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浚（1894年～1989年9月），又名仲锦。湖北黄冈傅家河下林垮人。早年投身民主革命。1925年9月，同陈赓一起到苏联学习军事，半年后被召回国，参加北伐战争。自1931年至1947年间，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四十八师政训处长、一O四旅旅长、七十七师师长、七十三军副军长、中将军长等职。1947年在山东莱芜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获，经过学习改造，于1961年特赦。1962年回湖北，历为省政协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五、六届常委，文史专员，以及湖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1989年9月在武昌逝世。

韩浚（1894～1989），又名仲锦。湖北黄冈傅家河下林垮人。早年投身民主革命。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校时曾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任入伍生团队排、连长。1925年9月，同陈赓一起到苏联学习军事，半年后被召回国，参加北伐战争。蒋、汪叛变革命后，时任张发奎部警卫团参谋长的韩浚，与团长卢德铭、指导员辛焕文（均系共产党人）计议率部响应南昌起义，在直趋南昌途中，被张部两个团的兵力截击，转赴湘鄂赣边修水—带开辟根据地，扩大武装，自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时，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夏曦要他们三人离开修水，到起义大军去工作。途中被捕，在通城监狱关押半年之久，经友人营救获释。与党失去联系，遂脱党。再去广东，经陈铭枢介绍，在北海盐务处任秘书兼总务科长。1928年夏季，得悉蒋介石要逮捕他，遂赶上海邀约原黄埔同学，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树起反蒋旗帆，失败后，走投无路，于1930年12月赴南京向蒋介石投效。自1931年至1947年间，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四十八师政训处长、一O四旅旅长、七十七师师长、七十三军副军长、中将军长等职。1947年在山东莱芜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获，经过学习改造，于1961年特赦。1962年回湖北，历为省政协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五、六届常委，文史专员，以及湖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1989年9月在武昌逝世。

韩浚，湖北黄冈人，1924年考入黄埔一期，入学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同年10月，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5月回国，先后在上海、南京从事革命工作。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韩浚被调到张发奎的11军教导营当营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武汉形势顿时紧张。5月，夏斗寅叛变后，韩浚在叶挺指挥下带领部队参战，打垮了夏斗寅叛军。6月，韩浚被调到张发奎部任警卫团参谋长。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是个共产党员，韩浚与他关系很好。7月，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周恩来等到南昌组织起义。8月2日深夜，卢德铭、韩浚接到两封电报，一封是周逸群同志从南昌打来的，说“我们起义了，脱离了张发奎的部队”。一封是张发奎从九江打来的，命令警卫团速到九江待命。韩浚与卢德铭商量，决定去南昌和起义部队会合。当部队行军到武宁县时，前去联络的人回来报告：南昌起义部队已经离去。这时张发奎得知警卫团起义，派部队前来围堵卢德铭。韩浚带领部队转移到江西修水，扩充部队，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为了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卢德铭、韩浚等人秘密来到武汉，找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同志汇报了工作。向警予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示他们回去组织起义。在返回部队途中遭遇敌人，韩浚被唐生智部抓住，关押了两个月才被保释出来。当他再回武汉时，党的机关已经找不到了。卢德铭则回到部队，在毛泽东领导下参加了秋收起义。

这个意外的变故使韩浚脱离了共产党的组织，他辗转来到广东，在陈铭枢手下找了个工作。不久，蒋介石电告陈说：韩浚是潜伏的共产党，要陈把韩押送南京。陈铭枢还有同情心，把电报给韩浚看，韩浚被迫离开广东，到了上海。当时黄埔一批反蒋的同学组织起“黄埔革命同学会”，韩浚当了组织部长。他们拥护汪精卫，反对蒋介石，搞了一些活动。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的地位得到巩固，汪精卫被迫出国，黄埔学生的反蒋组织也相继解散，韩浚只得另找出路。

1931年，蒋介石加紧对红军的“围剿“，笼络黄埔旧部为他服务。韩浚正在穷困潦倒之际，蒋介石派人招抚他，转达口信：“黄埔学生犹如亲兄弟一样，过去一时气愤分开了。现在意见统一了，兄弟们还是一家人。只要你回南京，绝不歧视。“韩浚受了感动，向蒋介石表示效忠。蒋介石委任他为中央军校政治部教官，从此，韩浚从一个革命者转入了国民党反动派阵营中。

1932年，韩浚到湖北京山县参加“围剿”红军的战斗，因守卫京山县城有功，受到蒋介石的赏识。抗日战争中，韩浚先后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保卫战，虽然作战勇敢，但部队损失惨重。1941年，他调任国民党第73军77师师长。77师原是一支素质很差的部队，被老百姓称为“害人害到底”的军队。韩浚上任后大力整顿，严肃军纪，加强训练，使部队素质发生很大变化。在长沙会战中，韩浚率部英勇作战，受到王耀武的赞赏。1944年，韩浚升任73军军长，在湘西会战中经过50天激战，打退日军进攻。抗战胜利后，73军升为国民党军嫡系部队，装备美式武器，调往南京担任卫戍部队。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73军作为国民党军主力调往济南，进攻山东解放区。蒋介石在徐州对韩浚说：“津浦、陇海、胶济铁路是国家的动脉，现在全被共产党控制，国家的交通运输都停滞了，这成什么国家！我一定要把这几条铁路拿过来，控制在政府手中。“73军到达济南后，韩浚奉王耀武的命令打通胶济线。他指挥部队从济南向东打，与解放军多次战斗，占领淄博并在当地驻守。

