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日缵，字绪中，广东
博罗人。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进士，曾任检讨官职，后累官至礼部尚书。
个人简介
13岁补弟子员，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举人，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官至礼部尚书，以文章、气节、事功著称。1633年（明崇祯六年）充经筵讲官，广稽王道，陈时政，希望皇上“任用正人，矜全愚昧，以喜怒不系之心，成好恶絜矩之治”，皇上听了非常高兴。对朝政提出过许多好的建议，得到崇祯帝的赏识。为官刚正不阿，讲气节。任尚书时，宦官魏忠贤等结党营私，排斥、迫害异己，专权擅政，党羽满朝，献媚者歌功颂德，韩日缵却不屑与之为伍。1635年（崇祯八年）春命教习两朝实录馆馆员，奏呈端心术、习启沃、敦素风、正文体、练经济、养器识等6条馆规，被列为令。他心系故里。当得知博罗遭到 “山寇”骚扰、民不安居的情况后，即设法调兵平息；“寇”平后又上奏善后策，诸如九连置州、平远置县，皆出自韩的建议。他还广泛搜集资料，辑成首部《博罗县志》。购近县城的肥田300亩 （一作顷）作“义田”，赡养族人。择地兴建韩氏义塾，教育族中子弟。修族谱，条列家规。凡遇饥荒，即捐出薪俸煮粥救济灾民，劝募有财力者分别赈灾。韩日缵生平为人孝友敦笃，教育子弟以“简括身心”为本。1636年（崇祯九年）因积劳成疾卒于南京。在充当经筵讲官时，韩日缵分析详明、讲解清晰，甚为熹宗所赏识。他死后，赠太子太保，赐谥文恪，故其诗文集被称为《
韩文恪集》。他著有《询荛录》20卷、诗集10卷行世。
人物生平
仕途生涯
韩日缵（1578～1636），字绪仲，号若海。出生于盛极一时的博罗书香世家。其先祖韩棨于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中举，此后，家族繁衍，至明朝灭亡时，其子孙前后 5代共有26人，其中进士1人，举人11人，诸生7人② 。根据张杰先生的界定，韩氏家族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科举望族③ 。韩氏家族中科名最高且影响最大的是第三代韩日缵，其官至礼部尚书。明万历二十三年（1597）韩日缵“年十三补弟子员”④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乡试第三；万历三十五年（1607），或进士，选庶吉士；万历四十四年（1616），充会试同考官；此后历任左春坊左赞善、礼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职，曾先后两次充篆修实录和经筵讲官。一生刚正不阿，治学严谨，尤其是在篆修实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史志撰写经验。对于这位权臣，崇祯皇帝甚为喜爱，曾盛赞：“习启沃、练经济、正文体、于实学、史识有俾。”⑤
乡邦贡献
韩日缵“里居六载，所为族党谋者。”⑥ 为官乡居期间为家族做出了重大贡献，崇祯《惠州府志》记载：“用不悉置义田三百亩赡族。凡老幼无依，贫莫娶葬，士之家四壁者，岁给谷有差。葺义塾，颜曰敦本以敦孝。”⑦ 康熙《博罗县志》也有记载说：“择地以建义塾，以训族中子弟，中为讲堂颜曰敦本，志不忘先也。修族谱条例家规，一门肃然。”⑧ 不仅对家族贡献大，并且韩日缵“视乡邦利病倾身任之，不啻家事”⑨ 。康熙《博罗县志》记载其在家乡赈灾以及平寇的事迹：“岁大饥，捐廪分赈，全活无算。” ⑩ “邑经山寇，民无宁居。公白诸当事，设法请兵，动中机宜，寇平画善后策。”⑾ 崇祯《惠州府志》则有记载其修建水利以及书院的事迹：“邑三堤大关风气，公率诸生脩复。”“建书院曰文蔚堂，日与后学商榷，诗文处家，宽猛互济，兄弟怡怡有礼，接人谦抑。”⑿ 由此看来，韩日缵是一位身系家乡的人，并且对家乡的乡情有了一个很全面的了解，这就为他在后来修订《博罗县志》提供了可能。“博罗未有志，邑令以属公。公收逸辑残，上下数百年。因事缀词，尤有功于文献。”⒀
世人对其评价
韩日缵不仅仅是一个满腹经纶的学者，他还无时无刻都在关注时事政治，以笔代刀，将对国家命运深刻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危机感全然地融入了文章之中。其存世论著有《韩文恪公集》、《询荛集》等。
崇祯皇帝曾评价韩日缵：“习启沃、练经济、正文体、于实学、史识有俾。”⒁ 明末大儒黄道周、名将洪承畴都是他的学生，著名的东林党人黄尊素（晚明大儒黄宗羲父亲）也礼尊韩日缵为“座上师”。故而，清初人郝浴给予其很高的评价：“德业声施在天下，门下多名儒巨人”⒂ 。
生平简表
年号 公元纪年 主要事迹 资料来源
