲震动庸主，故主战。苏师旦笔吏进身，程松献妾求宠，以卑鄙龌龊之徒，欲令其运筹帷幄，决胜疆场，能乎否乎?盖不待智者而已知其必败矣。

邓之诚：南宋宰相最擅权者，为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四人。盖南宋宰相兼总兵财，权莫与比，一人得政，俨然首辅，其他执政，陪位画诺而已。当艰难缔造之会，非此不能有所施设。史乃尽以奸臣目之，不免门户道学之见。实则秦桧始终受金人操纵，卖国之罪难逭。韩、史操弄威福，有废立之渐，无不臣之心，其所行事，亦善恶互见，不尽如宋史所诋。

白寿彝：由于韩侂胄实际控制政权时期，曾实行“庆元党禁”，将理学定为伪学。所以，在韩侂胄的生前死后，一直受到理学人士的攻击，在他们所修的《国史》中，被称为奸臣。元代修撰《宋史》的理学人士，并将韩侂胄与卖国的秦桧，都列入《奸臣传》。但是金朝君臣对于韩侂胄却另有评价，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记载：“侂胄首将入伪境，彼中台谏交章言，侂胄之忠于本国，乃诏谥为忠缪侯，以礼袝葬其祖魏公（韩琦）茔侧”。不论是评价，还是处理的方式，远比南宋朝廷和理学家们公允。

蔡美彪：韩侂胄执政前后十四年，权势显赫，曾与赵汝愚一党相互倾轧，最后适应朝野抗金的要求，发动北伐战争，由于坚持抗敌，遭受投降派的杀害而牺牲。但因韩侂胄反道学，长期遭到程、朱门徒的咒骂。元代修《宋史》，特立《道学传》崇程朱，又依南宋《国史》立《奸臣传》，不列入史弥远，反而将韩侂胄与秦桧并列，辱骂他是“奸恶”，完全颠倒了历史的是非。后世史家立论，或沿袭旧说，也不免有失公允。

函首安边

韩侂胄被杀后，史弥远在金人的要求下，将他的首级用匣子装盛起来，送往金国，以此为条件签订了《嘉定和议》。这就是所谓的“函首安边”。

但南宋朝廷内部对此议论不休，许多大臣都认为此举有失国体。王介提出抗议道：“韩侂胄头不足惜，但国体足惜！”太学生也作诗讽刺说：“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又说：“岁币顿增三百万”“莫遣当年寇准知”。

《宋史·卷四百七十四·列传第二百三十三·奸臣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