1947年1月，蒋介石、陈诚为实行“鲁南会战”计划，命令王耀武部从北线南下配合进攻。王耀武顾虑山东国民党军兵力不足，想保存实力，只派出12军前进到吐丝口镇就不动了。蒋介石写信催促王耀武，说鲁南会战关系党国安危，希望顾全大局，必须派出三个得力的军，严格执行作战计划，向南进攻，否则以贻误军机论处。韩浚也同时收到蒋介石的信。王耀武无奈，只好把73军这张“王牌”打出来。他在电话中对韩浚说：“我本不想派你这个军参战，领袖的亲笔信指定了73军，你就辛苦一趟吧。”韩浚当时根本不把共军放在眼里，很痛快地接受了任务。

然而73军南下到颜庄后，韩浚才感到形势的严峻。他回忆说：“从吐丝口到新泰这百余里的解放区内，我们不足两个军的力量，摆成一个长蛇阵，随时都有被截断歼灭的可能。而整个山东除济南、青岛外，是解放军的老根据地。特别是胶济路以南的广大地区，人民群众组织得非常严整，军民旱已团结一致，交通要隘，军事消息封锁很严。解放军的情报极其灵通，我们的兵力大小、装备情况、战斗力的强弱，以及全体官兵的情绪、指挥人员的性格和部队的行动等，他们都了如指掌。相反，我们在解放区内连个人影也找不到，侦察队形同虚设，情报人员，在解放区内根本不起作用，偶尔得到点消息也是道听途说，因此，我们的进与退和兵力的部署，全都是盲目的行动。“直到他与李仙洲在菜芜被包围，王耀武下令突围也来不及了。

1947年2月23日是韩浚终生难忘的日子。当他指挥73军刚离开莱芜城不远，就受到解放军大部队的四面围攻。走在右侧的46军在解放军的进攻下发生混乱，很多士兵扔掉武器向西边逃命，涌人73军，顷刻之间把73军的指挥系统搞乱了。韩浚回忆道：“我们各级指挥人员失去了控制，军长找不到师长，师长找不到团长，人们在混乱中争相逃命。看着那种凄惨现象，我们的内心是极其痛苦的。当时我气急败坏地向乱兵大声呼喊：‘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个包围！大家跟着我攻击前进，到了吐丝口我们就有办法了！’我带—部分人冲到吐丝口附近，迎面一排枪从吐丝口方向射来，乱兵中又倒下一批。我判断解放军已攻占了吐丝口。我仍不服气，继续高喊：‘同志们，向博山攻击前进！‘此时跟着我的残兵败将大约有三四千人，并且人数越走越少。突破包围圈后，随行人员为我找来一匹马，怕我自杀，把我的手枪摘下了。我们平安走了三四个小时，天黄昏时，弃马徒步前进。虽然一天没有吃饭，走了将近五六十华里，并不觉得疲倦。在黑夜中，我问随行人员这是什么地方？答复是已到博山外围青石关附近，很快就可以到博山。听说前面是青石关，我思想上发生了变化，行动上也犹豫起来，同时感到又饥饿又疲倦。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黄炎勋高级参谋对我说：‘军长，我是不愿意回南京的，也不想离开解放区。国民党不失败世无天理，回去有什么办法？还不是失业。这里可能有解放军，我们去找解放军，就住在解放区内，好吗？’这时我心乱如麻，许多问题浮现于脑海中：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打败过侵华日军47师团，俘虏他二百多人，显示了我们73军的力量。今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为什么一败涂地？73军是10个美械装备军之一，我是这个军的军长，觉得光荣。今天全军覆没，出去何以见人？蒋介石对美械装备军很重视，今天我把美械转送给解放军，可能要受极严重的处分。思来想去，心情很不平静，对黄炎勋高参找解放军的主张也未及答复。他认为我已默认了，马上跑去高喊：‘这里有解放军没有？’特务连连长也喊：‘我们73军军长要找你们解放军，请派人来谈话！’解放军在黑夜派来不少的人，把我们招到他们的营部，营长对我很客气，在深夜中准备很好的饭菜招待我。第二天，解放军把我送到后方。”

韩浚被俘后，与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一起转移到后方的“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战犯管理所中度过了十几年的改造生活。1962年底他在北京获得特赦，根据本人愿望，政府安排他回武汉定居，担任湖北省政协文史专员。1977年被选为湖北省政协委员、常委。他在武汉安度晚年，直到1989年以96岁高龄去世。