明万历六年 1578 二月初十韩日缵出生 光绪《惠州府志》卷32《人物·韩日缵传》
明万历二十三年 1597 年十三补弟子员
明万历二十五年 1597 韩日缵乡试考试第三名
明万历三十五年 1607 进士，选庶吉士
明万历三十六年 1608 韩日缵撰《建州女直考》
明万历三十九年 1611 长子宗騋（函可）出生 《奉天辽阳千山剩人可禅师塔碑铭》 郝浴撰
明万历四十一年 1613 韩日缵服阕，除翰林检讨 光绪《惠州府志》卷32《人物·韩日缵传》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充会试同考官，得士十有八人，洪承畴出其门
明万历四十五年 1617 韩日缵满考，授征仕郎，给假归家 函可《千山诗集》
明万历四十六年 1618 谒任京师，长子随其入京师。次子宗驎出生
明万历四十六年 1619 三子宗騄出生
明泰昌元年 1620 升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 光绪《惠州府志》卷32《人物·韩日缵传》
明天启元年 1621 管诰敕，任两朝实录纂修官。十一月，升右春坊逾德兼翰林院侍讲
明天启二年 1622 二月，复充会试同考官，前后所得方应祥、黄道周等弟子；七月，任经筵讲官；十月，册封安乐王。同年，幼子宗骊出生
明天启四年 1624四月，升右春坊，右庶子，还未来得及赴任，又被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任两朝实录副总裁；八月居博罗，这年博罗闹饥荒，开仓赈济乡民
明天启五年 1625 九月，韩日缵仍充两朝实录总裁。是时，魏忠贤盗国柄，欲致文恪公，公冷然应之，忠贤憾焉，欲中公，乃乞官于南
明天启六年 1626 九月，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十月，复召入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
明天启七年 1627 三月，任南京礼部尚书
明崇祯二年1629 始纂辑《博罗县志》崇祯《博罗县志》·序
明崇祯四年 1631 祖母钟氏卒，韩日缵丁内艰归里，是岁谷价复踊，韩日缵捐廪煮粥，又劝募诸有力者酌量分赈，所全活无算光绪《惠州府志》卷32《人物·韩日缵传》
明崇祯五年 1632 改任吏部尚书
明崇祯六年 1632任经筵讲官。初进讲《书经·无偏无陂》一节，皇上听了非常高兴。在此期间，还对朝政还提出过许多好的建议，得到崇祯帝的赏识
明崇祯八年 1635 任教习两朝实录馆馆员，任职期间制定八条馆规。五月十八日积劳卒于京师，谥号文恪
作品简介
撰志始末
《博罗县志》是博罗明朝以前首部成书的县志。天启七年（1627）“邑人士请于县令苏公元起以嘱缵”⒃ 请求韩日缵修志，缵以“安能以哀哀泣血之余为载笔之役，苏公固以请，即需之禫除未脱”⒄ 为由推迟。尔后，崇祯二年（1629）“秋除服，复有大疾，至冬十一月始获邑郡前后志，洎罗浮志。⒅ ”此时，韩日缵才开始编写《博罗县志》。在编写中，根据县志中序记载：“获郡前后志，与父老所传闻”⒆ ，“布衣谢良言从村中得旧志一帙，残缺过半，不知谁氏笔，事竟于天顺六年，时邑人李司空为藩伯，志中独国于先生字不名，疑空笔也，与今郡志微有牴牾，并存之”⒇ ，可知韩日缵是结合郡县的前后志、罗浮志、父老所传以及天顺旧书进行纂辑。“采辑属草凡三阅月，庚午正月志成”(21) 。
县志总述
博罗县位于广东省东南部，珠江三角洲东北端，东江中下游北岸。东邻惠州，南接深圳，西邻广州、东莞，毗邻港澳。自秦始皇三十三年设县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明代的博罗县辖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博罗县以及惠城区东江以北部分。
是志共7卷：卷一《地纪》分为《图经》、《分野》、《气候》、《年表》、《疆域》、《山川》、《津梁》、《墟市》、《物产》、《风俗》十个部分，卷二《政绩》分为《城池》、《位署》、《学校》、《祭祀》、《赋役》、《兵防》、《官师》七个部分，卷三《献纪》分为《选举》、《乡贤》、《寓贤》、《列女》、《仙释》四个部分，卷四《文纪一》只有《制词》，卷五《文纪二》分为《赋》、《铭》、《赞》、《颂》、《记》、《序》、《疏》，卷六《文纪三》只有《诗》，卷七《杂纪》分为《古迹》、《丘墓》、《轶事》、《猺蛋》四个部分。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中由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崇祯《博罗县志》是据国家图书馆胶卷影印的崇祯四年刻本。
县志特点
第一，一般明清的广东方志多以表格形式记载政区沿革，多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省府州县的事迹，类似于《春秋左传》的体例。但是，与广东通志、惠州府志相比，崇祯版的《博罗县志》政区沿革与编年史事记载相结合，用表格形式记载政区沿革的同时也融入了县的事迹，不失为一个创举。与正如此志凡例所说：“广东通志惠州志，皆首事纪，复著沿革，表兹独志年表事之，钜者皆见于编年之下”。
第二，《博罗县志》采用的是类目体即横排体，县志按照事物的不同属性划分为若干类目，然后依时间顺序进行撰写，也就是全书分为若干部分，每一部分就是一个类目，全书按照不同的类目分别撰写。这样专题性比较强，记载也比较清晰。博罗县江宁陶敬在其修的博罗县县志的序中就有言“区别胪陈”(22) 。
第三，县志的行文中有明显的夹叙夹议。这种议，或为引用前志之论，“论曰：语有之，近山之民仁，近水之民知其居使之然也。猺居輋而偏忍蛋，居水而偏愚，岂其种类殊耶。”(23) 或为引用时人之议，“惠十邑，惟博罗最贫，厥土贫瘠，厥土中下，厥赋中上，哀于此孑遗，敲脂吸髓以饱他邑。民其无如，其何能邑乎，人足所履不过径寸，然而设径寸之涂，不留余也，虽有矫捷之士，未有往还无跌者也，况乎不能常有此径寸也。”(24) 或为抒发一己之见，“象头山徃皆土著之民，以烧炭为业，今流寓盘据其中，烧炭者五百余人，与乂髻山之挖锡，罗浮山之种～，遂成三窟，此皆邑之大蠧也。”(25) 其中以后者居多。这种议在文中，或以“论曰”出现在一些二级卷目之末，或无任何标志，只是以低于正文一格的形式，穿插在正文之中。对史实予论议，旧志亦有，但是志夹叙夹议之形，为旧志所不及。
第四，县志的资料性较强。韩日缵的县志充分发挥地方志的 “存史” 功能，收录了有关博罗的大量文献资料，在县志中详细记录了有关明末以前博罗县的各种情况。在崇祯《博罗县志》中，部分的《文纪》篇幅最长，占全志篇幅将近一半，故而保存了大量有关博罗的艺文材料。韩日缵的兄长韩晟为该志评述说：“今读其志，如分域觅士，稽度考究，则精以核也；”、“可以观土风以验隆污。可以察民情以剂政令”。(26)
第五，县志的语言严谨而且很有考究，内容齐全、解释详细但不繁冗，韩日缵的语言文字的功底经得起考究。在康熙版的《博罗县志》中，博罗江宁陶敬就对韩日缵的县志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以史笔之谨严，寓是非之直道，事必准诸邱里，文笔谐之雅驯，详而不冗，精而不俭，斐然成一家之言”。(27)
存史之功
韩日缵所编修的《博罗县志》是博罗县第一部成书县志，具有存史之功，开博罗首修县志之先河。在韩日缵所编《博罗县志》的序中有言：“宣德尝为志，今不传。县事之可考，杂见《郡志》与《罗浮志》中。万历年间，知县邓公以诰令博士弟子于《郡志》简县事，请于归善叶化甫先生为润色之。邑人士意未谐，先生复辍笔，迄未成书，诸论撰载《石洞集》中。”(28) 可见，虽然之前有修编过县志，但是都是没有成书的，所以韩日缵所修县志可以算是开了博罗首次修志之先河，不仅收录了博罗的史料，保存了博罗各方面有价值的史料，为各部门、各学科获取原始资料的重要来源，让博罗开始了“有史可寻”的时代，而且为后世文人修志开创先河。
资世之鉴
在韩日缵所修的《博罗县志》中，论述了很多反映时势要势之史实，反映了当时惠州地区的时代变迁。“博罗，万历以前，氏皆地著，土旷人稀。厥田冝稼。悉不垦发，邑是以贫，然嘉隆间，岭东山寇甚张，而吾邑被祸独轻者，以民皆地著比间，相及相～，而奸～无所容也。戊申巳酉间，兴宁长乐之民负耒而至，无授无节，邑人摈之。当事者谓与长稠而徕，博旷而稀，蔡人亦吾人也，使人与土相配，不亦可乎。自是两邑之民鳞集～布，闽之汀漳亦间至焉。”(29) 这段史实就详细介绍了有关博罗当时的社会变迁。此外，县志中夹叙夹议，其议不少就时势所提出的建策，具有资治之功，反映了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地方士人救国救民的观念和意识。“劫掠甚张，防御之策，所闻于父老之巷，议者具列于左，偹当事者采焉。”(30) “论曰：自有邑以来，鸣琹振铎代有贤者，载籍缺而弗章，罗豫以一圭簿至今，馨人齿颊则其人以也，瞽宗秩祀凢祀[]而人或祀而不传或不祀而传之，之不足微矣。”(31) 韩日缵的兄长韩晟为《博罗县志》所写的序中就有说到：“可以察民情以剂政令”、“因革利病之故，可以一披阅，而晰若观火”。(32)
奠博罗地方史之基
崇祯《博罗县志》还为后世编修县志提供了参考。韩日缵所编修的《博罗县志》，可以说是初具模型的，博罗县江宁陶敬在其编修的《博罗县志》序中，有言：“启政之先，不敢妄有改作，庶几仿文恪公之典型而己。”(33) 可见，后面的人编修县志都是在韩日缵所修的县志的基础上编修的。韩日缵所编修的《博罗县志》，为以后的人编修县志提供了模型以及基础。
但是，韩日缵编修的《博罗县志》还是有一些不足之处的。例如，县志中将《古迹》、《丘墓》的内容编入了《杂记》，不宜，应该编入《地纪》。《铭》编入《杂记》，亦不宜，而应该编入《文纪》。
注释：
①包国滔：《东江地方文献目录提要（连载）》，惠州学院东江文化研究院、惠州市中华文化促进会：《东江文化》2011年12月出版，第39页。
② 汪宗衍：《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20辑明末剩人和尚年谱·博罗韩氏世系表》，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 页。
③科举家族是指清朝时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在全国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第24页。
④光绪《惠州府志》卷32《人物·韩日缵传》，台湾成文出版社1966年版 ，第647页。
⑤崇祯《惠州府志》卷17《人物》，《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644页。
⑥崇祯《惠州府志》卷17《人物》，《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644页。
⑦崇祯《惠州府志》卷17《人物》，《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644页。
⑧康熙《博罗县志》卷3《献纪》，《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
⑨光绪《惠州府志》卷32《人物·韩日缵传》，台湾成文出版社1966年版，第647页。
⑩康熙《博罗县志》卷3《献纪》，《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
⑾康熙《博罗县志》卷3《献纪》，《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
⑿崇祯《惠州府志》卷17《人物》，《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644页。
⒀康熙《博罗县志》卷3《献纪》，《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
⒁崇祯《惠州府志》卷17《人物》，《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644页。
⒂郝浴：《奉天辽阳千山剩人可禅师塔碑铭》见《千山剩人和尚语录》卷之六，北京出版社1998影印本版。
⒃崇祯《博罗县志·序》，《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⒄崇祯《博罗县志·序》，《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⒅崇祯《博罗县志·序》，《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⒆崇祯《博罗县志·序》，《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⒇崇祯《博罗县志·序》，《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21)崇祯《博罗县志·序》，《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22)康熙《博罗县志·序》，《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23)崇祯《博罗县志》卷2·《杂纪》，《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351页。
(24)崇祯《博罗县志》卷2·《政纪》·《兵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25)崇祯《博罗县志》卷2·《政纪》·《兵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26)崇祯《博罗县志·序》，《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27)康熙《博罗县志·序》，《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 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28)崇祯《博罗县志·序》，《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29)崇祯《博罗县志》卷1·《地纪》，《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30)崇祯《博罗县志》卷2·《政纪》·《兵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31)崇祯《博罗县志》卷2·《政纪》，《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32)崇祯《博罗县志·序》，《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33)康熙《博罗县志·序》，《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34)杨凤：《明代东江学术思想的主要特点及成因》，《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2月第一期。
(35)崇祯《惠州府志》卷17《人物》，《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644页。
参考文献：
1、古籍
1、崇祯《博罗县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
2、崇祯《惠州府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
3、【明】韩日缵：《韩文恪公文集》[M]，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
4、【明】黄道周：《黄漳浦文选》[M]，台湾文献丛刊【第 137 种】。
5、【清】郝浴：《千山剩人和尚语录》[M]，北京出版社, 1998影印本版。
6、康熙《博罗县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7、康熙《惠州府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
8、乾隆《博罗县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
9、光绪《惠州府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10、【民国】汪宗衍《《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20辑明末剩人和尚年谱·博罗韩氏世系表》[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1、民国《博罗县志》[M]，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博罗县志办公室，1988年内刊。
今人论著：
1、李默：《广东方志要录》[M]，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内刊。
2、安平秋，章培恒：《中国禁书大观》[M]，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 年版
3、惠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惠州市志》[M]，中华书局2008年版。
4、博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博罗县志》[M]，中华书局2001年版。
5、张杰：《清代科举家族》[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6、惠州市惠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惠州志·艺文卷》[M]，中华书局2004年版。
7、罗志欢：《岭南历史文献》[M]，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8、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惠州文化教育源流》[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9、成晓军著：《东江历史文化初探》[M]，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0、惠州学院东江文化研究院、惠州市中华文化促进会：《东江文化》[J]，2011年版。
11、惠州文化研究会：《文化惠州》[J]，2011年版第2期第3期。
12、黄敏：《明代惠州人才论》，《社会科学家》[J]，2004年11月第06期。
13、杨凤：《明代东江学术思想的主要特点及成因》，《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0年2月第一期。
14、成晓军等著：《东江文化纵横谈：首届东江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